著名旅美学者、作家李？略诩獭段庠酱呵铩分？后，日前又推出了一部力作《商周春秋》，这也是其长篇新历史小说系列“春秋三部曲”的第二部。自去年开始，李？戮涂？始撰写“春秋三部曲”，第一部《吴越春秋》于今年２月份由知识出版社出版，《商周春秋》则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而其第三部《汉魏春秋》正在创作中。本书是作者继《吴越春秋》之后，又一部“新历史小说”的力作。全新的视角导出了一个全新故事。在这一交织着爱情的王朝变更故事中，历来被污蔑为“狐猩精”的妲已获得平反昭雪，被塑造成一个美丽而智慧的悲剧女性；而一直被视为“暴君”的商纣王也摆脱了“妖魔化”的阴影，呈现为一个有性情的天子和一个因爱情而疯狂的男人的复杂形象……小说由此重写了商国之变的这段历史，并使整个中国历史由此而获得了一个全新的解释。

刘伯承元帅是我们党老一辈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外著名的军事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之一，也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他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和邓小平同志一起，以渊博的学识和卓越的才能，组织指挥了许多重大战役，不仅战功卓著，而且有突出的理论建树，形成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指导价值很高的军事理论。刘伯承的军事理论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解决军事实践问题的科学总结，反映了军事领域中的客观规律。朱德总司令评价说：“他在军事理论上造诣很深，创造很多。”陈毅元帅赞扬他“论兵新孙吴”，是当代杰出的兵法家。小平同志说他的军事理论“在国内外屈指可数”。在纪念刘伯承诞辰１００周年之际，我们研究探讨刘伯承的军事理论，不仅是对刘帅最好的缅怀，而且对于继承他宝贵的军事理论遗产，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贯彻落实邓小平新时期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思想，促进我军的现代化建设，更好地担负起党的十四大赋予我军的光荣使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刘伯承的非常之路》围绕刘伯承元帅革命战斗的一生，从多方面反映了刘伯承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胜利，为中国武装力量的发展、为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安全和繁荣，所作出的突出贡献。

本书是关于这位我国著名目录学家、版本学家、敦煌学家、图书馆学家的纪念文集，其论文记述了其生平事迹、反映了其在学术领域的重要贡献等。

图腾作为氏族的崇拜物和标志，常常对这个氏族群体的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在初民社会中，人类生活的内外圈是重叠在一起的，人们是用社会生活方式来表现宗教生活的，因此，其在日常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形成，并世代沿袭和传承的民俗，都或多或少受到宗教观念、宗教情绪年宗教活动的影响。通过图腾研究，我们可以了解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民俗，认识一个民族的民族心理与特点。图腾崇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曾普遍存在于世界各个原始民族之中，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不仅范围广，而且源远流长。古老的华夏族所崇拜的蛇、鸟图腾，之后衍变为龙、凤，一直存在于中华民族的各个生活领域，至今人们还在自称“龙的传人，凤的后裔”。现今有些国家的国徽、国旗上的图案，都与图腾有关。这类图案，象征的是一种思想的共识、一种古老的信仰、一种精神的力量。图腾文化的痕迹在现今社会中依然存在，这大概就是我们研究图腾文化的现实意义吧。<

《中的精神》：从文武双全到中和之道（陈平原）前这册《中的精神》，我的关注点，不在吴清源如何“征战”，而在于其如何“追忆”。除了闭着眼睛也能想到的“扬长避短”——任何一个围棋迷都比我更了解吴清源——外，更重要的是，这并非吴先生头一回自述生平。七十岁那年，也就是1984年，吴清源辞别现役棋士生涯；同年，白水社出版了其回忆录《以文会友》。四年后，台湾独家出版社推出该书的中译本，改题《天外有天》。199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吴清源回忆录》，署吴清源著，李中南译；1996年燕山出版社的《天外有天——一代棋圣吴清源传》，只提作者，未见译者，但书前的金庸、沈君山、桥本宇太郎三序以及《吴清源谈围棋规则》、《荣誉文学博士吴清源先生赞词》，明显透出此书与台版的联系。2002年，已达米寿的吴清源再次披挂上阵，笑谈几十年间亲历的围棋风云。这些分90期连载于《东京新闻》和《日中新闻》的专栏“长路”上的文章，结集为这么一本“记录我周围以及国际棋坛所发生的显著变化的一本最新回忆录”（参见吴清源《〈中的精神〉中文版序言》）。十八年间，两度自述，比起早年的《以文会友》来，《中的精神》到底给我们什么新的启示，这或许是所有“吴清源迷”所急于了解的。对于围棋爱好者来说，吴清源的大名及其业绩，必定如雷贯耳。早年以“围棋神童”出入段祺瑞府邸以及来今雨轩棋席，十四岁东渡扶桑，开始其职业棋手生涯。1933年，年仅十九的吴清源运用自创的“新布局”，与本因坊秀哉名人等对弈，开创了围棋史上的一个新时代。此后二十几年，吴氏横扫千军，超迈前贤，雄踞“天下第一”的无冕王位；尤其是那些被喻为“悬崖上的白刃格斗”的“升降十番棋”，更是充分展示其过人的意志与才华。1961年，吴清源不幸遭遇车祸，留下严重的后遗症，从此战绩欠佳。到了古稀之年，日本棋院等为其在大仓酒店举行了盛大的引退仪式。晚年的吴清源，着力于围棋的国际化，尤其关注中国的围棋事业，祈盼其提倡的“21世纪六合之棋”能为促进世界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尽“绵薄之力”。对于如此精彩人生，怎样准确评价，非我能力所及。与其不懂装懂，还不如堂堂正正，当一回“文钞公”。著名小说家金庸是有名的围棋迷，曾自称古今中外最佩服的，“古人是范蠡，今人是吴清源”，其为《天外有天》所撰序言，题为《崇高的人生境界》，其中提到：围棋是中国发明的，近数百年来盛于日本。但在二千年的中日围棋史上，恐怕没有...[更多内容]

本书内容主要包括：赵太后送子当人质、刘邦纳谏言、房玄龄的真知、李世民的宽容大度、吕夷简过人的智慧、李林甫的善身之术、希特勒的自以为是、高杉晋作的魅力等。

《中华姓氏故事》以100集电视系列剧《中国百家姓》为基础，讲述了中国100个大姓的源流。作者以通俗的故事形式，将一个姓氏的发源、来历等有声有色地进行了描述，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中华姓氏故事》一书，集知识性、学术性、故事性于一体，通俗易懂，是研究华夏姓婚文化的一项重大成果。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中华姓氏故事》以每一姓氏的源流为主要内容；其后附本姓氏部分历史名人或姓氏另源。书后，另附有《中国当代100大姓源望表》、《中华民族大姓姓氏分裂表》《炎黄世系简表》《华夏古部简表》等图表，以备参考查证。

丛书既名"闽台文化关系研究丛书"，顾名思义，是以文化为讨论对象，以关系为切入点，在闽台的背后，涵盖的其实是两岸，所涉及的也不单纯只是文化问題。它是以闽台为中心，民文化为重点，来论析两岸关系的一套系列著作。丛书的选題，包括了林国平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项目"闽台区域文化研究"，刘登翰研究员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基金项目"两岸文学艺术的文化亲缘研究"，以及福建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大项目"闽台文化关系研究"等诸个课題。

与西周的考古资料有关的一个令人困惑的器物是一件由一号坑出、土的玉质短剑（或匕首）。如同两个坑中都出土的大量石戈一样，它应源自于同类金属器物的原型。如果《三星堆祭祀坑》对两个坑的定年是正确的话，这件朴素的器物（目前就笔者所知，很少有人注意）可能是东亚最早的剑。目前所知最早的青铜标本，有些带有装饰华丽的鞘，出现在周领域的北及西缘的西周墓中。学术界通常认为它们起源于中国以北或西北的地方，但笔者并不确定这样的起源论点是否已获得支持。三星堆的发现可以让我们重新去思考这个问题。或许四川地区早期与超越商及周文化圈北界的青铜生产区域有所接触，或者这种型式的短剑就起源于四川。关于这一点，我们很难再多加着墨，因为我们并不希望依据一件单一且在考古学上孤立的标本来做推论。在公元前1世纪后期的四川地区，带鞘短剑是“巴蜀文化”众多武器中最突出的一种。目前发现时代或许最早的“巴蜀”的例子来自于正好处于巴蜀文化范围的茂县牟托的青铜器组合。短剑则不见于定年在西周时期彭县竹瓦街遗址的窖藏中。在未知三星堆这件玉器的存在时，笔者认为缺少这短剑可能可作为较早的定年指标。这个推论现在看来是错误的。（八）四川地区公元前一千年纪左右的武器及工具的装饰也可以用来作为三星堆风格传统延续的指标。笔者在竹瓦街一文中，从这些可能较早的组合里强调数件标本与三星堆青铜器风格的关联性。定年在公元前5世纪中期以后的牟托一号墓中出土了一件青铜鸟。笔者在文章中尝试将其与三星堆的鸟雕像做比较。基于《三星堆祭祀坑》中有关“神树”的完整记录，笔者又进一步确定了牟托遗址铜鸟是三星堆文化的产物。除了这些由三星堆发展下来的“巴蜀文化”（及竹瓦街和牟托）的青铜器组合外，我们也应该对双耳器皿多加注意，这也是笔者在竹瓦街一文中着墨的话题。这个现象可能显示某种程度的仪式延续，但现在的证据还不足以证实。（九）在三星堆“神殿”及“神坛”镂空纹饰上众多关于仪式活动的题材提供了另一个做跨区域、跨时代比较的方向。如前所提，这种在许多早期文明如埃及、美索不达米亚、迈锡尼及大部分的新大陆文明皆为艺术主流的具象艺术，在商周文化的传统中却不重要。地理上与三星堆最接近的例子是大约在公元前第八到第三世纪之间盛行于云南中部地区的滇文化，它在青铜海贝容器等器物上带有华丽的雕塑。其与三星堆的相似主要是在观念而非风格上。但同时，四川地区也必须被考虑为将由商兴起的青铜铸造技术传人滇文化地区的可能媒介。巴纳观察到三星堆及云南剑川海门口铜器在“铸造棱脊的折叠和锤击”技术上相似。不过与其认为这是三星堆晚期的定年指标，笔者倒宁愿认为这个现象是两个区域早期互动的结果。这种关系在滇文化的各类青铜武器型式上也能找到证据。笔者在关于牟托的一文中讨论了一号墓出土，具独特风格的“牌饰”可能是滇文化青铜铸造的先驱，但经以上分析，认为它是三星堆及滇文化之间的衔接可能是更好的说法。在本书中提到的另两个关于三星堆及滇文化的相似性是在青铜雕像上使用金箔以加强人物的面部特征，以及将海贝放置在青铜容器上的习惯。但考虑到这两个文化青铜器上具有较大的差异，如果认为这两个文化之间确实有关联的话，那一定是通过某种目前还未发现的中介阶段。1986年夏，发掘了第三期上层的两个大坑。他们将此遗存定为与商代晚期都城安阳殷墟第一、二、三期同时。三星堆一号坑出土大约300件器物，二号坑出土约600件。两坑都是长方形，二号坑稍晚。坑中出土有青铜器、金器、玉器、象牙、石器和陶器。青铜器（头像）中残留的范土经鉴定就是三星堆当地的土，证明这些器物都是当地制造。坑中还发现大量有焚烧痕迹的兽骨和海贝。这些骨头在放人坑中以前都经烧烤甚至毁坏。奇怪的是，很多青铜器也有灼烧过的迹象。考古工作者的简报说所有的物品都是有序地放在坑中的。一号坑的最底层有玉器，而在二号坑是灰、小件铜器、玉器和海贝。两坑的第二层都是青铜器和金器。一号坑的第三层是动物骨头的残渣，二号坑的第三层则是象牙也是它的最后一层。一号坑还多一层，有陶器和青铜戈。考古工作者提出所有这些器物都是燎祭的供品，与商代甲骨文所记载山川土地的祭祀有关。这次发掘的完整报告尚未出版，但是在已发简报以及1989年春笔者亲自参观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三星堆的器物可以分为A、B两组。A组包括了具有商因素或受了商因素影响的器物；而B组则是在中国考古发现中前所未见的一批风格特异的器物。川西平原时值盛夏，酷热难当并伴有雷阵雨，考古工作者搭起窝棚，每日3班24小时轮流不断地进行发掘。每班发掘工作均由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负责指挥并详细记录发掘情况。26日，发现了一号抗的一条坑道，一号坑平面呈T字形，中部和边上共有三条浅浅的坑道（参见图1—1—1），土坑及坑道均填以黄褐色粘土，层层夯实。将这些填土一寸一寸艰难地清理完之后，一层混杂有灰烬和粘土经夯实且较填土更为坚硬的动物骨渣呈现出来。30日凌晨2点30分，在200瓦和500瓦电灯的强光照射下，在骨渣灰烬层里出现了一件金器，这是一支长142厘米的木杖外壳，用纯金箔制成。接下来，青铜头像和数百件玉石器、青铜容器、象牙、陶器以及其他金器相继出土。一号坑长4．5～4．64米、宽3．3～3．48米、深至1．4米。发掘工作完毕后的8月14日，砖厂工人在取土时又发现了二号坑，发掘小组随即电告国家文物局并于21日开始二号坑的发掘工作。经过30个日日夜夜的苦干，清理完坑内坚硬的填土后，象牙首先呈现在人们眼前，象牙层下面则是大型青铜立人像、金树叶、金鱼形器、玉器和瞳孔外凸的大型青铜面具（图2—5—1·1、2）以及大型青铜车轮（图2—5—2·1）等器物。但是，在已发表的几篇有关二号坑的文章之中，均未提到二号坑是否和一号坑一样也填埋有骨渣。鉴于《文物》1987年第10期的一号坑简报对骨渣堆积进行了详细的记述，而且在陈德安和陈显丹后来的两篇文章中又对骨渣堆积进行了进一步的论述和分析，因此在有关二号坑的文章中对这一特殊现象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实在令人费解。很显然，对骨渣现象的仔细审查将有利于对其背景的认识。下面让我们复查一下已发表的有关资料。所有资料都显示骨渣层体积约3立方米，单个骨渣直径约3厘米。骨渣及灰烬在坑内由南向北呈斜坡状堆积；骨渣大多数泛白，极少部分呈蓝黑色，在骨渣里夹杂有大量的竹木灰烬，并发现有“浇铸铜器时用的泥芯”（这个命名不是欠妥，就是使用不当），但是坑内不见烟熏痕迹，显然这些骨渣在入坑前就已焚烧砸碎。以上细节描述见于由陈德安与陈显丹执笔的一号坑发掘简报及另外一篇文章当中。他们在一号坑发掘简报中对铸造方面的材料作了进一步的描述“……铜头像、铜‘援’等部分铜器出土时，器物内还存有泥芯。在烧骨渣中亦发现泥芯和铜渣。在坑内填土中发现的经火烧过的‘红砂石’碎块，即是浇铸铜器时用的泥芯。这些现象说明铸造这批铜器的地点就在祭扫坑附近的遗址内”。但是，使用“浇铸铜器时用的泥芯”这样的措辞及其他文章中所用类似用语，表明他们对铸造技术并不十分精通，因此，迫切需要对所说的铸造材料进行权威性的鉴定⑨。他们在第二篇文章中对骨渣的性质作了更多论述，认为骨渣的骨壁（密质骨骸的外部组织？）都很厚、骨腔亦窄（骨髓的腔？），说明它们应属较大动物的骨头。但是，如果我对这段文字的理解是正确的——中国同事也将发现这段文字有点不好理解，那么我将对作者所作的解释提出质疑。简单地查看一下I.W.Cornwall的《考古工作者骨骼鉴定手册》和R．E．Chaplin的《考古遗址中的动物骨骼研究》，我们立刻就会知道，单独的一根密质骨的骨壁厚薄和骨腔宽窄在不同部位上是不相同的。同时，尽管我对骨骼研究是个地道的门外汉，但我仍然认为请有关专家对坑内的骨渣进行权威性的鉴定是至关重要的。在中国，至少有一位从事三星堆遗址研究的学者提出骨渣中可能有人骨存在的观点，童恩正亦持同样看法，如果这一论点有充分的理由，那么尤其需要对骨渣进行深入的研究。浏览一下康沃尔关于碎骨的论述对此将有所益。此外，二陈还提到碎骨片发白的迹象表明这些动物被放过血（意味着杀牲祭祀），真不知道他们的依据是什么？回顾上面列举的材料，似乎没人会怀疑弄清骨灰层的内涵不仅对推测骨渣填土的年代，而且对阐明选择这些东西作为填土的原因皆有用处，惟一的可能就是杀戮了大量的动物（还有人？）作为牺牲献祭1而且一个稍有想像力的人就会问，到底需要多少只大象才能形成体积约3立方米且经焚烧砸碎的骨渣层？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在所有的可能性之中，铜渣的存在——如果的确如此以及它们存在于坑内夯土中的现象，无疑将具有特殊的意义。二陈可能根据这一合理的思路提出铸造这批铜器的地点就在两个埋葬坑附近的遗址内。然而，其中一些器物明显来自其他文化区域，例如，他们将几件时代较晚的器物（如图2—1—4所示的尊和图2—2—5所示的罍）列入可能属本地铸造的青铜器群中是错误的。更奇怪的是，他们断言铜人头像和其他器物（包括尊和罍）系为某种仪式而就地铸造并立即使用后埋入土的。二陈认为两座土坑应是祭祀坑，其主要根据有三条：（1）大量玉器的存在，其中有玉琮和玉璋（有1件长达167厘米、宽23厘米），是对埋葬坑祭祀性质的很好说明；（2）象牙、象骨及构成3立方米的大量动物骨渣反映了杀牲祭扫的事实，只不过与中原文化的祭祖方式有所不同。在中原，埋葬前不要焚烧砸碎，甚至连动物的碎骨片都未曾发现；（3）在商代，将奴隶和战俘杀戮（甚至活埋）作为牺牲的现象常见于墓葬和建筑基址里，被斩掉的“人祭”头颅也时常发现。因此，三星堆的无身青铜人头像代表了这种人祭，而三角形的颈部似乎表明刀从颈部两侧斜砍的现象！发掘者甚至未考虑如甲骨卜辞中所记述的祭祀的术语是否妥当就将其套用于三星堆埋葬坑，因此，似乎没必要对其论点的不精确性进行详考。然而，事实上坑内的绝大部分器物也确有焚烧和烟熏的痕迹，并且有大量的竹木灰烬遍布全坑，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当时曾发生了一场非同寻常的事件，而事实上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所发掘的非墓葬埋葬中前所未有的一例。……

重说历史：同是一部中国历史，在今日人们的心目中，与二十年前大不相同。二十多年前，我们心目中的中国历史，大体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地主和农民的阶级斗争贯穿始终，而官府之类的上层建筑，永远向着地主，为地主阶级遮风挡雨。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则被看成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半个世纪前，中国消灭了地主阶级。尽管后来土地承包了，也难免有私下转让的，但地主阶级并未复活。那么，中国如何呢？历史终结了吗？万事大吉了吗？现实生活教育了我们，大家的不约而同地转向了过去忽视的东西，开始追寻另外一道源流，发源于过去并且至今流淌的源流。于是我们看到了另外一幅历史图景。我们看到了官府，看到了专制，看到了潜规则，看到了苛捐杂税，看到了贪官污吏，看到了官逼民反。刘兴雨先生的这本书，一百篇文章，竟无一笔用于描绘地主与农民的阶级斗争的图景。他写官员，写皇帝，写平民，写那些代天理民和代天子牧民的统治者，写代理人的利益和代理人的心理。他描绘了一个官场主导型的社会，这个社会的特征，大概就是没完没了的“千古伤心事”。善不得善报，恶不得恶报。报应错位，源于利益错位。颐指气使的总是那些代理人，可以当他人代表，慷他人之慨，谋过手之私的代理人。作者从秦始皇写到马向东，一路斑斑点点，所有这些笔触，都偏离了阶级斗争史的主流。然而，他的努力和众多当代人的努力一起，汇成了另外一条主流，形成了对有中国特色的另外一种理解和解释。这是中国史学的进步，也是中国思想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