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丛书江苏古籍出版社两年前既已筹划约稿，此册《批校本》本是另一作者。交稿期限到斯时，因故未能践约，而此套丛书之子目已印出，社中临紧授命要求三个月内写出。笔者虽然藏书专题之一即为批校本，然感知大于条理，而批校本双无前人的现成著作可参照，其实“批校本”这个概念本身只是一种书界用语，而非学术观念，其内涵及外延都较为模糊，很多相关名词都需要首先给其下一明确定义，方可入手。要想在短期内完成此任，鄙陋如我者，其难度可想而知。即已应允，全力以赴，略延数日而交稿。其中错漏及周密之处，应不在少数，自然是贻笑大方这不成熟作品，还盼方家教我。拙作之下篇批校家部分因时间匆忙，很多资料直接摘录、引用于郑伟章先生之大作《文献家通考》等书，为此在这里郑重铭谢！书中其他部分有些引文未及核原书，在此亦特别说明。同时批校本之举例仅限于作者所知及手头工具书可查到者，并非该批校家之批校本部存世者，亦望读者周知。

本书介绍了巴中石窟的分布、现状、开凿时代、研究状况等基本情况，进而介绍巴中境内包括南龛、北龛、西龛、水宁寺等十个地点的全部有纪年窟龛和典型窟龛等。

本书从自然崇拜、神灵崇拜、祖先崇拜和萨满崇拜四个方面，对居住在中国、俄罗斯和日本不同地域的两个民族进行原始文化比较。黄任远先生是我国民间文艺家和民俗学研究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萨满文化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室主任，三十余年笔耕不辍，走遍黑土边陲，远涉俄罗斯和日本，倾毕生之心血，探求、挖掘和抢救少数民族文化遗产，《赫哲那乃阿伊努原始宗教研究》更是他研究少数民族文化的巅峰之作。我国北方通古斯—满语族共同信仰萨满教，这是一种原始宗教形态，渗透到精神领域的各个方面。萨满文化现象主要是自然崇拜、神灵崇拜、祖先崇拜和萨满崇拜，概言之，万物有灵。萨满文化研究是当今学术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课题，引起世界各国人文学者的关注和重视，并建立了国际萨满教研究会。黄任远先生的专著《赫哲那乃阿伊努原始宗教研究》，以翔实的资料，独到的论点，创新的思维，系统地剖析了赫哲那乃阿伊努民族的原始宗教文化及其特点，形象地刻画出赫哲那乃阿伊努民族内心的精神世界。该书注重第一手资料，在借鉴基础上追求创新。作者为搜集研究资料，与赫哲族同胞生活和工作了18个年头。特别是为搜集本书资料，他访问了俄罗斯、日本和韩国，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和图片，借鉴了国内外理论界的一些研究成果，丰富了研究内容和思想。图文并茂，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本书共31万字，彩图就达24页之多，其中大量的图片、神话传说、民歌等，使描述看起来生动活泼，富有感染力，在故事中寓之以理。体系完整，层次清晰。该书运用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对赫哲、那乃、阿伊努几个相邻民族的萨满文化进行了多层次、多方位的研究，揭示了民族与文化的关系，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朴素影响，以及他们对本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贡献。《赫哲那乃阿伊努原始宗教研究》填补了萨满教研究领域的某些空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为挖掘少数民族文化，抢救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华神龙，作为世世代代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审美观念、民俗人情的独特审美创造的信息载体，是中华民族在漫长历程中持续创新的装饰艺术精英，蕴含着异常丰深的历史文化信息、无穷才智华彩；它渗透于神州大地各个领域，贯穿于中华民族复杂多变的8000年发展历程，凝聚了炎黄子孙的卓越创造精神。胡照华，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1959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20世纪60年代在北京电影学院各系任教，70年代在科学出版社任编辑，80——90年代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各系任教，为副教授，并兼多所高校教授；曾发表、出版了多种绘画作品、论著、图书，曾出席多次全国学术会议，有长篇专论发表，并列入学报、文选、文集出版；近著《素描·速写入门》（电视教学片之一）、《中国工艺美术简史》出版后颇受欢迎；1996年退休后仍勤于笔耕，创新著作甚丰。历史悠久、神奇独特、自成体系、独树一帜的中华神龙，以其阳刚正气、浩宏气势、祥瑞象征、博大精深而引人入胜，驰名于世，持久流传。对于八千年辉煌的中华神龙文化，作者以“熔古铸今、继往开来、推陈出新、再造辉煌”为宗旨，经长期探研，相当全面系统、深入浅出地阐明了中华神龙的起源、源流、演化、特质、风采、创新、应用、功能、影响等丰富内涵及其审美意象的创新发展。本书将独特创新的科学性、思想性、艺术性、知识性、实用性融为一体，并汇粹了精美绝伦的神龙图片史料珍遗。文图并茂，相得益彰，是迄今罕见的一部文史创新图书。广大读者在收获知识和启迪的同时，又可得到美的文化艺术享受。`

有人认为搞音乐是轻松浪漫的事，是玩着赚钱。如果你真的做了，你才能体会那是一种近乎自虐的生活方式。——窦唯我没有压力，我总是劝别人不要抱太高的希望，人的想像是无穷的，就算你做得好，但如果他的希望更高，他也不会满意，除非你超过他的想像。 ——姜文文化是人类精神价值的体现，也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生存形态。文化的发展标志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市场化转型，这种转型最为重要的文化表征就是文化的市场化趋势，如今文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产业，很多人都在说：文化产业是最后一个金矿……他们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干的，虽然我们的文化支离破碎，但大家乐于做这样一个“淘金者”，因为“淘金”本身也是一种建设。

法西斯主义曾是人类历史上一段？谏募且洌娴乃娴诙问澜绱笳降慕崾浼Ａ寺穑炕故撬恢贝τ谇狈冢谖颐锹跸？21世纪的时候又开始复苏了？这并不是一个危言耸听的问题。如果你想知道答案，就请读一下由斯图亚特·胡德和理查·简斯合作的《法西斯主义》。本书全面回溯了曾在世界范围内猖獗一时的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根源——19世纪的极端保守主义传统，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在意大利、德国、西班牙和日本的四种形式的法西斯主义。本书还通过大量最新的材料，审视了西欧极右势力在政治活动中不断扩张的原因和在东欧及前苏联地区出现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急速膨胀的现象。由于作者学识渊博、阅历颇丰，本书史料翔实，分析深刻而又不失生动。其中的插图，对各色人物、事件的刻画生动形象、简洁有力。可以说，本书是一部关于法西斯主义研究的价值颇高的著作，适合不同知识层次的读者阅读。

本书以文化随笔的方式透视中国历代著名帝王的生活细节，揭示其既为帝王、又具文人特征的独特人格和心理潜影。书中附图100幅。

从西柏坡到中南海，共和国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秘密转移，中国第一代国家领导人核心正式进驻祖国的心脏，新中国的历史由此正式展开。《从西柏坡到中南海》首次曝光惊心动魄的警卫工作和那场不见刀光剑影秘密战役中的幕后英雄，用数百张珍贵的独家照片展现建国初期的绝密档案，为你开启尘封已久的红墙记忆。国共两党在国家领导人的转移的过程中展开了一幕幕殊死较量，各国特务周旋其中，想从中获利。中国共产党警卫人员与其斗智斗勇，周旋其中，终于成功保卫了国家领导人的安全转移，毛泽东身经百战的身上，没有一块弹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办的《信使》杂志已有54年的历史，拥有28种文字。《信使》杂志中文版于1980年7月问世，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在北京翻译出版。作为一本大型国际性刊物，《信使》杂志忠实贯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宗旨，坚持寻求客观真理，以及自由交流思想与知识的信念，致力于文化的广泛传播；为争取正义、自由与和平，对广大读者进行卓有成效的宣传和教育。《信使》杂志广泛涉及人类社会各种问题，涵盖众多不同科学的界域，以丰富的知识，健全的理念，新颖的思想，促进读者对人类自身的更真实、更全面的认识，以及彼此间的了解。鉴于《信使》杂志的重要性、严肃性、知识性和可读性，今特撷其中文版发行以来21年各期译文之精华，以丛书形式推荐给更多读者。丛书根据人类的重大主题或不同领域，分为十二种，重行编选，力求忠实再现《信使》的风貌。21年里，我们约请的译者为《信使》中文版的翻译工作付出了不少辛劳，在此谨向诸位表示诚挚的谢意。教科文组织由于财政困难，已决定从2002年起停止出版《信使》，中文版也相应停刊了。我们推出的这一套丛书，是对《信使》中文版的一种纪念和总结，但愿这不是绝唱。让人类和平自由的“信使”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与西周的考古资料有关的一个令人困惑的器物是一件由一号坑出、土的玉质短剑（或匕首）。如同两个坑中都出土的大量石戈一样，它应源自于同类金属器物的原型。如果《三星堆祭祀坑》对两个坑的定年是正确的话，这件朴素的器物（目前就笔者所知，很少有人注意）可能是东亚最早的剑。目前所知最早的青铜标本，有些带有装饰华丽的鞘，出现在周领域的北及西缘的西周墓中。学术界通常认为它们起源于中国以北或西北的地方，但笔者并不确定这样的起源论点是否已获得支持。三星堆的发现可以让我们重新去思考这个问题。或许四川地区早期与超越商及周文化圈北界的青铜生产区域有所接触，或者这种型式的短剑就起源于四川。关于这一点，我们很难再多加着墨，因为我们并不希望依据一件单一且在考古学上孤立的标本来做推论。在公元前1世纪后期的四川地区，带鞘短剑是“巴蜀文化”众多武器中最突出的一种。目前发现时代或许最早的“巴蜀”的例子来自于正好处于巴蜀文化范围的茂县牟托的青铜器组合。短剑则不见于定年在西周时期彭县竹瓦街遗址的窖藏中。在未知三星堆这件玉器的存在时，笔者认为缺少这短剑可能可作为较早的定年指标。这个推论现在看来是错误的。（八）四川地区公元前一千年纪左右的武器及工具的装饰也可以用来作为三星堆风格传统延续的指标。笔者在竹瓦街一文中，从这些可能较早的组合里强调数件标本与三星堆青铜器风格的关联性。定年在公元前5世纪中期以后的牟托一号墓中出土了一件青铜鸟。笔者在文章中尝试将其与三星堆的鸟雕像做比较。基于《三星堆祭祀坑》中有关“神树”的完整记录，笔者又进一步确定了牟托遗址铜鸟是三星堆文化的产物。除了这些由三星堆发展下来的“巴蜀文化”（及竹瓦街和牟托）的青铜器组合外，我们也应该对双耳器皿多加注意，这也是笔者在竹瓦街一文中着墨的话题。这个现象可能显示某种程度的仪式延续，但现在的证据还不足以证实。（九）在三星堆“神殿”及“神坛”镂空纹饰上众多关于仪式活动的题材提供了另一个做跨区域、跨时代比较的方向。如前所提，这种在许多早期文明如埃及、美索不达米亚、迈锡尼及大部分的新大陆文明皆为艺术主流的具象艺术，在商周文化的传统中却不重要。地理上与三星堆最接近的例子是大约在公元前第八到第三世纪之间盛行于云南中部地区的滇文化，它在青铜海贝容器等器物上带有华丽的雕塑。其与三星堆的相似主要是在观念而非风格上。但同时，四川地区也必须被考虑为将由商兴起的青铜铸造技术传人滇文化地区的可能媒介。巴纳观察到三星堆及云南剑川海门口铜器在“铸造棱脊的折叠和锤击”技术上相似。不过与其认为这是三星堆晚期的定年指标，笔者倒宁愿认为这个现象是两个区域早期互动的结果。这种关系在滇文化的各类青铜武器型式上也能找到证据。笔者在关于牟托的一文中讨论了一号墓出土，具独特风格的“牌饰”可能是滇文化青铜铸造的先驱，但经以上分析，认为它是三星堆及滇文化之间的衔接可能是更好的说法。在本书中提到的另两个关于三星堆及滇文化的相似性是在青铜雕像上使用金箔以加强人物的面部特征，以及将海贝放置在青铜容器上的习惯。但考虑到这两个文化青铜器上具有较大的差异，如果认为这两个文化之间确实有关联的话，那一定是通过某种目前还未发现的中介阶段。1986年夏，发掘了第三期上层的两个大坑。他们将此遗存定为与商代晚期都城安阳殷墟第一、二、三期同时。三星堆一号坑出土大约300件器物，二号坑出土约600件。两坑都是长方形，二号坑稍晚。坑中出土有青铜器、金器、玉器、象牙、石器和陶器。青铜器（头像）中残留的范土经鉴定就是三星堆当地的土，证明这些器物都是当地制造。坑中还发现大量有焚烧痕迹的兽骨和海贝。这些骨头在放人坑中以前都经烧烤甚至毁坏。奇怪的是，很多青铜器也有灼烧过的迹象。考古工作者的简报说所有的物品都是有序地放在坑中的。一号坑的最底层有玉器，而在二号坑是灰、小件铜器、玉器和海贝。两坑的第二层都是青铜器和金器。一号坑的第三层是动物骨头的残渣，二号坑的第三层则是象牙也是它的最后一层。一号坑还多一层，有陶器和青铜戈。考古工作者提出所有这些器物都是燎祭的供品，与商代甲骨文所记载山川土地的祭祀有关。这次发掘的完整报告尚未出版，但是在已发简报以及1989年春笔者亲自参观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三星堆的器物可以分为A、B两组。A组包括了具有商因素或受了商因素影响的器物；而B组则是在中国考古发现中前所未见的一批风格特异的器物。川西平原时值盛夏，酷热难当并伴有雷阵雨，考古工作者搭起窝棚，每日3班24小时轮流不断地进行发掘。每班发掘工作均由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负责指挥并详细记录发掘情况。26日，发现了一号抗的一条坑道，一号坑平面呈T字形，中部和边上共有三条浅浅的坑道（参见图1—1—1），土坑及坑道均填以黄褐色粘土，层层夯实。将这些填土一寸一寸艰难地清理完之后，一层混杂有灰烬和粘土经夯实且较填土更为坚硬的动物骨渣呈现出来。30日凌晨2点30分，在200瓦和500瓦电灯的强光照射下，在骨渣灰烬层里出现了一件金器，这是一支长142厘米的木杖外壳，用纯金箔制成。接下来，青铜头像和数百件玉石器、青铜容器、象牙、陶器以及其他金器相继出土。一号坑长4．5～4．64米、宽3．3～3．48米、深至1．4米。发掘工作完毕后的8月14日，砖厂工人在取土时又发现了二号坑，发掘小组随即电告国家文物局并于21日开始二号坑的发掘工作。经过30个日日夜夜的苦干，清理完坑内坚硬的填土后，象牙首先呈现在人们眼前，象牙层下面则是大型青铜立人像、金树叶、金鱼形器、玉器和瞳孔外凸的大型青铜面具（图2—5—1·1、2）以及大型青铜车轮（图2—5—2·1）等器物。但是，在已发表的几篇有关二号坑的文章之中，均未提到二号坑是否和一号坑一样也填埋有骨渣。鉴于《文物》1987年第10期的一号坑简报对骨渣堆积进行了详细的记述，而且在陈德安和陈显丹后来的两篇文章中又对骨渣堆积进行了进一步的论述和分析，因此在有关二号坑的文章中对这一特殊现象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实在令人费解。很显然，对骨渣现象的仔细审查将有利于对其背景的认识。下面让我们复查一下已发表的有关资料。所有资料都显示骨渣层体积约3立方米，单个骨渣直径约3厘米。骨渣及灰烬在坑内由南向北呈斜坡状堆积；骨渣大多数泛白，极少部分呈蓝黑色，在骨渣里夹杂有大量的竹木灰烬，并发现有“浇铸铜器时用的泥芯”（这个命名不是欠妥，就是使用不当），但是坑内不见烟熏痕迹，显然这些骨渣在入坑前就已焚烧砸碎。以上细节描述见于由陈德安与陈显丹执笔的一号坑发掘简报及另外一篇文章当中。他们在一号坑发掘简报中对铸造方面的材料作了进一步的描述“……铜头像、铜‘援’等部分铜器出土时，器物内还存有泥芯。在烧骨渣中亦发现泥芯和铜渣。在坑内填土中发现的经火烧过的‘红砂石’碎块，即是浇铸铜器时用的泥芯。这些现象说明铸造这批铜器的地点就在祭扫坑附近的遗址内”。但是，使用“浇铸铜器时用的泥芯”这样的措辞及其他文章中所用类似用语，表明他们对铸造技术并不十分精通，因此，迫切需要对所说的铸造材料进行权威性的鉴定⑨。他们在第二篇文章中对骨渣的性质作了更多论述，认为骨渣的骨壁（密质骨骸的外部组织？）都很厚、骨腔亦窄（骨髓的腔？），说明它们应属较大动物的骨头。但是，如果我对这段文字的理解是正确的——中国同事也将发现这段文字有点不好理解，那么我将对作者所作的解释提出质疑。简单地查看一下I.W.Cornwall的《考古工作者骨骼鉴定手册》和R．E．Chaplin的《考古遗址中的动物骨骼研究》，我们立刻就会知道，单独的一根密质骨的骨壁厚薄和骨腔宽窄在不同部位上是不相同的。同时，尽管我对骨骼研究是个地道的门外汉，但我仍然认为请有关专家对坑内的骨渣进行权威性的鉴定是至关重要的。在中国，至少有一位从事三星堆遗址研究的学者提出骨渣中可能有人骨存在的观点，童恩正亦持同样看法，如果这一论点有充分的理由，那么尤其需要对骨渣进行深入的研究。浏览一下康沃尔关于碎骨的论述对此将有所益。此外，二陈还提到碎骨片发白的迹象表明这些动物被放过血（意味着杀牲祭祀），真不知道他们的依据是什么？回顾上面列举的材料，似乎没人会怀疑弄清骨灰层的内涵不仅对推测骨渣填土的年代，而且对阐明选择这些东西作为填土的原因皆有用处，惟一的可能就是杀戮了大量的动物（还有人？）作为牺牲献祭1而且一个稍有想像力的人就会问，到底需要多少只大象才能形成体积约3立方米且经焚烧砸碎的骨渣层？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在所有的可能性之中，铜渣的存在——如果的确如此以及它们存在于坑内夯土中的现象，无疑将具有特殊的意义。二陈可能根据这一合理的思路提出铸造这批铜器的地点就在两个埋葬坑附近的遗址内。然而，其中一些器物明显来自其他文化区域，例如，他们将几件时代较晚的器物（如图2—1—4所示的尊和图2—2—5所示的罍）列入可能属本地铸造的青铜器群中是错误的。更奇怪的是，他们断言铜人头像和其他器物（包括尊和罍）系为某种仪式而就地铸造并立即使用后埋入土的。二陈认为两座土坑应是祭祀坑，其主要根据有三条：（1）大量玉器的存在，其中有玉琮和玉璋（有1件长达167厘米、宽23厘米），是对埋葬坑祭祀性质的很好说明；（2）象牙、象骨及构成3立方米的大量动物骨渣反映了杀牲祭扫的事实，只不过与中原文化的祭祖方式有所不同。在中原，埋葬前不要焚烧砸碎，甚至连动物的碎骨片都未曾发现；（3）在商代，将奴隶和战俘杀戮（甚至活埋）作为牺牲的现象常见于墓葬和建筑基址里，被斩掉的“人祭”头颅也时常发现。因此，三星堆的无身青铜人头像代表了这种人祭，而三角形的颈部似乎表明刀从颈部两侧斜砍的现象！发掘者甚至未考虑如甲骨卜辞中所记述的祭祀的术语是否妥当就将其套用于三星堆埋葬坑，因此，似乎没必要对其论点的不精确性进行详考。然而，事实上坑内的绝大部分器物也确有焚烧和烟熏的痕迹，并且有大量的竹木灰烬遍布全坑，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当时曾发生了一场非同寻常的事件，而事实上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所发掘的非墓葬埋葬中前所未有的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