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发掘的曾侯乙墓系曾国之君墓。在曾侯乙墓出土的古代乐器中，以规模巨大、保存最好的打击乐器：编钟最为壮观，编钟的出土震惊了中国，震惊了世界，是中国古老优秀文明的象征，是我国文物考古、音乐史和冶铸史上的空前重大发现。本书让你一睹当年发掘全景，了解考古学者的喜与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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俑，也即偶人，是中国古代丧葬中使用极为普遍的一种随葬明器。在考古发掘中，墓葬出土的俑除了有偶人，即各类人物俑外，还有众多的动物形像，所以，在文物考古工作中，俑不仅是指人俑，有时也包括摹制的各种动物。俑自商代後期开始出现，到清代初年消亡绝迹，延续了数千年，遗留下来的各类俑像，数量相当巨大，质地多种多样，有陶、泥、木、银、铜、石、瓷、铅、铁等。造型形像则伴随历史的演进尚不断嬗变扩展，有奴婢俑、仆役俑、侍从俑、武士俑、歌舞伎乐俑、镇墓俑、文吏俑、武官俑、士卒俑、部曲俑、天王俑、力士俑、四神俑、生肖俑、仪仗俑、压胜俑等等，还有鞍马、牛、骆驼、虎、熊、猴、猪、羊、犬、鹗、鸽、鸡、鸭等动物，品类繁多，举不胜举。俑作为一种随葬品，是古人丧葬观念的产物，直接反映着当时的丧葬制度和丧葬礼仪，因此，通过对古代俑的研究，有助於深入了解在中国古代礼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丧礼（凶礼）及丧葬风尚，同时也可考见古人的生活习俗、衣着服饰。俑又是古代工艺匠师创作的雕塑工艺品，其中不乏精美的优秀之作，体现着各时代雕塑艺术的水平和成就，我们今天来鉴赏，仍然可以从中获得美的艺术享受。《中国古代俑》是一部专家僎述中国古代俑鉴赏普及读物。精选中国古代俑249件（组），彩照90幅，单色照282幅。在全世界范围内，中国俑是一项独特的文化遗存。对历史怀有浓厚兴趣的读者阅览本书后，将会发现：已经远逝了的古人，正朝着我们迎面鱼贯而来！

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年第5期发表了任8方先生《（洛阳新获墓志）释文补正》一文，文章从俗别字、成语典故、音韵对仗、名与字的关系等几个方面对《洛阳新获墓志》（李献奇、郭引强编，文物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的释文错误进行了补正，提出了诸多精深、独到的见解。笔者读了任先生的文章受益颇丰，兹就任先生文章的一处疏漏，提出我的一得之见，以求教于任先生及诸位方家。

新疆，由于其地理位置处于古代东、西方的枢纽地带，而备受世人的瞩目。近百年来的考古探险、发现，使得这片神秘之地的古迹逐渐为世人所熟悉，更加引发了人们对它的关注。通过考古学者的不懈努力，在这广袤千里的瀚海上所发生的沧桑巨变已逐渐呈现出一个清晰的轨迹。人类从远古蹒跚而来，沿途之上给我们今人遗下了一个个文明的路标，让我们对远古的人们有了更深切的了解。考古学家们发现，从石器时代开始，远古人们的交流就是广泛的。至青铜时代，新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与其东西相邻国家和地区的交往更加密切。这或许可以为我们理解后来产生出的著名的“丝绸之路”提供一些背景材料。汉代以来，中国政府开始将经营这片广阔的区域作为一种国策，新疆与内地之间的联系变得密不可分。从浩如烟海的遗迹、遗物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本书所展示的，只是几个主要时期不同内容的历史遗物，希望藉此呈现出新疆古代文化的一些侧面，并通过这些文化的载体，来诠释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的形成。

如墓中出土的65件完美的青铜编钟，总重2.5吨多，出土时仍悬挂在木质彩绘的梁架上。编钟件件都能发音，而且同一件钟能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互不干扰，音质纯正，音色优美，全套编钟音域宽达五个半八度，至今仍然能演奏古今中外多种乐曲，被誉为世界古代奇迹。在曾侯乙墓发掘之时，全国各大电台、电视台、报刊就纷纷报导，一时在国内外引起轰动。文物出土后，又先后在随州、武汉、北京、香港、日本、美国等地展出过。与此同时，中央电视台还以曾侯乙编钟为主，结合其他地方出土的一些古钟，录制了一部《古钟之声》，在全国播放。湖北省歌舞团也以这套编钟为主题，创作了《编钟乐舞》，除国内以外，出国演出过的地方更多，可以说，曾侯乙的钟声已经响遍世界！现在，一些中、小学的历史、音乐和美术等课本，都有曾侯乙编钟的内容，不少热爱祖国历史文物的青少年，都很想更多地了解曾侯乙墓的情况，他们提出了不少问题，如编钟出在哪里？一件钟怎么能击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编钟是怎样制造出来的？在曾侯乙墓的发掘和文物展出现场，许许多多热心的观众提出了更多的问题，如此墓是怎样发现的？这么大、这么重的棺椁（墓主内外棺一共重9吨多），当年是怎么下葬，现在又是怎样取出来的？为什么要随葬这些文物，这些文物有何价值、作用？……其中不少问题正是发掘以后需要研究解决的，并且涉及到的学科十分广泛。

吴诗池《厦门考古与文物》一书，不仅用大量考古资料，补充了原始社会以来的考古发现，而且根据考古特点，分述了厦门海岸线的变迁、古文化遗址、墓葬、名胜古迹、对联集锦、革命遗址与纪念建筑、博物馆、纪念馆馆藏珍贵文物等，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将厦门的历史，至少推前到几千年前的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这也从另一侧面，批驳了厦门“从古可考”的廖论。文物学和考古学的研究对象都是文物，并同拟通过对文物的研究，阐述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而表现其共性。在研究方法和手段方面也表现出许多共性。但在研究的年代范围、内容、方法、目的也表现出差异。如：文物学与考古学研究的文物年代范围有异同。相同的是，两者皆研究古代文物。不同的是，考古学只研究古代文物，如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年代下限是定在明王朝灭亡（1644年），清代及其以后的文物即不属它的研究范畴。而文物学则自古代迄至当代的文物皆属它的研究范畴。文物学和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及其来源有异同。文物学只研究文物，而且文物的来源是多元的，有考古发掘出土的，有传世的，有流散在民间的，有从废品收购店拣选的。而考古学则不仅研究文物，与人类活动相关的自然物资料，而且是通过整理、分析，结合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研究，以探讨人类自身、文化和社会发展规律。就具体研究内容而言，可分为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如探讨人类和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农业起源、文明的起源、国家的产生、埋葬制度、婚姻形态、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的研究；又如古文字、货币、美术、建筑、交通、贸易等研究。就一个国家而言，又可分为全国性、地区性研究。对具体文物要进行类型（通过器物的造型、纹饰）、分期、年代、工艺、用途研究，同时，要从纵的和横的对不同地区、不同考古学文化进行区系、类型（通过文化特征）研究。探索同一文化系统不同考古学文化的前后演变发展关系，探索同一考古学文化不同文化类型的演变发展属考古学研究范畴。而且考古学研究的对象，一般是来源于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所获的实物资料。文物学和考古学在研究方法也有其异同。相同的是，两者皆进行文物的分类研究、价值研究、作用研究。此外，两者也同进行文物的断代研究，并同利用某些自然科学手段进行绝对年代断代。但考古学还利用地层学和类型学方法，进行相对年代断代研究。而文物学一般不采用此二法，而往往利用考古学已确定年代的文物作为标准器来对需进行断代的文物（如流散文物）进行断代鉴定，但有时也必须用此二法。文物学与考古学对文物研究的内容及侧重点有异同。如两者虽同对文物研究，但考古学研究的是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所获的第一手实物资料，以及探索不同文化系统、不同考古学文化、不同文化类型间的文化消长、传播和交融关系等。而不孤立地研究单一器物。而文物学则不仅对文物自身的研究，还要研究文物的保护与管理。

封面书脊及版权页题名：俄藏敦煌文献。

本书所选各片都是照原片摹出，绝大多数摹本和原片大小相同，其中个别的按一定的比例缩小。在做释文明，凡能隶定现代汉字的一律使用了繁体字，使之与甲骨文的字形更相近一些，便于识读；凡目前尚不能确切释出的字，我们仍按原形画出，待今后确释；对有争议的文字，我们采用了郭沫若王省吾、胡厚宣等专家意见，同时也兼取其他方家的研究成果。本书甲骨文的分期，仍采用目前通用的五期分法。为使读者能将本书各片与原书相对照并以此为线索查找相关内容，我们编写了对照一览表作为附录一。表中列出本书编号，该片在原书的片号及时代。同时，我们还编制了文字笔画索引作为附录二。书中所见的单字依笔画为序，对一些常见的合文，如月份、称谓、人名等等均以第一字的笔画排列，为方便初学者，在有些繁体字后用括号注上规范简化字。

在进行大量史前考古研究的同时，中国学者对于各个历史时代的文化遗存也进行了大量工作。除殷墟外，考古学家对于商周时代的不少重要遗址进行调查发掘。如1930年开始的燕下都遗址的调查发掘，浚县辛村西周卫国墓地、宝鸡斗鸡台西周墓葬、汲县山彪镇和辉县琉璃阁战国墓葬等的发掘均取得了重要成果。中国学者还数次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内蒙古、新疆等地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1928年开始，黄文弼在吐鲁番附近调查发掘了高昌故城、雅尔湖故城及麴氏高昌墓地。在塔里木盆地周围，调查汉唐时代的城堡、寺庙、沟渠和屯戍遗迹，又在罗布淖尔附近发掘烽燧遗址。袁复礼在吉木萨尔附近勘察并实测唐北庭都护府遗址。1944年，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向达、夏鼐、阎文儒在敦煌附近发掘魏晋和唐代墓葬，并考察汉代阳关、玉门关和长城、烽燧遗址，还在武威发掘了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