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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全面搜集整理了敦煌遗书中的蒙书部分，科学地提出了认定敦煌蒙书的标准，论述了敦煌蒙书的分类和特点，揭示其特质与价值。作者在分析研究的同时，对文献进行了仔细校勘，使我们既了解了敦煌蒙书研究在中国教育史研究方面的无比重要的地位，又读到了大量失传千年的古代教育文本。郭煌蒙书，保存、丰富了唐五代的童蒙教材，其文献内容，既可资研究唐五代的西北方音，又可资考打遗籍与辑佚，更可据以探讨唐五代与敦煌地区的文化风谷研究敦煌蒙书，可资探讨我国传统蒙书发展的源流窥知唐五代敦煌地方教育与寺院教育的实况。

本书共收文章二百五十七篇，陆续写于一九五五至八五年，历时三十载。论及的铜器上自殷周，下至战国。内容涉及文字考释、句读训诂、历史事件舆人物、历史地理、器物断代等五方面。

中国古史上的夏商周时代，一直到春秋战国之交为止，在物质文化上都以青铜礼乐器与兵器为显著的特征，在中国历史上又称为青铜时代。本书所收的十三篇论文，从各种不同的角度看中国青铜时代的文化与社会，企求阐发这个时代文化与社会各个方面之间的有机的联系与其发展变化的因果关系，并且从这种观点上试求说明青铜器的重要性，解释为什么青铜器能够作为一个古史时代的代表。这些讨论所代表的研究方法和使用的材料是比较广泛的，可以作为治古史、考古、古代美术和古代人类学者的参考。近三十年，畏沙、常德、江陵、大冶、鄂城、信阳、辉繇、骞繇、武进、江都、耜舆、昭化、巴繇等地，出土了极其丰富而完整的戟圆木器。但迄今海内外尚无学者连用现代细木工工艺学的知融，来研究这批学世罕见的科学资料。二十余年前，作者即开始依林学院细木工课程的要求，系杭学习有理论舆技术；并有计划地在北京及主要发掘地点，群细考察适些繁富艳偷的木裂品。经畏期的探究，发现戟国匠师们所探用的榫接合方法已多逵敷十檀。学凡现代纟田木工所掌握的主要榫结构，包括其理论舆实践，于二千多年前的戟国时代畿乎都已被发明与应用。这是中圆及世界工艺技术史上一项发见，本书是全世界本探讨这问题的专着，封技术史、工艺史、考古学、上古史都有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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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璽印史上，秦漢是壐印的繁榮發展時期、與戰國時期相比，這個時期的璽印不僅數量大為增多，而且在形制、鈕式，字體等方面都出現了重大的變化，其中尤其重要的是逐漸建立起體現封建等級觀念的一会官印制度。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為了加強封建主義中央集權的專制統治，維護專制君主至高無上的權威，在官印的使用上，規定只有皇帝的璽印才可稱璽和用玉製作，衛宏《漢舊儀》說：“秦以前民皆以会玉為印，龍虎鈕．唯其所好．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群臣莫敢用”。漢承秦制，但略有增益，規定只有皇帝和皇后的印才可用玉製作，《漢舊儀》：“皇帝六璽、皆白玉螭虎鈕，皇后上璽，文與帝同”蔡邕《獨斷》亦云：“皂后赤綬玉璽”。在璽印的稱誚上，則規定除了皇帝與皇后印可稱璽之外，諸侯王的印也可稱璽，如《漢舊儀》說：“諸侯土印，黃金橐駝鈕，文门璽”。根據《史記》、《漢書》和《漢官儀》等史籍的記載，西漢武帝時期，經過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和人初元午（公元前104年）前後兩次對印制的頒令，一套依照官秩尊卑而區別C．官官印的質地、尺寸、鈕式、印綬、稱謂以及字數的官印制度便完全建立起來了。應劭《漢官儀》云：“孝武卓帝元狩四年，令通官印方寸大，小官印五分。王、公、候金、二千石銀，千石以下鋼印”。《史記。孝武本紀》：“夏，漢改磨，以正月为為歲首，而色尚黃，官名更印章以五字，因為太初元午”。《集解》引悵晏口：”漢據上德，土數五，故用五為印文，若丞本曰‘承相之印取’，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也”。《漢書武帝紀》及《郊祀志》所記亦同。衛宏《漢售儀》關于漢代官印印制的記載，除了個別有誤之外，基本上反映了經過武帝前後兩次對印制規定後，所建立起來的漢宫印制度。《漢舊儀》云：“諸侯王印，黃金橐駝鈕，文曰璽，（註：謂刻口某王之璽）赤地綬；列侯黃金印，龜鈕，文日印（註：謂刻曰某侯之印）：承相、大將軍、黃金印，龜鈕，文口章（註：謂刻闩某官之章）。御史大夫章；匈奴單于黄金印，橐駝鈕，文口章；御史、二千石，銀印龜鈕，文口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鋼印鼻鈕，文口印，（註：謂印但作鼻、小為虫獸之形，而刻曰某官之印）。二百行以卜皆為通官印”。以上史籍記載的這套官印制度，經過與傳世漢宫印實物的驗証，可知在雨漢時期基本卜足遵行的。

江漢地區以湖北江漢平原為中心，是長江流域重要的文化發祥地。五十年代以來的考古工作，除發現舊石器時代人類化石及文化遗存外，新石器時代文化更是分佈廣泛，序列清楚。先後出現城背溪、大溪、屈家嶺和石家河文化等。進入商周時代，江漢文明在禮制、文字、青銅器風格各方面均呈現以中原文化為主的面貌。春秋晚期開始，江漢地區成為楚文化的勢力範圍，地方色彩逐漸明顯，以繁複綺麗的青銅文化、明豔多彩的漆器和絲織品藝術成為中國南方文化的代表。《江漢地區先秦文明》展覽精選湖北省博物館、荊州博物館、宜昌博物館珍藏的文物98項，年代從距今四、五萬年前的舊石器晚期到公元前三世紀的戰國晚期，器類包括石器、陶器、玉器、銅器、金器、漆器和絲織品等，從各方面展示江漢地區先秦時期光輝燦爛的歷史文明。

廣東北依南嶺，南臨大海，山川秀麗，土地肥美，氣候宜人，物產豐富。早在十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我們的祖先已在這塊土地上勞動、生息、繁衍。其後的新石器時代，祖輩們活動區域更加廣泛，在東起潮汕平原，西至北部灣沿海，北起南嶺，南至海南島的土地上，發現了四百多處新石器時代遺址。一九七三年在曲江縣馬壩鎮石峽，發現了大型的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遺址和墓葬羣，被確認為“石峽文化”，為廣東新石器時代考古開創了新的領域。在近幾年開展的文物普查中，曲江縣境內又發現了“石峽文化”類型的遺址數十處。一九七八年佛山市郊河宕遺址發掘以來，在南海縣境內亦發現類似的貝近遺址三十九處，其中有幾處面積近萬平方米。從廣東所石器時代遺址和墓葬出土的遺物觀察，各種類型的文化遺存之間有很多相似之處，也有一定的差異，同屬於幾何印紋陶文化系統，與長江中下游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有不同程度的聯繫。這些文物清楚地告訴人們’新石器時代由於磨製石器的出現和使用，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較之舊石器時代有了很大的進步。馬壩等地出土的碳化稻谷表明，我們的祖先已逐漸從以採集經濟和漁獵經濟為主，向以栽培水稻為主的原始農業經濟發展。增城金蘭寺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址出土的陶祖，說明原始的母采氏族社會組織已經解體’取而代之的是父系氏族社會組織。但由於這一時期的生產水平仍較落後，人類抵禦自然災害的能力較差，致使祖輩們所經歷的新石器時代是如此漫長。可以看出，他們在從野蠻時代向文明時代進軍的路上是那樣的步履艱難。廣東青銅器的發現可以追溯到三十年代，先是在香港，繼之又在海豐採集到了青銅器，開始給史學界提出厂如何認識廣東青銅文化的問題。新中國成立後，發現青銅文化的遺址三百多處。六十年代，在清遠縣發現了以青銅器為主要陪葬品的兩座墓葬，七十年代以後，又在四會、肇慶、廣寧、德慶、羅定’博羅、始興、揭陽：、廉江、饒平等市、縣發現青銅器時代的墓葬六十多座。這些青銅文化的遺址和墓葬的發現證明，廣東從周代已進入青銅器時代，春秋以後的青銅器數量迅速增加’鑄造工藝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戰國後期還出現了鐵器。廣東青銅器時代的文化，既有明顯的地方特點，也有楚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影響。

中国作为古老的文明古国，中华文明从来就没有断裂过，因此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中国留下了丰厚的文物遗产，这些文物不仅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家国一体形成发展过程的见证，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中国文物不仅仅保留在国内博物馆中，而且有大量的国宝级文物流失海外，本书就是已流失海外的文物为出发点，按照青铜器、陶器、瓷器、玉器、漆器、丝织品、书法、绘画、雕塑等进行分类，全面展示中国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鲜明独创性的文物，展现中华文明的无穷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