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林致的这本专著是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认知归因的文化背景及其差异性--兼中国人归因模式研究》的基础上修改、增补而成的。承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厚爱，该书得以付梓出版。我作为他的导师，谨以此序表示祝贺，并向读者推荐。 归因理论是西方社会认知领域最为重要的理论流派之一，从1958年美国心理学家海德(F．Heider)创立该理论以来，关于归因的研究久盛不衰。在中国，归因理论从20世纪80年代末被介绍进来后，一直作为一个热点受到研究者的青睐，有关归因的研究连年不断。然而，归因理论是典型的西方文化理论，这不仅体现在该理论的创始人及其各流派的代表人物都是西方人(主要是美国人)，而且反映在该理论形成时的基本对象是西方人，其基本观点和结论都是在西方社会得出来的。尽管归因理论后来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得到广泛推广和应用，但基本都是对西方理论的照搬或验证。从国内归因研究现状看，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实证研究，都还没有涉足从文化背景的角度反思西方归因理论的局限性，更没有自觉地从中国文化背景出发来设计实验进行调查，对调查结果从文化角度来分析、说明。本书第一次从文化分析的角度出发，对西方归因理论的文化背景加以考察，分析西方归因理论的文化实质，并试图通过实证调查来证明个体的归因模式与其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的假设，这在国内归因理论研究中还是首创性的工作。

该书全面阐述了白族的宗教信仰本主文化的形成.流传和发展.本主文化伴随着白族人的生产.生活.无论是什么节日，白族人都要先做迎送本主神的活动.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源自远古的图腾崇拜活动，正在逐渐消亡，为使这种文化现象流传下来，我们出版了该书，目的是为了更多的人了解它的社会价值.历史价值.抢救价值.

中国和阗美玉-（CD-ROM） 7-900424 出版社张新泰

发展的目的是什么？什么样的发展才是人类的全面发展？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什么角色？《文化多样性与人类全面发展——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报告》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解答，其中关于“人类全面发展”和“文化多样性”的观点至今仍然是该领域的经典表述。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WCCD）于1992年由联合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成立，在前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的主持下，委员会集中了国际社会一批一流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文化人类学家、历史学家、自然科学家、艺术家和政治家（其中不少人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起草了这份里程碑式的报告。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有着重大影响的人物，梁启超认为他“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是“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在某种意义上，曾国藩是传统文化的产物。《曾国藩传统文化思想研究》拟对其传统文化思想作一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力图从这一视角解析曾国藩之谜。全书共分八章，主要从治学为人、立身处世、治家修身等等方面进行探讨。

张艺谋的雅典“黑色8分钟”短短8分钟。相当于3000米的中长跑。但张艺谋这次在奥运会上的成绩似乎确实不那么尽如人意。酝酿了那么长时间，事先预热和铺垫了那么多，还进行了严格的保密，到头来呈现给人们的却仍旧是那些预料之中的货色，难免给人一种装神弄鬼的感觉。虽然只是短短8分钟，确实破绽百出。看来，没有了“兵马俑”的灵感，不依靠“人海战术”，张导演就显得捉襟见肘，无所适从。人们依旧又看见了那熟悉的“张氏行头”：短得令人尴尬的旗袍，刚柔并不相济的拳术，过分招摇的京剧武生……最后还有那些个——天哪，终于还是在劫难逃！——著名的令人晕倒的红灯笼。红灯笼的数量而且还见涨，以致糊涂的人不免疑心张家是卖灯笼的。网民很快就开始抨击和嘲弄。刚刚狂扁过电影《十面埋伏》的观众们充分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把张导演骂了个底朝天。即使是传统的主流媒体，除了在新闻报道中还做一些常规性的表扬之外，其他如时评版块和栏目，也一反常态地也开始加入这场“反张大合唱”。雅典奥运会的闭幕式上的8分钟，成了张艺谋的“黑色8分钟”。最令人感到羞愧难当的是最后那个小女孩的表现，这在不经意间将我们的民族心理的弱点给暴露无遗。一个看上去天真烂漫的小孩子，唱着与其年龄极不相称的市井小调，心里却正担惊受怕。巧合的是，世博会的宣传海报也是以一小孩子为主角。一位看上去天真可爱的小男孩，张开双臂，似乎要拥抱悬在半空中的一枚状如薄荷糖般的徽标。这个平面的海报，看不出小孩是否哆嗦过，但日后的电视采访中，他确实被记者们吓哭过。小孩子的表现恰成谶语。事实上获得奥运会（或世博会）主办权的我们，正像一个受宠若惊的小孩子：本意倒是想热情欢迎，无奈心里有点儿发怵。所谓“大国心态”，无非是叶公好龙。动静真的一搞大，就吓一哆嗦。而刻意表现出来的低姿态，则无非是一种撒娇心理。我无意加入声势浩大的“反张大合唱”。说实在的，我对张导演的工作一向关心得很不够，这次观看雅典表演也纯属偶然。但一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文化魅力的表演，却招致本土观众一片斥责声，却是值得深思的事情。张艺谋七拼八凑的“中国元素”，如同撒在一张大饼上的芝麻，琐屑而又浅表，这一点民众几乎都洞若观火。也很少有中国人将张艺谋的把戏当真。真正严重的问题倒不在于张艺谋究竟是否已经垮掉，而在于所谓的民族本土的文化精神究竟能否被再现。张艺谋的垮掉并不足惜，需要质疑的是，倘若不是张艺谋，而是另一个人，那么他将如何演绎中国元素？我们在雅典奥运会闭幕式上所看到的，是张艺谋江郎才尽，还是所谓的“中国元素”本已支离破碎，难以浑然一体？这些年来，人们一直在寻找本土化的文化形态及其表达，寻找民族文化赖以生存的空间和存在方式，然而，这种努力看来正越来越接近于缥缈。我们看到，张艺谋们所演绎的这些可疑的文化元素，正在制造出一种虚构的“真相”，正在慢慢支配着人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正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进而我们需要追问的是，是否我们正在一点一滴地失去我们自己的文化？面对这样一种疑云重重的文化“真相”，我们需要一种真正深刻的领悟力和创造性的表现力。而拿这些来要求张艺谋，实在是勉为其难。看来，张艺谋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文化精神方面的缺陷，很可能正是我们当下文化的根本性的缺陷。正如阿Q代表了中国的国民陛一样，张艺谋则是当下病态文化的典型。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张艺谋这三板斧拿去糊弄人家西方人，那倒是绰绰有余的。毕竟他们大多是第一次见到。况且，种种开幕式闭幕式的节目，无非是在演戏而已。如果这些所谓的“中国元素”是真实的，那么，我们事实上几乎只在舞台上，在表演的意义上，才拥有了这些文化。他们跟我们的生活无关。倒是电视台的现场解说员无意中一语泄露了天机，他在解说词中称：四年后，我们大家都是演员。这似乎意味着我们大家只不过是奥运会巨大舞台上的一个演员而已。我们只是在向世界表演想象中的“中国文化”和“中国生活”。曲终人散，奥林匹克乃至所谓的“中国元素”，都将离我们而去。

本书由历史地理和文化语言学家周振鹤与复旦大学中文系语言学家游汝杰合作，以扎实的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知识为基础，从移民、栽培植物、地名、戏曲、小说、民俗、文化交流等方面，对汉语方言在历史上的流变及方言与中国文化的复杂关系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梳理分析。本书在研究方言时所采用的历史地理分析法尤为学界所赞赏。独特的研究视角、清晰的分析思路、新颖独到的见解再加上流畅、通俗的文风，使得本书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趣味横生。本书初版曾荣获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此为最新修订版。

已经步入新世纪的读者大约还记得20世纪的最后一年世界文坛的一桩文化盛事。那一年初夏，有这样一位杰出的古典诗人从那并不遥远的诗歌王国再次引人注目地走上了世界文学追忆的前台，唤起了读者心中与生俱来的诗意。这位诗人就是我们十分熟悉和喜爱的俄罗斯近代文学的奠基人普希金。1999年，普希金诞辰整整200年了，世界各国的文学的爱好者给他献上了隆重的纪念。在众多的外国诗人中，普希金对于我们中国读者，不仅仅是熟悉，而且，还像一位知心的友人。他充满激情的积极浪漫主义诗篇曾经也感动了中国无数的进步青年。他同情劳苦大众，用人民的语言创作，反映时代生活的现实主义艺术精神与我们所倡导的文艺创作方向具有相似的历史语境和艺术语境，所以，中国读者特别喜爱普希金的作品。普希金在其短暂而辉煌的生命中所留下的不朽作品，赢得了从少年到成年各个年龄段读者的普遍喜爱。回首千百年的世界文学史，具有如此广阔创作领域和艺术成就，拥有这样广泛读者群的文学家其实并不多见。本书以简练的笔法从不同侧面记述了这位大师的生平。亚力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1799年6月6日出生于莫斯科一个日渐走向衰落的没落贵族家庭。其父母很少关心孩子的教育，把他们交给家庭教师去照料。普希金从小就接触到拉伯雷，高乃依，拉辛，莫里哀，布瓦洛，伏尔泰，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他也熟读俄国的罗蒙诺索夫，杰尔查文，卡拉姆辛，德米特里耶夫等人的著作。1811：1818年普希金就读于彼得堡皇村学校。在他15岁时，即1814年，发表了他的第一首诗《致诗友》。1812年的抵抗拿破仑的卫国战争唤起了诗人的爱国热情。在十二月党人的影响下诗人创作了一组抨击暴政，歌颂自由，讽刺权贵，同情农民和揭露农奴主残酷不忍的诗歌《自由颂》，《致恰达耶夫》，《乡村》。因此得罪了最大的权贵沙皇，1820年诗人被流放到南方。在南方流放期间创作了浪漫主义叙事诗《高加索俘虏》，《强盗兄弟》，《茨冈》，《致大海》，《致西伯利亚囚徒》，《鲁斯兰和柳德米拉》，《努林伯爵》，《青铜骑士》等。1825年他创作了历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1831年他完成了诗体长篇小说《叶夫盖尼·奥涅金》的创作，1834年完成了散文体小说《别尔金小说集》，《黑桃皇后》，《上尉的女儿》。由于与官方的矛盾加剧，引起沙皇和当局的不满，于是当局唆使法国流亡人士丹特士不断追求普希金的妻子，彼得堡上留社会中流言纷起。诗人常常收到来自彼得堡的侮辱诗人名誉的匿名信，诗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向丹特士提出决斗。遂于1837年1月27日与丹特士决斗，1月29日含恨长逝，享年39岁。

书中以80后一代特有的文字，向读者讲述了100部青年人正在看的、喜欢看的、推荐看的电影；与青春生活相关的电影；让人迷惑、愤怒、激烈、安静的电影，以及性情少年少女们在电影里奔涌、纠缠着的生活故事。其中的文章全部是由中国当下较红的青春写手所写，他们根据自己的实际生活，以各种视角来解析与青春生活相关的100部电影，用文字重新演绎了世界青春电影的魅力。本书在为读者介绍了一批好电影的同时，电影里的故事也通过机智的文字得以再现。书中的文章又都有着作者自己的影子，青年人自己多变的生活行走在电影里，又使得文章读来都会篇篇不同。

初识乾桂是在《民生报》的编辑部里，当时他来应征编辑，也许是报社忙碌吧，并未能与他深谈，只觉得他是位诚垦、有理想、有冲劲、喜欢为文、善于企划，并且对亲职教育情有独钟的孩子而已。 曾有人说，民俗是贯穿时代轨迹的产物，而文学则是作者内心世界的痕迹。基本上，我同意这种说法，但是如果想将这种说法做一有系列的探索及剖析，那可就不是易事了。尤其想将民俗、文学、心理学三者的关系做进一步的厘清，更是困难。而乾桂居然肯花三年的时间，阅读相关资料，走访乡野林间，将它为文成册，此等精神着令人折服。 《民俗·文学·心理学》这本书已经付梓，而且即将出版，相信对一般人而言，他会是一本值得阅读的好书，对于参研其间的同行，则深具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