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岁时记》，梁宗懔撰，隋杜公瞻注。 该书宗懔正文以岁时为序，记录中国古代荆楚地区时俗风物故事，共38条，记载了自元旦至除夕的24节令和时俗；杜公瞻注文则侧重考据，引用经典俗传计68部80余条，说明某一风俗的源流承绪，偶尔也记载北方的节令时俗。《荆楚岁时记》的记述虽然简略，但涵盖甚广，饶富趣味，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民俗史料，影响深远，对于今日治社会史与民俗学者均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 《荆楚岁时记》辑校本以明刻《广汉魏丛书》本为底本，参考明陈继儒《广秘笈》本等十种刊本以及三十四种引录书籍加以辑校，将底本的三38条正文增补至七77条，又将宗懔存诗及历代有关著录、序跋、题识等一并收入。辑校者又根据史料及作者研究考证成果撰成《宗懔传略》《版本考》两篇文章，且将重要风俗、事物、人物、地名等词条制成索引附于书后，便于读者阅读和检索。参考资料丰富，内容丰赡。

《满汉全席》故宫日历是故宫以“康乾盛世”为主题，呼应国家“盛世中国”之国家宣传策略，所推出的D一款主题文创产品。 故宫《满汉全席》不仅是中国美食文化集大成者，更是盛世之下，执政者的气度和胸怀的成果，折射出社会对于不同民 族和文化兼容并包，完美融合的图景。 餐饮文化是具凝聚力的中国文化元素。满汉全席也代表了 全球华人深刻的文化思念。

《北平岁时志》是老一代著名北京史地研究家张次溪先生编著的一部记录北京风土民俗的著作，编者自北京古籍文献中辑录与北京岁时风俗有关的内容，以农历月份为纲，依序排列，共十二篇。每篇又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是作者对当月时令风俗的概述，蕴含着他对北京岁时文化的观察与记忆，尤重于晚清民国风俗变迁；后一部分则是将岁时史料按月日为序依次排列，并注明出处。北京该月风俗的归纳和个人见解。张氏自幼久居京华，对北京风俗了解颇深，对旧时京华也深有感情，读毕本书，旧日京华月令行事如在眼前。 本书“生不逢时”，面世恰逢抗战之初，故虽在专业人士圈子中颇有声誉，却罕为大众读者所知。本次出版，我们邀请文史研究者高辰先生对原书进行整理，以简体横排形式出版，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需求，并力求为北京历史文化的发掘与推广增添新的助力。

本书辑录了七种明清以来记载京师地区的岁时风俗的文献，告诉您古代首都市民一年四季过节吃些什么，玩些什么。尤其是不同节令在不同的庙会活动地点许多在今日北京市郊尚有留存，因而还可做为选取北京各处古迹适宜游览时间的导游之书。

引言在中国古代，虽然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同被正统文人拒于文学殿堂之外，受到主流社会的歧视和排斥，但细加辨别，两者的生存处境还是有所不同。这正如半个多世纪前一位学人所概括的：“就唱曲与小说两者来看，在以往一般人的观念中，似乎觉得戏曲的价值，还比小说为高。”森《中国戏曲观念之改变与戏曲学之进步》，《文史杂志》4卷11、12期合刊（1944年）。虽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有文人的参与，但通俗小说主要还是受市场推动和调节，相比之下，文人士大夫对戏曲却有着更为广泛、深入的参与，戏曲成为他们诗酒之外的主要娱乐方式，成为他们寄托怀抱、抒写性情的一种艺术载体。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在进入二十世纪之前，戏曲文献的积累较之通俗小说要丰厚得多。自明代中叶开始，戏曲的创作、演出、点评、刊刻及收藏就不断受到一些文人的重视，部分公私藏书目录也开始记载此类书籍。到了清代，有些文人甚至将戏曲作品收入个人的文集中刊刻传布，以期传世，关于戏曲的各类著述屡有出现，所有这些无不为后世的戏曲史研究提供了可贵的学术积累。 不过从整体上来看，文人士大夫对戏曲的参与大多是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有些人的收藏则着眼于宋元旧本，而不是戏曲本身，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很少有人会将此作为一项严肃的学术事业来看待，投入的精力和时间有限，缺乏像治经史那样系统深入的研究，因此对有关问题的探讨多停留在著录、品评及校勘的阶段，“未有能观其会通，窥其奥窔者”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载《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3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戏曲史家钱南扬对此曾有十分精当的总结：“剧曲之学，肇始朱明，注释考订，往往浅陋不足观。清人学问，远迈前贤。惟目曲学为小技，经史百家而外，国学大师所不屑道。”钱南扬《戏剧概论》，《文史杂志》4卷11、12期合刊（1944年）。在这种较为不利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自然也就谈不上出于学术目的对戏曲文献的有意搜集、整理和保存，戏曲文献散失的情况较为严重。 具有现代学科性质的戏曲研究始于维新变法后轰轰烈烈展开的文学界革命，在这场运动中，借助西方思想资源和救亡图存的特殊文化语境，戏曲、小说等民间通俗文艺受到空前的重视，社会文化地位迅速提升，得以与诗文平起平坐，戏曲研究由此获得了价值意义上的正当性，被纳入中国现代学术体系。二十世纪戏曲研究的基石是由王国维、吴梅、董康、姚华等人奠定的。较之传统曲学，这些学人的观照视角、研究方法及表述方式有着明显的变化，对文献资料的要求和使用也全然不同，他们的研究无所依傍，极具开拓性。由于没有现成的文献资料可资利用，戏曲研究工作必须先从资料的搜集整理这一*为基础的工作开始。以王国维为例，在撰写《宋元戏曲考》之前，他从版本目录学着手，在文献资料方面做了十分充分的准备，先后完成《曲录》《戏曲考源》《录鬼簿校注》《优语录》《唐宋大曲考》《录曲余谈》《古剧脚色考》等著作，正是因为“凡诸材料，皆余所蒐集”，王国维才很这样自信地评述自己的研究：“其所说明，亦大抵余之所创获也。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于此学者亦以此书为多。”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载《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3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这些经典性的研究构成了二十世纪戏曲研究的坚实基础和良好起点，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 其后，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及整理国故运动的推动，戏曲研究得到学术制度的保证及学界的广泛认可，逐步发展成为一门具有现代学科性质的专学。在此背景下，作为戏曲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作为戏曲研究的一项基础工作，戏曲文献学一直受到研究者们的高度重视，获得长足进展。数代研究者的努力构成了一股合力，推动了戏曲文献学的良性发展，使戏曲研究得以在一个学术积累十分丰厚的坚实平台上进行。 二十世纪古代戏曲文献的不断发现、整理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实证研究体现着百年戏曲研究的整体特色，同时也决定着戏曲研究的基本格局和走向。因此，在戏曲研究建立发展近一个世纪的今天，对这项工作进行认真全面的回顾和检讨就显得十分有必要，这是学科发展的一种内在要求。伴随着戏曲研究的进程，对戏曲文献搜集、整理及研究成果的归纳和总结也一直在进行中，从郑振铎的《中国戏曲史资料的新损失与新发现》《记一九三三年间的古籍发现》《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发现记》到叶德均的《十年来中国戏曲小说的发现》，从俞琳的《简述三十年来的戏曲文献资料工作》到吴书荫的《论二十世纪戏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郑振铎《中国戏曲史资料的新损失与新发现》《记一九三三年间的古籍发现》《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发现记》，载《郑振铎文集》第五、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叶德均《十年来中国戏曲小说的发现》，载《东方杂志》43卷7期（1947年）；俞琳《简述三十年来的戏曲文献资料工作》，《戏曲研究》（第4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1年版；吴书荫《论二十世纪戏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冬之卷。，都是对不同时期戏曲文献研究工作的总结，这些都是笔者写作本书的基本前提和重要参考资料。 但不可讳言，这些文章还存在一些未尽如人意处，比如多是具体文献的排比罗列，还不够全面、细致和深入，限于客观条件，还缺少从整个学科发展的角度进行全面系统的归纳和总结，正如吴书荫所言：“至今还没有一部像戏曲文献史或戏曲文献论的专著，对已经取得的成果进行总结。”吴书荫《论二十世纪戏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冬之卷。这种缺憾也就为笔者提供了可以发挥的学术空间。“希望年轻的一代学人能尽快撰写出有分量的戏曲文献学的著作，既是对这门学科历史的全面总结，又是对新世纪的展望和贡献”同上。，前辈期望至殷，后生安敢懈怠。笔者不过是抛砖引玉，做些力所能及的前期工作，还期待大方之家的指教。

序颜长珂书荫兄命我为此书作序，给我出了难题。对他钟情的学问，我知之甚少，几乎是个门外汉，实在无从置喙。书荫对戏曲古籍研究的兴趣，大概早年就萌生了。1978年，中国艺术研究院招收研究生，他有幸成为张庚先生的的弟子。张庚对于戏曲文献的搜寻与研究，历来非常重视，但深憾于人材的匮乏。书荫学习勤奋，热爱专业，刻苦钻研，深得导师的赏识和器重。1982年，书荫《曲品校注》著就，张庚为其欣然作序，肯定“作者经过多年辛勤搜寻，从大量的明人诗文集、笔记、碑传及地方志中，征引了比较丰富的资料，特别是向来被人所忽视的中小作家的材料，尤为罕见和珍贵。所以本书无论是对作家作品的考证，还是对以往成说的修订，都显得详明和公允”，期望他继续努力，做出更大的成绩。1989年，张庚、郭汉成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再版重印，将对原作进行必要的修订。张庚请他通读全书，帮助查找可能存在需要改正的瑕疵。书荫应命读后，写了一篇《读〈中国戏曲通史〉札记——供修订再版时参考》。每页300字的稿纸，写了32页，内容涉及关于史实、史识、引文乃至错字、标点等方面的问题。条分缕析，巨细靡遗，显然是认真阅读原著，并查阅了众多资料的结果。对于“通史”的修订，提供了有益的帮助，也是向导师交了一份合格的作业。这篇读书札记，现在还保存在我处。数十年来，书荫孜孜矻矻，卓有成就，不负师望。本书所辑诸多论文，均可显示其深厚的研究功力。 如书名所示，本书内容集中于汤显祖及明代曲家的研究。我们知道，戏曲史家徐朔方先生以毕生精力，对汤显祖及晚明曲家有深入研究，著有《汤显祖全集》及《晚明曲家年谱》，受到学界好评与重视。本书开宗明义的几篇重点文章，如《〈汤显祖全集〉笺校补正》《汤显祖交游和创作年代补考》和《别具一格的晚明戏曲史——读〈晚明曲家年谱〉》等，都是针对徐朔方的著作而发的。文中充分肯定了徐作的成就，如《汤显祖全集》“对诗文的笺注用力*勤，广征博引，考证缜密……将他多年积累的研究心得融入其中，全书的笺注不仅理清许多作品的人事关系，查证了原来不能编年的一百多首诗文的创作年代，而且对戏曲史上‘汤沈之争’、汤氏剧作演出的声腔等重大学术争论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至于《晚明曲家年谱》，则是几乎囊括了当时重要的杂剧、传奇和曲论家的生平和创作，反映了晚明时期丰富多彩的戏曲面貌。“替这么多曲家编撰年谱，这在年谱史上也是*的，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同时，文章以主要篇幅，对两书中关于作品的归属或系年、作家生平以及某些资料的引用和辨析等，提出了具体的订正和补充的意见。对于书荫的批评，徐朔方不但未以为忤，而且真诚欢迎。戏曲文献，尤其明代曲家作品的研究，有关资料浩如烟海，对其搜寻辨识，确非少数人之力所能完成的。任何个人的研究，都难免有其不足。而徐朔方与吴书荫在学术道路上，更有着共同的爱好与关注，经常交流切磋。徐朔方曾在他致吴书荫的信函中说道：“年谱中有多处注明是您的心得。只有一处同您的意见相左。在这崎岖少人的小径上，也许我们是少见的同伴。不请你求助，还去求谁呢？”（1996年6月24日）《汤显祖全集》出版之后，又特意请书荫校读一遍。徐朔方珍惜自己的著作，如他所说，希望得到的反映和意见，是以补正为上，重要的是实质性的改正与提高，而不在于过情之誉。书荫正是在认真研读之后，以其心得，写成前述关于《汤显祖年谱》的评论，寄去请他过目。对“鸿文三篇联翩而下”，徐朔方复函深表感激（2002年12月28日）。其后，《〈汤显祖全集〉笺校补正》和《汤显祖交游和创作年代补考》，分别发表于《燕京学报》和《中华文史论丛》。透过这些文章与其背后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两代学人动人的友谊与风致。 戏曲文献整理和研究是一项坐冷板凳的工作。他不汲汲于名利，趋时逐热，而是沉潜学术，深耕细作。在研究中，总是要将有关资料搜集齐备，绝不一知半解，急于求成。史学大师陈垣教导其学生要多读书，勤于搜集资料，他所倡导的“竭泽而渔”的治学方法，对书荫有深刻的教益和影响。所著论文厚积薄发，内容充实，大都发表于专业性较强的书刊。今汇编为集，可面向更为广泛的读者，嘉惠学林。书荫已不再年轻，至今仍不辞辛劳，笔耕不辍。我由衷希望他注意身体健康，将手头未尽的项目早日完成，以期有更多的奉献。是为序。

中华民族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文明进步史。尽管中华民族在发展的道路上历尽坎坷、饱经沧桑，但再大的磨难也阻挡不了中华民族向上向善的积极心态。中华民族是智慧的民族，是“早熟”的民族。五千多年前，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已经很懂事了，他们在努力解决温饱问题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祖先们意识到，要维护人类社会的正常秩序，就得有一套切实可行的人际交往规则，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全社会自觉遵守人际交往规则，就可以减轻法律法规带来的麻烦，社会就更加和谐稳定。这个人际交往的规则，就是礼制或者礼仪。西周开国年初，周公制礼作乐，礼制上升到国家制度层面，对维护周王朝正常秩序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而当礼崩乐坏的时候，就是思想混乱、社会动荡、国家罹难、人民遭殃的时候。孔夫子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强烈要求要恢复周礼，对周礼推崇备至，达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地步。孔夫子虽然不能挽救周王朝走向衰亡的命运，但孔夫子的所作所为却得到后世众多统治者的青睐。“礼”成为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行为准则，从而也成为启蒙教育的必修课。“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有礼则安，无礼则危、、即使进入新时代，开展礼仪教育同样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中国民俗和文学史专家杨荫深先生代表作《事物掌故丛谈》，探究了日常生活中五百多种事物的最初来源及其历史演变，囊括古今中外众多的典故常识，基本涵盖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民俗掌故日历2019》以《事物掌故丛谈》为蓝本重新梳理，选取掌故精华，按365天日历编排并配图。

明清诗人文集保留有不少剧目诗和观剧诗，作者通过对四库系列丛书和《清代诗文集汇编》的阅读和勾稽，发现了不少剧目是过去戏曲目录书簿所缺载的。作者曾在《明清戏曲：剧目、文本与演出研究》已做过一些列举，近年来仍有不少发现，可以对前人的著录作进一步的补充和增订。其中的观剧诗，反映了古代戏曲演出情况，也反映观演者的观剧感受和评价，这些在以往的戏曲研究中都发掘得很少。现在有了诗证，可以通过对这些观剧诗的分析考订，对古代戏曲的传播和社会艺术效应作出评述，增进对古代戏曲文化的认识。

作为一名传统文化的传播者与研究者，是要关注中国古代戏曲的发展走势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许多戏曲现象，但是不能忘记，中国戏曲犹如一条容纳百川的大河，她的光辉绚丽，是由不同的戏曲声腔、演艺群体、流派共同编织而成的，在研究古代戏曲史的同时，当然不能忽略对地方戏曲的关注，也不能漠视当地乡土文献中所蕴含的与戏曲相关的丰富史料。若想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各类戏曲尤其是富有地方特色剧种的兴盛、发展，对乡土文献的发掘与探究无疑是一条重要途径。如花部兴盛与江苏地域文化的关系、花部戏曲的传播与艺术追求、江苏戏曲的发展及其生存的文化环境、地方戏曲史的回望与当代戏曲文化建构的关系。本书对此类问题的探究，靠的是乡土文献。尤其是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徐州梆子，在苏、鲁、豫、皖一带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然而近代以来，对该剧种的发展、演化轨迹，皆语焉不详。笔者根据相关地方文献，首次对这一问题作了系统地梳理与探究，为该研究的更为深入作点铺垫，抛砖引玉，以待来者。古人称，为学之道，“非造次可成，须在积累”，甚得于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