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中世纪艺术是人类精神的瑰宝，它呈现出极为丰富多彩的面貌。在时间上中世纪艺术跨越了一千年的历史；空间上则涵盖了东起黑海东岸，西至不列颠，南起北非，北抵斯堪的纳维亚的广袤地区。在艺术史上，没有哪一个时期拥有如此巨大的时空跨度，构成如此多彩的艺术画面。中世纪艺术是一种“上帝的文化”，尤如一座大教堂，其中，壁画、镶嵌画、雕刻、抄本彩饰画、陈设艺术、手工制品……构成了这座伟大“教堂”的装饰。本书作者乔治·扎内奇，西方著名中世纪艺术史专家，伦敦大学艺术史教授，曾任考陶尔德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牛津斯莱德讲座美术教授、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访问学者、伦敦古物爱好者协会副主席等职。他学识深广，著作等身，对于中世纪艺术的研究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本书译者陈平，1954年10月出生，南京人，1990年在中国美术学院获美术史论硕士学位，2001年在该校获美术学博士学位，现任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史论系教授、系主任。

一、《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套装共2册）》所选资料，为保存原貌，一般原文照录。其中间有内容重复及与主题无关部分，则略加删节。原有对人民对革命的污蔑之词，不予改动。资料出处，在资料后说明。二、《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套装共2册）》所选资料，按类项并依形成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凡属综合性或追述性的资料，按其内容，酌加调整。三、《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套装共2册）》所选资料，一般以一件为一题。凡同属一事彼此间又有直接联系的成组资料，以一事为一题。四、《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套装共2册）》所选资料，一般由编者另拟标题并另加标点。沿用原标题、原标点者，加注说明。五、《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套装共2册）》所选资料，在排印时一般用简体字，遇有可能引起文义歧异之处，保留原有的繁体字。六、《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套装共2册）》所选资料，遇有缺漏损坏或字迹不清者，以口号代之。错字、别字和衍文的校勘以及其他简单注释，均加在正文之内以〔〕号标明。较长的注释列在正文之后。增补的字以〔〕号标明。全段删节者，以………号标明。段内部分删节者，以……号标明。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1、2辑）》为中华民国历史档案资料的第一、二辑，主要辑录了辛亥革命和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资料。

本册为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8年），共选辑档案资料229件。

本书是为了适应各类成人教育中的《世纪通史》公共课的教学需要而编写的。内容始自原始社会，止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全书共三编：第一编古代中世纪史、第二编世界近代史、第三编世界现代史，论述了人类社会发展各个阶段的重大事件。本书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对主要史实进行具体阐述，使学生掌握基本历史知识，概括地了解世界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和特殊情况，以有助于学生的科学世界观的确立。<

本丛书主要编选北京历史各个时期的重要史料，供从事北京史研究、教学、普及和实际工作者参考。选材以我国古籍文献、石刻、实录、档案中的原始资料为主，对后人的研究考辨、考古发掘和调查报告等，亦择要选录。一般为资料汇编，个别也选收专著，标点校勘有史料价值的野史笔记、年谱家乘、档册契约、地方志书等，按时期或专题，分册编印。

本书是作者在长期从事美国研究，特别是潜心研究美英两国原始档案的基础上的力作，完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它以杜鲁门总统当政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和行动为经，以当时美国、中国、苏联和英国之间的关系为经，以当时美国、中国、苏联和英国之间的关系为纬，起自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后匆匆去世，终至朝鲜战争在板门店停战落幕、纵横捭阖的全球大局；在结论中分析了影响杜鲁门外交的诸种因素。注解部分的厚实使读者眼睛一亮，其中也不乏精彩的叙述和披露。本书既是关于冷战初期美国外交政策规律性的总结。1992年先出了中文版，又由美国康奈尔大学东亚丛书于1993年出了英文版，在中外学术界和广大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受到了广泛推介，以迄于今；有的大学在有关课程教学大纲中将它列为必读参考书，有的评论者将它誉为本领域的“找鼎之作”。在当年出版时，本书以三个“新”字为期特点：材料新——所用材料很大部分是当时国内学者未曾涉及过的美英两国的政府和个人的原始档案，不少材料外国学者也没引用过。观点新——作者对于书中所涉及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问题，几乎都有与中外其他学者有别的精辟独到见解。写法新——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既坚持学术研究为本，又兼顾著作的可读性。因此，本书既是一部高水平的学术专著，同时又是一本适合多种层次读者群的大众历史。从国内外十多年各方面的反响来看，本书的这三个鲜明特点迄今依然闪现着耀眼的光彩。

这部《旧制度与大革命》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新东西，发了什么前人所未发的新意？托克维尔开宗明义就指出，他从事的是“关于法国革命的研究”，而不是写另一部大革命史。既是“研究”，就要提出问题。从各章题目就可以知道作者要解决的是哪些问题。从方法论说，这也可以称为后来“年鉴学派”创导的问题史学。例如，托克维尔企图说明：何以全欧洲几乎都有同样的政体，它们如何到处都陷于崩溃？何以封建特权对法国人民比在其他地方变得更为可憎？何以中央集权行政体制是旧制度的体制，而不是大革命或帝国的创造？何以18世纪的法国的人们比其他国家人民更彼此相似，同时又彼此分离，漠不相关？尽管文明不断进步，何以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有时甚至比13世纪的农民处境更恶劣？何以18世纪法国文人成为国家的主要政治人物？何以法国人宁愿先要改革，后要自由？何以行政革命先于政治革命？路易十六时期是旧王朝最繁荣时期，这种繁荣如何加速了革命？等等。每一个问题几乎都可写成专著。与19世纪一些思想家、哲学家——从斯塔埃尔夫人到基内——不同，托克维尔不是凭空“思考”法国革命，而是扎扎实实地依靠对原始材料的分析研究得出结论。他阅读、利用了前人从未接触过的大量档案材料，包括古老的土地清册、赋税簿籍、地方与中央的奏章、指示和大臣间的通信、三级会议记录和1789年的陈情书。他是第一个查阅有关国有财产出售法令的历史家；他还努力挖掘涉及农民状况和农民起义的资料。根据这些史料，他得以深入了解、具体描绘旧制度下的土地、财产、教会、三级会议、中央与地方行政、农民生活、贵族地位、第三等级状况等，并阐发自己的论点。

本书作者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在本书中着力探讨了十九世纪中叶法兰西文化的特点及其魅力所在。在实行对外开放、加强中外文化交流的今天，作者的这一探讨，无疑将有助于读者全面了解西方文化的特色，尤其是法兰西文化的特色。

这部《剑桥中国秦汉史》，原为费正清、崔瑞德共任全书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的第1卷，于1986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剑桥中国史》不是按卷次先后印行的，在这卷之前，第10、11和3卷业已先后问世，并且已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翻译出来，以《剑桥中国晚清史》、《剑桥中国隋唐史》为题出版了。现在历史所的朋友们又译成《剑桥中国秦汉史》，要我在书端写几句话，我既感欣幸，又颇为惶恐。我在秦汉史方面学力有限，本没有着笔的资格，但承鲁惟一先生盛意，在本卷出书后即行寄赠，得以成为国内最早读者之一。细绎全卷，曾将一些感想写作书评，发表在《史学情报》上，其中即呼吁赶快把这卷书翻译出来。现在经过历史所各位努力，这个愿望实现了，写一篇小序确实是我的义务。《剑桥中国史》规模宏大，集中了西方研究中国史的许多学者的力量，本卷也不例外。全卷16章，原文多达981页，分别执笔的学者大都对章节论述的范围有长期深入的研究。例如第1章《秦国和秦帝国》的作者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退休教授卜德，30年代即已出版《中国的第一个统一者》一书；第3章《王莽，汉之中兴，后汉》的作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毕汉斯，著有《汉朝的中兴》；第6章《汉朝的对外关系》的作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著有《汉代的贸易和扩张》；第9章《秦汉法律》的作者荷兰莱顿大学退休教授何四维，著有《秦法律残简》、《汉法律残简》；第7章《政府的结构与活动》、第12章《宗教和知识文化的背景》等的作者英国剑桥大学东方学院鲁惟一博士，著有《汉代的行政记录》、《通往仙境之路》等书，诸如此类，不遑枚举。还有的学者，如法国法兰西学院的戴密微、日本东京大学退休教授西嵨定生等，更是大家所熟悉的。因此，本卷的作者阵容在西方学术界可称极一时之选，这部书也可谓西方研究中国秦汉史的结晶。西方对秦汉史的研究有相当长的历史。本卷《导论》对此有概括叙述，一直上溯到明清之际来华的传教士卫匡国的著作。中国的二十四史始于《史记》、《汉书》，读史者也总是从前四史入手，所以一接触中国史就是秦汉，同时秦汉在整个中国史上又有其特殊的重要位置。西方学者研究秦汉史的较多，成绩也较丰硕。看本卷所附参考文献目录，便可得到相当的印象。这部《剑桥中国秦汉史》，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加以综合和提高的。不很熟悉西方研究情况的读者，通过本卷不难知其涯略。卷中引用日本学者的论著也很多，足供读者参取。这部书有几个特点，想在这里介绍一下。首先是秦汉史列为《剑桥中国史》的第1卷，这一点恐怕是国内读者不易理解，而且是会有较大意见的。《剑桥中国史》的总主编序对此曾有说明，他们提到，在筹划编著这部巨著的时候，本想从中国史的开端写起，可是我国的考古发现日新月异，70年代以来更有进一步扩大的倾向，把中国史前史以至公元前第一千纪的历史面貌几乎彻底改变了，而现在还没有能把崭新的考古材料与传统的文献记载融会贯通而成公认的成果，因而全书只好从有大量可靠文献依据的秦汉开始。这种看法，和晚清以来疑古思潮的见解是有实质差别的。《剑桥中国秦汉史》广泛引用了文献材料，而且很注意文献的辨伪和考订，这是不少西方中国学家一贯坚持的作风。大家可以看到，本卷各章中的引文，大多注意了使用经过整理校订的版本，包括中国、日本以及西方学者的各种注释。卷中图表也尽量做到有足够的文献依据。这是作者很重视文献的一种表现。这样说，并不意味本卷的写作不重视运用考古材料。相反的，本卷不少作者都征引了中国考古学的重要成果。例如都城的发掘和一批大墓的发现，在书中好几个章节得到介绍引用。尤其是有关经济史和社会生活史的部分，涉及考古材料的地方更多。由于本卷作者有几位是秦汉简牍帛书研究的专家，他们写作的章节引用这方面材料，取得很好的效果。比如论法律时，征引云梦睡虎地秦简；论屯戍时，征引敦煌、居延等地汉简，使这些专门的研究汇合到历史的论述中去。中国的学者研究秦汉史，也是这样做的，但当前还有人在谈考古对历史研究的贡献时，总是过多地强调先秦，对秦汉考古重视不够，应该说这是不很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