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精选了研究外国史的重要学术论文，分为世界古代中世纪、世界现代两卷，作者包括郭沫若、余英时等中外著名学者。本书可供高校历史学系本科生和研究生阅读参考。

东瀛岛国，一衣带水；东西互融，风云变幻；时空更迭，机遇交错；反思浓厚，发人深省。作者以“东瀛史论”为题，从中国学者的立场出发，对日本近现代化的历史轨迹作了某种程度的透视与分析，尤其是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因素及历史局限，战后日本经济复兴的国内外政治因素，东西方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战后东亚崛起的时代机遇以及儒教文明圈等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和见解。 本书选题慎重，视角独特，重点突出，语言流畅。所涉论题，既有相当的学术探讨价值，对中国也有一定的可借鉴性和可操作性，同时还具备较强的可读性。本书既可作为全日制高等院校历史专业选修课的教学用书，也可作为人文社科专业基础课和必修课的重要参考书，对所有关注东亚、日本以及中日关系发展变化的社会各界人士都将有所助益。

文明是世界王朝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篇章。 正如人类之所以为人类，就在于能够创造文明或文化一样，作为人类文明不同发展阶段产物的世界王朝，对后世最深远的影响，就在于它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明。 不同王朝的文明，体现着不同王朝的自身特征。 第一个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世界性的大王朝——波斯王朝，就是以文明为特征而凸现于人类文明史上的。它不仅有自身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且有维系庞大王朝和管理庞大王朝的制度文明（如行省制度、赋税制度、铸币制度、驿道制度、军事制度等），因而比埃及和亚述王朝，在文明内涵方面更成熟、更丰富、更深刻。尤其是波斯王朝包括了两河流域、埃及和印度河三大古文明中心，并且接近了第四个古文明中心——希腊的边缘。 王朝的兴衰，战争的征伐，一切政治上震慑人心的事件，诸多制度上的频繁更迭，其影响固然可以显赫一时，但从历史的观点看，只不过是无限时序中的一瞬。反观文明的伟大创造，则以各种方式，或传承，或演化，从而融入世界文明的总体之中，长存不衰。 世界王朝的特性在于文明。不同的文明构成了不同王朝的不同风貌。 王朝文明的生命在于交往。交往使不同王朝的文明兴盛，交往也使不同王朝的文明衰亡。实际上，每一个世界性大王朝的盛衰史，都是人类文明交往史中的个案。人类文明在交往中发生、发展，世界性的大王朝是这一漫长历史过程中的产物。 交往活动本是人类的天性，如果与世隔绝，就不能产生才智，就不能产生文明。只有家族相聚，还不能算人类的社会交往，所以只有社会上的相互往来，人与人之间的广泛接触，才能通过地区、民族、国家而扩大文明交往。 约在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间，人类原始公社的各自孤立状态，首先在西亚两河流域突破，出现了居民密集的部落，诞生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小国。稍后，具有此种文明重要标志的国家，在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黄河流域、爱琴海等地区先后诞生。 但是，真正出现世界性的大王朝，是在公元前20世纪后期形成的埃及王朝。它的版图已地跨西亚、北非，它用征服的战争交往方式，创造了奴隶制帝国文明。到公元前10世纪前期，在西亚形成的亚述王朝，第一次囊括了两河流域和埃及两大文明地区。再到公元前10世纪中期在西亚兴起的波斯王朝，地跨亚、非、欧三大洲，在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往史上，展现出更为广阔的历史图景。从文明交往的观点看，波斯王朝既是西亚北非古代文明的终结，又开启、了希腊罗马古典文明的先河。波斯王朝在古王朝文明交往史中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文明交往使古代文明中心小国林立的状态，演变成各个统一的王朝彼此对峙的局面。各个时期诸王朝的出现，都是人类文明交往活动范围的进一步扩大。各个大王朝成了文明交往的中心，它们分地段而又互相连接地打通世界文明交往的通道。 古代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就是中华王朝、波斯王朝、贵霜王朝、安息王朝、罗马王朝、萨珊王朝、阿拉伯王朝、印度、埃及等王朝的文明交往的大动脉。 这条文明交往的大动脉，是各个王朝活动的大舞台。为了开拓疆土、移植人口、掠夺资源、控制商路，各大王朝之间经常进行战争交往。战争的交往形式具有破坏性，也具有对闭塞状态的突破性作用。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东侵之后，文明交往从西方的爱琴海通到东方的印度河流域，促使这个地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3世纪蒙古军队穿越亚欧大陆，建立了世界性的大王朝，东西方陆上文明交往的大道因此而通畅。这种突破性作用，是和平交往方式所不能达到的。

网络上的超级大媒人茂吕美耶，专门介绍杂驳的日本之美给中文世界，继《物语日本》之后，新作《江户日本》大谈江户（东京旧称）二百多年间的侠义、怪谈、幕府、情色、生活、饮食、娱乐真相，带读者哈日哈到日本文化的精髓。对于和服的由来、色道始祖、将军的餐桌、园艺的特色，或是正宗江户仔的气质，都一清二楚！

《物语日本》收入的说来不是什么藏诸名山、俟诸后世的大块之作，是谈拉面速食面、说澡堂泡汤、讲忍者剑客、扯发财猫、《荒城之月》、《竹取物语》、岁时纪事的寻常小景。确足当《物语》一词，深入浅出、头尾俱足，来龙去脉、应现全身。但所谈却时时处处展现日本庶民文化的根本性格。用中文写作，文字也自成一格，流畅中不失其独有的异国风味。

本书选取1400年这个时间作为研究的参照点，在那个结点上，我们可以欣喜地看到欧洲作为一种新的变化趋势的核心力量迅速崛起，欧洲大陆以外的其他不同来源的社会组成和族群逐渐被卷入到这个全球性联结的整体中。作者秉承了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和劳动价值学说的基本观念，以生产方式的变化以及在各大洲之间的扩展为核心，考察了不同文化、政治和社会环境的人群面对这一巨大变化所做出的回应。

徐松是清代的著名学者。他倾注四十年精力撰著的《唐两京城坊考》一书，是继唐代韦述《两京新记》；宋代宋敏求《长安志》《河南志》之后，对隋唐长安、洛阳的城市规制、宫殿官署、街市坊里、苑囿渠道、水陆交通、风土人物等记述最为详备的划时代巨著，一向受到中外学者的称赞，被誉为“集大成”之作。《唐两京城坊考》一书撰写于1810年。书成后，张穆有校补。1848年刊于灵石杨氏连筠袄丛书中。1850年又有程鸿诏的《唐两京城坊考校补记》。无论是张穆或程鸿诏，对唐两京城坊内容的补充都是极其有限的。近200年来，中国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随着近代考古学的发展，新资料不断涌现，这些都是前人不曾看到的。因此他们对唐两京城坊的研究和复原，自然有许多需要订正和补充之处。《增订唐两京城坊考》，就是健超基于这样的目的，依照原著的体例和顺序，给予订正和补充。

《西方音乐史导学》为音乐院校非理论专业及普通大学学生用教材，并适合音乐史多方位、多层面考试的学生使用，同时提供参考书目、音响曲目及思考题。书中尽可能给出重要作品、人物、事件的准确信息，以便查找，对各个时期音乐事件情况进行强调。试图生动再现历史风貌，注重重要作品介绍，强调20世纪与早期的音乐。《西方音乐史导学》以西方音乐风格时期划分，上起古希腊古罗马下至20世纪，共分七大部分，叙述尽可能简明扼要，注重历史的纵向线索与横向问题关系的交代。体例上，每一部分第一章均为“社会文化背景和音乐语言特征”，是对该部分背景及音乐情况的概述，简要统领，贯穿始终；还有，面对西方音乐史中众多音乐家们，《西方音乐史导学》从巴洛克时期开始均没有“各国主要音乐家简介”一章，按照国别分别列出重要作曲家并简单介绍，编织出一张各期音乐家群体的关系网，便于初学者识别查找。另外，根据每个时期的特征，突出重点。

笔者在本文中以当时渤海国周边国家的有关记事和后世记录为基础，以前人取得的研究成果和考古发掘资料为依据，尤其是关注交通道路沿线的历史遗迹和重大历史事件以及附近山川的地理条件，谋略全面而系统地阐述渤海国的陆海运史，提出了渤海国“比绸之路”的观点。但笔者也深知，由于资料匮乏和学识有限，文中难免会存在诸多问题。本研究课题的重点是发挥本人所具有的主、客观优势，广集各方观点，克服一些片面倾向性研究，尽可能做到客观、公正，使人信服。本书由六章构成。第一章渤海国建国之前的交通运输；第二章渤海国的疆域；第三章渤海国建国初期的交通运输；第四章8世纪后半期-10世纪初的陆运；第五章渤海国的水站运输与海上运输；第六章，渤海国的“丝绸之路”。

格罗特曾论断说，今日世界的众多智慧遗产都有其古希腊根源，我们因此有责任以“证据分析”的办法去估价这些遗产。一旦我们认同格罗特的这一看法，就能更好地认识到在希腊历史当中哪些东西是更值得研究的：希腊人如何从北方出现，并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那些伟大帝国发生联系？他们如何建立他们的邦国？他们如何度过铁器时代黎明期的那些危机？荷马和荷西俄德所知道的那些文明中心如何形成？在六和五世纪，希腊心灵如何创造新的政治、艺术、诗歌、哲学？这些都是我们更应当去研究的；我们也应当知道希腊人如何赋予他们的概念以普遍的有效性，并对西方和东方进行希腊化，以及在这一冲撞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如果确实存在一部此种意义上的希腊历史的话，那么雅典无疑是这部历史的中心。但是，如果我们的眼光能够越过古典希腊世界的边界，那么我们就同样应当完善我们对南部意大利的知识，因为正是在那里，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是交融一体，不可分解的；我们也应当了解叙利亚，因为基督教正是由此诞生；应当了解埃及，基督教正是在这里与希腊哲学合为一体。最终，我们更应当知道希腊究竟为新罗马、即君士坦丁堡的诞生贡献了什么，它又如何将其印记深深留在了从巴格达到托莱多的穆斯林文明身上。此种意义上的希腊史研究面临众多困难，这些困难是非常独特的。众所周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无法帮助我们恰当而完整地了解希腊历史；经济史和社会史方面的资料则更欠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一个严肃的古希腊经济或社会史学者。马克思也没有正统地叙述过古代世界的奴隶制度，他在这方面的概括通常以19世纪美国南方种植园的经验为基础，这一点令人遗憾；而社会学的方法虽然灵活多变，却没有灵魂，它的优点和缺点同样众所周知。古朗热曾在1872年预言说，历史证据将由于派系目的的存在而越来越遭受扭曲；但可能不会有人想到，历史证据也会在毫无目的的情况下遭受扭曲，其原因仅仅是缺乏常识感；这一点是最最重要的。由此导致的糟糕结果就是：对希腊世界的研究越来越脱离希腊政治的轨道，在希腊哲学、艺术和文化的研究中，我们即使带着放大镜也找不到政治事件和政治制度的影子；在当今时代，几乎再没有人像布克哈特那样，在研究希腊文化和艺术之前，先研究希腊政治。本书集合四个年轻人的可怜力量，试图为改变这一趋势有所贡献。据说席勒曾经打算过为腓特烈大帝撰写一部史诗性质的作品，我们无此打算，也赞同席勒早早就放弃了他的这一打算；和席勒一样，我们并不认为历史是“被囚禁的诗歌”、或者“被囚禁的预言”，因此我们更无意解放历史。没有人可以宣称复活古希腊，以政治为核心的希腊历史也往往是在政治危难期才一再得到人们的关注，比如17世纪末的英国、18世纪末的美国和法国；再比如普鲁士时代和魏玛时代。本书丝毫不承受这样的危难阴影，相反，本书的全部动力乃在于对“自由”的热爱。如果不能发现并回到希腊历史的“第一原则”，我们就无法毫无愧色地谈论古希腊；这“第一原则”，正如格罗特所说，就是：希腊历史对于自由心灵的形成至关重要，而这样的自由心灵将在检验证据方面表现出宗教般的坚定信念。因此，本书的作者从不为克里昂这样的人物而争吵，在这个问题上，本书的作者只是指出如下事实就足够了：格罗特把五世纪雅典的自由等同于绝对的自由，这是个绝对的错误，因为他忽视了贡斯当早在他之前许多年就已经指出的“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之间的重大不同。格罗特是19世纪英国哲学激进派的重要成员，人们通常把这一学派同人口和税收问题、幸福和痛苦的均衡计算问题、以及自我利益问题联系起来，视之为缺乏优雅品味和高贵情趣；然而，恰恰也正是这一派中的著名人物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最完善地概括了希腊历史对于现代世界的意义所在：“马拉松之战，即使是作为英国历史中的事件，也比黑斯廷斯之战的意义重大得多。如果当时的战局有所不同，那么布立吞人和萨克逊人很可能今天仍在森林当中游荡。”相信这段话也正道出了本书的全部动机和目的所在，同时也道出了命运是如何精心安排了四位年轻作者的道路，让他们如此偶然地相遇相知，让他们共同去猜想斯芬克斯的谜语以及他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