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叶挂毯记录了英国两位可能的王位继承人交战的过程。来自法国的诺曼底公爵威廉在黑斯廷斯战胜了英国伯爵哈罗德，并在战争中将后者射死。这一事件标志着英国中世纪的开始，它也彻底结束了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时代，让英国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封建化。不过，作者也指出了这一事件中非常有趣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征战的双方可能都不是“忏悔者”爱德华想要任命的英格兰国王。本书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为讲述《贝叶挂毯》的创作始末、艺术特色、审美价值和保存过程等。另一部分则是以《贝叶挂毯》为线索，根据挂毯的制作顺序，依次讲述了整个战争发生的背景、过程、结果与意义。两个角度相互穿插，细节满满，尘封于一千年前的权谋与战争故事被娓娓道来。

国家博物馆成立于1912年，作为中国第一个国立博物馆，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要研究国家博物馆事业发展的脉络走向，离不开对国博史料的整理与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档案史料整理与研究》（1912—1949）一书搜集整理了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北京市档案馆、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北京大学、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单位约40万字的档案史料。本书将国家博物馆1912年—1949年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段，即1912年7月筹备处成立至1926年10月正式开馆的草创阶段，1926年10月开馆后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的初步发展阶段，及1931年10月至1949年10月的动荡阶段；每一时段列为一章，每章前是编者就所见史料对博物馆发展历史、工作概况及重大事件所作的简要论述，所辑史料则按所属时段系于相应章节之下。

日本是东亚地区最早进入近代化转型的国家。从明治时代起，一批知识分子接触到西方的先进思想，为其建立平等而和平的社会的理想所倾倒，并翻译相关经典著作向社会推广，由此诞生出了日本最早的社会主义思想。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中江兆民、幸德秋水、大杉荣、堺利彦等个性鲜明、命运迥异的思想家。虽然在日益黑暗的大环境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历史长河中折戟沉沙，但这些先驱者留下的探索足迹依然能给后人重要的启迪。 本书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梅森直之的思想史代表作，聚焦明治后期到大正时代，对这一时期日本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详细的梳理，结合日俄战争、伊藤博文暗杀、大逆事件等重要社会事件，展现了包括大杉荣在内的诸多早期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和行动的意义，以及他们生活的社会背景与个人性格、思想、命运之间的相互影响。 作者认为，日本早期社会主义并不应仅仅被视为到达马克思主义的中途点，更重要的是其中包含了对资本主义社会根本性矛盾的审视和追问。尤为珍贵的是这些思想家直面问题的姿态，有人在决定论式的社会观与个体自由之间挣扎，有人为如何在民族主义之外找到能成为普世团结纽带的共同性苦恼，而困扰他们的这些问题今天依然存在。因此重新审视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展示其多样性与深刻性，其意义至今亦未过时。

敦煌写本医籍为敦煌莫高窟出土的涉医写卷，日本汉籍主要选取日本平安时代撰写的汉文医籍，兼及其他汉籍。敦煌写本抄录当时盛行的书籍，日本汉籍多引录传入的汉籍，敦煌写本所抄之书部分后世亡佚，日本汉籍所引典籍国内也多散佚；敦煌写本医籍为出土文献，未经传世篡改，日本汉籍为保存较好的域外文献，均能较好地还原时代真实性，具有国内传世文献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都是研究汉字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书稿选取敦煌写本医籍中的药名1728个、人体部位名254个、杂抄医方1200余首，与日本汉文医籍进行对比研究，可以更为客观全面地还原历史原貌，反映时代共性和地域个性，并可文献互证，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和价值。

《从记忆到书面记录：1066—1307年的英格兰（第三版）》集中讲述了从1066年诺曼征服到1307年爱德华一世统治结束的这段时期，英格兰文化从口头文化向书写文化转变，即英格兰读写能力的变化。本书分为“记录的制作”和“有读写能力者的心态”两部分。作者以记忆在英国法律程序中的使用开始第一部分，重点讨论了文件的数量、种类、书写方式和保存情况。在第二部分中，作者追溯了文化心态的发展，即为什么读写的势头减缓，中世纪的人们为何宁愿接受口头表达或记忆胜于书面记录。对此，作者提出了三个阻碍读写能力发展的因素：心理上的、文化上的，以及使用的语言的多样性。

纵观人类历史，帝国要比民族国家更稳定，地域范围更广，关于帝国起源的政治学思辩也更耗人心力。然而，尽管历史上对“帝国”和“帝国主义”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讨论并且最近再次引起了人们的研究兴趣，但是对“帝国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人们似乎并没有形成清晰的认知。《帝国的重负》不但提供了一个“帝国”的概念，还对“帝国”进行了初步的描述。作者带我们探讨了帝国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对帝国的认知，讨论了城邦式帝国与其外部行省或殖民地之间真实的或想象中的关系，研究了如何认识和解释适用于帝国各地、族群的法律问题。同时还指出，不能抛开欧洲帝国的悠久历史来理解现代国家关系的概念，尤其是来理解现代国际法概念的演变过程。

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到中世纪英格兰起伏的丘陵，再到现代澳大利亚广袤的牧羊场，羊一直处在人们生活的中心。从一万年前人类的新石器时代祖先第一次养羊开始，羊喂饱了我们，给我们提供衣服，改变我们的饮食习惯，改变我们的地貌和语言；羊群帮助我们建立伟大的文明，赢得战争，建造我们的家园，创造艺术珍品；羊毛贸易的暴利为新世界殖民者和私掠者的征服和开拓提供了原始积累，对塑造现代城市，推动科技发展产生了间接作用。可以说，人类的进步很大程度都是建立在羊之上。如今，科技的进步让人与羊的关系又再次发生变化。未来，羊的命运将走向何处？我们又应该如何去思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黑暗的中世纪后，人们走出乌漆麻黑的城堡，来到广阔明亮的城市，大家穿不同的衣服，住着不同的房屋，开始有了不一样的想法和行动。艺术家们主张向古代学习，像古罗马和古希腊人那样，写写文字，玩玩雕塑，画画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航海家们认为欧洲太小了，想去东方，去冒险，去探索新的人生。虽然他们的船很小，地图也不准确，但他们还是靠着非凡的勇气与智慧，开辟了一条又一条新航路。新的思想和新的发现，给腐朽的世界带来了一波又一波的震撼……让我们记住这些伟大的名字吧：但丁、薄伽丘、哥伦布、麦哲伦、达·芬奇、米开朗基罗、马丁·路德、哥白尼、伊丽莎白女王……以及无数没有留下名字的人们。因为他们的勇敢、无畏，全世界的命运从此连在一起，人类历史也从此翻开了新的篇章……

今天的欧洲，既有浪漫的法国，典雅的英国，标准化的德国，还有迷人的意大利，它们的文化像美酒一样醇香，让人流连忘返。不过，一千多年前的欧洲，却是“野蛮人”的天下。他们占领了西罗马的故土，却不懂得如何治理，只知道成天打打杀杀。他们杀啊杀啊，杀出一个法兰克。法兰克杀啊杀啊，杀出一个法兰西，一个德意志，一个意大利。人们如动物一样苟活着，整个欧洲处于一片黑暗之中，没有智慧，没有文化……而这时，遥远的中东，却出现了一个可以与罗马帝国媲美的国度——阿拉伯帝国。他们统一了阿拉伯世界，融合东西方文化的精华，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灿烂的阿拉伯文化。有趣的是，如今，庞大的阿拉伯帝国已经衰落，但法国、英国、德国以及意大利这些国度，却依旧焕发着勃勃的生机。

墨洛温王朝时期，随着法兰克君主对正统基督教会的倚重程度与日俱增，召开具有“合议精神”的教务会议逐渐从教会传统上升至国家行为。法兰克教俗精英在会议过程中针对诸多现实问题制定的教规教令，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法兰克共同体的权力架构、王权理论、族群意识、内外秩序以及社会风气，继而在后罗马时代的地中海世界打造出一个颇具教会特性的“法兰克早期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