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国家》是南原繁出任东京大学校长期间所做各类演说、报告的结集，这些演说、报告或针对大学师生，或面对国会议员，影响广泛而深远。其主要思想包括：第一，和平的“文化国家”建设中，民主政治的确立最为重要，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人之革命”建立新的国民精神，以实现尊重人之自由的人性理念的确立，此乃日本民族通过反思侵略战争而获得新生的唯一出路；第二，战后和平宪法放弃战争与追求永久和平的崇高理念，不仅应该是战败后日本民族的坚定誓言，也应该是世界各国人民追求的人类目标，而对占领后期美国改变对日民主化、非军事化政策和日本之重启军备，作者深表忧虑，称其为战后民主革命向反动保守的倒退。 一般认为，书中以上思想主张，包括把握世界的方法论、人性观念和“文化国家”的理念等，已成为战后日本的精神基石，对了解战后日本思想的“起源”及其文化观念的发展十分重要。作者所坚持的理念，不仅反映了被占领时期日本进步知识分子的普遍愿望，而且深刻影响了战后进步思想的发展方向与日本大学文科教育的人文主义传统，因而，本书所收的内容有着无可置疑的文献价值和学术意义。 书中各文表达清晰晓畅，利于各类读者阅读。

《超有趣的中国史》系列是皇帝群聊中国历史的完整版，真正做到了将中国历史上的皇帝挨个拉入群聊。每当有新皇帝进群，群里就会围绕他展开一轮妙趣横生的大讨论，通过这种欢乐好玩的对话，把每个皇帝在位时期内的个人政绩、历史事件、名人轶事、文学艺术等都聊全了、聊透了。 中国历史上的所有皇帝依次出场，无缝链接中国各个朝代。在皇帝们纷纷现身说史的群聊中，权力的更迭、文明的兴衰不再神秘遥远，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也清晰完整地呈现出来。 一千个人有一千种读史方式，而这一次我们是聊着天读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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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史·礼志》是研究辽代政治、礼俗以及辽与北宋、西夏、高丽关系的基本史料。本书在中华书局点校本《辽史》修订本基础上重新校点，并疏通文义、解释典故、考证礼仪的初始年代及地点。不仅可供古代史研究使用，也可供影视剧创作参考。古代君王与臣下如何行礼如仪，正是相关文艺作品应当追求的细节真实。

韩愈，唐代文学家、思想家。“唐宋八大家之”一。韩愈从年轻时就积极谋求仕进，渴望建功立业，施展抱负，却屡遭贬谪。但他依然不改初心，在从朝廷到地方的岗位上恪尽职守，勇于任事，并且大胆敢言。这些经历和心态，深刻地影响了他的诗文创作。韩愈提出“文以明道”的散文创作主张，又有“不平则鸣”“笔补造化”的诗歌创作理念，使当时的文坛气象一新。

熊廷弼，明末“辽东三杰”之一，“有胆知兵”，以严明称，但万历、天启年间因性格刚烈，“好谩骂，不为人下”，招致颇多非议。他一生三入辽东，终为党争所陷，其跌宕起伏的官场人生，正是晚明政局的缩影。 本书围绕熊廷弼之死，记录了熊廷弼最后十七年的人生，以及晚明的边防形势和政治争斗。通过对历史细节的剖析，书中一改熊廷弼过去相对单一化的传统形象，以公允持正的目光审视历史，深挖熊廷弼复杂、摇摆的政治生涯。作者以熊廷弼作为晚明史的小切口，刻画诸多细节，描摹出晚明众多历史人物丰满的形象，还原了大明危如累卵却无以自救的迟暮困局。

1859年11月至1861年7月，吕多维克·德·加尼耶·戴加莱作为猎兵少尉参加了英法联军的行动，本书即是他在战争期间与家人们的书信集。在家书中，吕多维克讲述了自己的行程，包括从布雷斯特到中国北方海滨的漫长航程、与上海徐家汇耶稣会机构的来往、法军在交趾支那的活动等等，与亲友们分享了经历见闻，表达他对家人、故土的思念。同时，吕多维克详细记述了联军偷袭塘沽、进入北京、劫掠圆明园等历史事件，记录了一个年轻人在完全陌生之地的数年间对战争暴力的亲身体验，也为我们研究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圆明园劫难史提供了第一手的宝贵资料。 吕多维克的父亲在收到书信时当即意识到这些信件的珍贵之处，不仅将它们细心保存，还逐字誊录一份备存，而吕多维克本人后来重读过这些抄件，并做了一些注释。后来吕多维克的曾外孙女和另两位同辈一起，对这些信件进行了整理，于2013年由法国普坦出版社出版。本次为首次中译。

张骞出使归来，铺在武帝案头的羊皮地图上，赫然勾绘了一片未知的领域和未知的国度，西域古国进入人们的视线。武帝的目光穿过长安的城墙，越向了大漠戈壁的边缘，这片土地终将挂上“汉”字的战旗，西域四百年的历史将从这里开始。 以汉帝国与西域古国的故事切入，将汉、匈奴、西域放在同一个时代的平面上，重点讲述汉与匈奴在西域的生死博弈。全书以历史事实为基本框架，语言风格通俗轻松，没有学术性的枯燥理论；注重故事性叙述，脉络清晰地展现西域各个古国与大汉相爱相杀相融合的历史。这不仅是西域四百年，也是“大汉四百年”和“匈奴四百年”。

在雍正身上，两面性体现得非常明显。就治国方面来说，他是一个英明的皇帝，尤其在吏治这方面，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中，雍正堪称数一数二的能手。他的许多改革都将清朝的统治推向鼎盛，比如设立军机处、实行摊丁入亩制度、推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康熙末期的衰败之势在雍正手中得到了扭转，清朝的“元气”也在雍正的手中不断上升。但是在对待反对派的问题上，雍正是非常残酷的，绝对没有手下留情的余地。他的亲弟弟胤禵，八王党，两大功臣年羹尧和隆科多的结局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