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新元史、明史

《中华文明史（第七卷）：元代》以描述和分析广义的文化景观为重点，以构成中华文明的各个文化学科为基本研究单位，而不局限于区域性文化的介绍。此外，某些具有反文化性质的历史现象，也被看作是文明自身矛盾性的表现形式。譬如：战争在某种意义上破坏或毁灭了文明，但战争本身又是文明的产物，战争的理论、艺术、手段等等，又是文明的标志之一；战争在开创新的文明，以及促进区域性文化的迁移、融合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类似的现象，在各个文化领域里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必须指出，中华文明是就中华历史文化的主体而言的，但它并不是指单一的汉族文化，而是包括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所有成员的优秀文化。中国历史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不同的文化区域，其水平有时相去甚远，以至进入20世纪以后，仍有若干地区或民族还处于原始氏族公社阶段，这当然不能代表中华文明的主体水平。

《资治通鉴》 中国古代史学巨著。北宋司马光撰。全书二百九十四卷，另有《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通鉴》自《周纪》迄《五代纪》，记载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通鉴》的编写分作三步：第一步把收集的史料，标明事目，按照时间顺序加以排列，力求完备，叫做丛目。第二步把丛目中的史料进行考辨，择其记述详尽者，重新编写，叫做长编。这两步工作都由协修人员担任，抄录则另有书吏。第三步由司马光就长编所载，考其同异，删其繁冗，修改润色，写成定稿。

《中华文明史（第九卷）：清代前期》涵盖从1644年清王朝入关到1840年鸦片战争约200年的历史。这一时期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六朝皇帝的统治。其间，康、雍、乾三朝约120年的时间是清王朝的鼎盛时期，嘉、道以后开始衰落。

编辑推荐：本卷是《中华文明史》第六卷，叙述的是公元10世纪初到13世纪70年代360多年间，中华民族所创造的光辉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通过叙述，把辽、宋、西夏、金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及其在中华文明史乃至世界上的重要地位，呈现在读者面前，使读者能有一个全面而客观的了解。

本书文白对照，分：育幼、求学、习艺、立志、修身、齐家、智谋、通变、处世、为政、兴邦、时运12鉴。

真与伪，是与非，实与虚，纺织着一个历史之谜。 揭去覆盖于猝死的神秘遮幕，擦去泼洒在他身上的污秽，还其真正的本来面貌。 从一滴水珠观察大千世界， 琰（既嘉庆皇帝）猝死，嘉庆朝成为大清帝国鼎盛辉粕时代的终结，也就盖棺论定。

本主——白族独特的宗教信仰。本主文化的核心是对村社保护神“本主”的全民性崇拜，它从宗教的角度折射出白族的家庭、社会、阶级、国家以及生产方式、伦理道德、哲学艺术等方面多姿多彩的风貌，历来为学术界所关注。《白族本主文化》以新颖的学术视角首次将本主崇拜的农耕性、村社性以及本主文化的缘起、神格谱系、祭祀典仪、神话传说、寺庙建筑等作了系统全面的探讨和描述。

中古——近代化——民族惰性：蒋延黻在近代史中论述的这些不节，不是无的放矢，而是反映了近代中国的某些实误解及其方向的。

《元史纪事本末》，明人陈邦瞻撰，全书二十七篇，其中《律令之定》一篇为臧懋庸补撰。陈邦瞻，字德远，明高安（今江西高安县）人，神宗万历年间，曾经担任南京吏部司勋郎中，官至兵部左侍郎等职。在他之前，临朐（今山东临朐）人冯琦曾经编撰《宋史纪事本末》，但是，书未编成便死去了，其遗稿被弟子刘梧获得。另外，南京的一个已故侍御史沈越也曾经依照纪事本末体例修成宋代史事若干篇，其遗稿被应天府府丞徐申从沈越的儿子沈朝阳处得到。在刘梧、徐申二人的倡议下，由陈邦瞻整理，编纂为《宋史纪事本末》二十八卷，经刘、徐二人校订以后刊行。《白话精评元史纪事本末》刊行以后，陈氏又编纂了《元史纪事本末》，由臧懋庸参加订，补。全书共记叙了二十七事，合为六卷，所记史事起自世祖至元十七年，止于朱元璋起兵。《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明修元史，仅八月而成书，潦草殊甚，”明朝初年编修《元史》时，人们对于蒙古史事要闻知之不多，后仓促之间征集一些史臣和色目人编次成书。因此，《元史》对于元代史事的记载颇不详尽，其中舛误错谬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