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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录了作为明代政治、军事、文化中心的北京的大量有关史料，按事目分类，类目以下设分目，依时间顺序条录，辑录了明时北京政治、建制、置官、宗藩、司法、奖惩、赋税、营建、农牧、交通、战争、军需、文教、习俗、灾祥等类别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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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介绍了在开皇、贞观、开元盛世的背后，却煌煌帝业与宫廷惨剧并演，炀帝弑父屠兄，武则天杀女，甘露之变，血洗大明宫……，这一场场悲喜剧，将引起人们无限感慨。

共收论文19篇。内容涉及六朝隋唐时期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军事权力、赋役商税、货币物价、氏族门第等。

作者认为近代中国是一个动态的、新陈代谢迅速的社会，对这一时期的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各方面进行了具体的考察研究。

本书是第一部全面和系统地向中国学术界介绍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成就的学术论著汉译选集，分十卷出版。本卷为通论卷，收入8篇论文，内容包括从古代传说、民族发展、南北文化以及历史时期划分等方面。

片断：逵论曰：臣前上傅安等用黄道度日月弦望，多近。史官一以赤道度之，不与日月同，于今历弦望，至差一度以上，輙奏以为变。虽还不清楚傅安是何时代人，但《续汉书·律历志》收入贾逵论历一般认为是在永元四年，因此至迟可以考虑永元十五年之前，类似于黄道铜仪的仪器已经存在。面对傅安测定的黄道上位置，据上述引文来看，似乎专门负责观测的政府官员如史官等人还没有可以用来进行黄道位置测定的浑天仪。永元十五年所造，被特别指名为“太史黄道铜仪”，是很值得注意的。因此可以认为，在元永十五年以前，于史官之外，世间已有附有黄道环的浑天仪。在中国，新的天文观测和研究，经常出自史官以外的非专门的官吏之手，以上即为其中一例。贾逵论历中提到的是傅安，至于在傅安之前是否有具备黄道环的浑天仪存在，现在尚不清楚。前汉以前姑置之不论，相传汉代使用浑天仪的人有武帝时期的落下闳和宣帝时期的耿寿昌。《史记·历书》《汉书·律历志》关于落下闳则只记有“闳运算转历”，而没有他曾使用浑天仪的明确记载。前汉末扬雄所著《法言》中有：或问混天，曰：落下闳营之，鲜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另外接受《法言》这种说法而写成的《晋书·天文志》“仪象”条中有：暨汉太初，落下闳、鲜于妄人、耿寿昌等造员仪，以考历度。后至和帝时，贾逵繁作，又加黄道。对贾逵所造黄道铜仪的若干疑点，已如前文所述。在《晋书》所引的上述引文中，将落下闳、鲜于妄人、耿寿昌等人所造观测仪器称之为员仪，员与圆字相同，实际可以将其理解为浑天仪。只是在上述引文中，将此三人均作为太初改历时的人物，实际上真正参予改历者，仅有落下闳一人。改历之后，至元凤三年（前七八），有人反对新历，为明辩是非，主历使者鲜于妄人等曾从事观测，而浑天仪则可以认为是耿寿昌于甘露二年（前五二）製造的。《续汉书·律历志》中有：案甘露二年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以图仪度日月行，考验天运状，日月行至牵牛、东井，日过〔一〕度，月行十五度，至娄、角，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赤道使然，前此世所共知也。《晋书·天文志》中的员仪，至此处已改作图仪。假如将图仪也解做浑天仪，也仍然确定不了它是否已经具有黄道环装置。在上述引文中，假如至“月行十三度”为止乃是耿寿昌所说，则大概可以说，他的测定是只依据于赤道的。至于落下闳和鲜于妄人的时代，更没有任何可以确证黄道环存在的资料。上述所引《续汉书·律历志》中《石氏星经》有∶黄道规牵牛初直斗二十度，去极二十五度，于赤道斗二十一度也。和赤道数值相並列，同时给出了冬至日躔位置的黄道数值。赤道上冬至日躔在斗二十一度，这相当于是在公元前七十年前后，並把这一数值换算成在黄道上的相应数值。

这套本来是以“文史知识丛书”的名义出版的，现在改成“文史知识文库”“丛书”改成“文库”，目的是使之套书容量大一些。把这套书编得更充实、更丰富、不权容纲《文史知识》已经刊发过的较好的内容，还要容纳《文史知识》未能刊发的好内容，我们的计划是深入浅地、重点而又系统地介绍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丰硕成果。我们的时代日新月异，科学技术革命讯速而又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国人民重振雄风，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在祖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正酝酿着新的崛起，新的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