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抗日战争结束已近半个世纪了，但这一历史事件中的许多课题至今仍对中外史学家产生着无穷的魅力，因为这场人类正义之战蕴含着促使人们思考过去、审视未来的丰富哲理。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和苏联是反法西斯阵营中的两大盟国。共同的利害关系曾把两国的命运联系到一起，各自内外政策上的分歧也曾使两国发生复杂的纠葛以至激烈的冲突。也许正是由于这种跌宕起伏而富有戏剧性的同盟关系，才更加引起史学界对它的兴趣，促使其去研究产生这种同盟特点的内在动因，进而寻找理解战后中苏关系发展变化的历史钥匙。苏联著名史学教授M·贾丕才在回顾近代中苏关系史时说，中苏关系在过去经历过一些高潮和低潮，低潮之后不可避免地会随之出现高潮。①贾丕才在这里从宏观上勾画了近代中苏关系。曲折运行的轨迹：1924年建交——1929年断交——1932年复交——1949年断交。②如果把这一轨迹浓缩到抗日战争时期，中苏关系实际上也呈现出这样一种波峰和波谷相互交替的动荡特点。

国家八·五重点图书规划。本书记述并评论抗战正面战场的史实，如华北战场、“八一三”上海战场、鲁南战场及“湘北大捷”等。

翻开中国近现代史，是一部中国人民的血泪史屈辱史，也是一部中国人民的奋斗史、胜利史。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牺牲之重、作用之大，是前所罕见的通过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增强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该丛书不仅以大量篇幅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和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而且对广大爱国的国民党官兵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中所做出的贡献，也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和论述；不仅直接阐述了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而且对海外华侨、国际爱好和平人士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大力支持与贡献，也作了叙述；不仅对社会上层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作了如实阐述，而且还把视线瞄准了广大基层人民；不仅重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政治、经济、军事，而且还对这一时期的外交、社会、学术思想和文化等也作了介绍，力图使读者能从全方位、多视角、多层次来了解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全貌。无疑，这对推动抗日战争史研究，促进学术发展和繁荣是很有作用的。翻开中国近现代史，一个最基本的历史事实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100多年时间的历史，既是一部中国人民的血泪史、屈辱史，也是中国人民的奋斗史、胜利史。

《流沙坠简》按简牍的内容和性质进行分类，析为三大类：第一大类是小学术数方技书，涉及《苍颉》、《急就》、《力牧》、《历谱》、《算术》、《阴阳》、《占术》、《相马经》、《兽医方》等多种典籍。第二大类是屯戍丛残，其下又按内容分为簿书，烽燧，戍役，廪给，器物，杂事等六项。第三类是简牍遗文，汇集各式书信。第一，三类由罗振玉完成，第二类是王国维撰作。此外，王国维选 作《补遗》，考释斯坦因于尼雅河下游所获晋初文书；又补《附录》迻录、考日本大谷探险队橘瑞超于罗布淖尔北所获前凉西域长史李柏书稿，另据斯坦因《塞林提亚——中亚和中国西域考古记》绘制敦煌鄣燧分布图，并将各燧编号及其汉诗名称、所出木简列为一表。本书所录包含了两汉至魏晋间的木质、帛质及纸质文书，其中两汉文书多木质，少量帛质，魏晋所出则木质、纸质并存。为便利读者，此次影又做了两项工作：一是将原来的线装八开本三册缩影为精装十六开本一册；二是对原书统一另编页码，并新编目录置于卷首。

近年来，在中国大地上，人们精神领域中形成了两个热点，一个是文化热，另一个是毛泽东热。它们是当代中国人开始精神反思的现实标志。文化热打破了多年来以政治思维来研究历史、解释事物、论证现实、规定未来的框架，在大文化的广阔领域中让思想驰骋。众多的文化研究者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对中西之争、古今之辨、民族文化前景等等，都作了许多有意义的新阐释，取得了成绩，可喜可贺。毛泽东热更是另外一番情景，它改变了多年来毛泽东只能是人们的崇敬对象这种文化气氛，而使他成为了人们的知识对象。许多著作、文稿以其写实性，使人们对毛泽东作为一个真实的人所过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有了生动的了解；毛泽东时代的许多历史事件的真实细节被曝光。人们逐渐在修正和“完整”自己头脑中的毛泽东形象，在新的历史境遇中重新体味自己亲身经历的那一段历史。

璀璨耀目的中国文化，五光十色，包罗万象。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剧的现代社会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辅而行，人们时时刻刻需要从文化的海洋中汲取养份。为了帮助读者了解中国文化各方面的知识，《文化春秋》诞生了。《文化春秋》的范围包罗宏富，贯通古今，融会中外，谈天说地，话东道西，既有各种名著的通人介绍，又有关于风俗、人情、哲理、宗教、游戏的宏文小品，庄语谐谈。题材广阔，形式多样，力求在趣话闲谈中传递知识，在轻松活泼中提高修养。希望《文化春秋》能得到读者的喜爱与支持。

本书分28个大类，收3300个词条，词目解释注意反映80年代中期以来学术界的新成果。

纵向看，咸丰时代的中国，已是封建王朝的末世，百年积弊非一日而成，更非一手一足所能改变。 横向看，19世纪中叶的世界，一方是江河日下，摇摇欲附的晚清王朝；一方是如日东升，后来居上的西方列强。 在史无前例的内忧外患之中，咸丰补天的悲剧，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明朝是汉朝以后又一个由农民起义军建立的王朝，又是辽、金、元统治四百余年后再建的汉族地主阶级统治的王朝。明太祖建国后，随即建立起高度集权的专制制度，以巩固新王朝的统治，社会经济也随之得到恢复和发展。成祖以后，皇帝集权的专制制度与皇帝无能或无为的矛盾，日渐显著，以致出现宦官干政。本编第一章叙述到明武宗时期。这时，皇帝的怠政与宦官的擅权，都已达到高峰。第二章叙述世宗至神宗时期。世宗初即位，曾有志于革故鼎新，倚用阁，削弱宦官外戚，但中年以后即怠于政事。神宗初年，也曾有所兴革，中年以后耽于逸乐。内宦四出，搜括财富。阁部科道诸臣，相互攻讦，形成朋党。明王朝在昏乱中走向衰落。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超越了前代。生产技术的进步，却日益落后于西欧诸国。皇室贵族的掠夺，造成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的严重障碍。

光绪皇帝是清代最富悲剧色彩的一位皇帝，也是最为闾阎街巷津津乐道的皇帝；从光绪皇帝命途多舛的一生不难感受到中国封建社会垂暮时代的那么一种透着股霉朽气息的厚重的压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