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纪实的手法记述了北洋政府时期掌控或左右北洋政府中央政权，或在某些重大历史事件中产生过重大影响、具有鲜明人物特点与争议的军阀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张勋、曹锟、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韩复榘十人，参考20世纪初和二三十年代的一些原始资料，以及相关人物口述，褪去尘封已久的历史，通过客观事实，讲述他们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发迹、崛起，以及最后结局，力求客观、公允，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本书语言通俗生动、事件记述详尽准确、人物描写细致入微。是一部有价值且有可读性的历史作品。

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的生活史，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留日学生个人的日常生活，二是他们的团体活动。留日学生个人的日常生活，包括学习生活、经费问题、人际交往、翻译编辑、文学创作、社会活动等生活百态和人间诸相。留日学生的团体活动，既有清末留日学生的重要组织励志会、译书汇编社、清国留学生会馆、军国民教育会，也有抗战前后中共东京支部、中华学艺社、中国留日同学总会等开展的主要活动。围绕留学生与救国的主题，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的个人生活与团体活动相互交织，展现了人清末至新中国成立期间半个多世纪的留日生活谱系与中日关系变化。

本书收录作者近年来的代表性论文，分为“空间”“制度”“社会”三部分，着意于从整体上考察中国古代的空间、人群、制度与社会等问题。在“空间”部分，作者考察“封”“疆”“界”的含义，并分析“越”的历史空间内涵。在“制度”部分，作者描绘秦代县级行政机构的总体图景及其运行机制，考察唐宋时期厢、乡里制度及新县的置立，关注王朝国家自上而下的制度，也在意民间社会自生、内在的制度，诸如中国农田水利规章中体现的民约。在“社会”部分，作者关注被归属于某一阶层的人的生计与身份，探讨中国古代早期庶人的“名”与“姓名”，以及秦统治下人民的身份与社会结构。

创建于1922年10月的上海大学，是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一所干部学校，着力于培养革命人才和建设人才，名义上为中国国民党党立学校，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主掌的且以中共党员为骨干的所用以培养革命干部的教育机构。1983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在复旦大学分校、上海外国语学院分校、华东师范大学分校、上海科学技术大学分校、上海机械学院轻工分校、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基础上复办上海大学（简称原上海大学）。1994年组建的上海大学是上海市属、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综合性大学，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建高校，上海市首批高水平地方高校建设试点，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上海大学是拥有悠久传统和红色基因的大学，是走过峥嵘岁月和光辉历史的大学，它的诞生、成长、发展和壮大，始终与国家和民族以及我们所在的城市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本书收集了1922—2022年的全国主流媒体有关上海大学的报道文章，包括《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和《青年报》等。这些报道，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上海大学的发展轨迹，它是上海大学校史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中国当代教育史的组成部分，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这是一部严肃的学术书，记录了周恩来早期革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1919年以后，在黑暗与光明的重叠里，中华民族开始觉醒，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周恩来也以满腔热情投入到为“中华腾飞世界”而奋斗的历程中。在这个历史背景下，1920年，周恩来赴法留学，直到1924年才回国。作者在巴黎实地探访周恩来的足迹，以严谨的态度和扎实的治学方法，基于大量资料和史料，考证了青年周恩来在法国巴黎留学期间的生活、学习经历，详细叙述了周恩来对中国革命和中国未来的思考，记录了他由此走向共产主义道路的历程。 本书将周恩来留法时期求学和革命思想的形成，置于整个20世纪20年代欧洲社会形势和国际共运的大背景下，说明中国革命道路选择的历史必然性。

康熙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有名的政治人物。他文治武功兼备，重视借鉴历代王朝兴亡盛衰的原由本末，勤政事，重德治，以儒家思想治国；他清除权臣，扭转错误的治国方向；他致力恢复经济与社会秩序，奖励垦荒，轻徭薄赋，发展经济；他注意整顿吏治，惩治贪污；他平定三藩，收复台湾，消灭噶尔丹反叛势力，进一步加强对西藏的管辖，并成功地实现中俄东端划界，奠定了今日中国疆域版图的基础；他重视文教，致力发展民族文化。在61年的政治生涯中，康熙帝以其坚韧不拔的努力，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从而使他跻身于中国历史上最为优秀的帝王之列。

周公是中国政治与文化目前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谈中国传统的宗法制度、封建制度、礼乐文化，谈人文化成，都离不开周公。更为重要的是，周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独特的贡献。他一生辅佐武王和成王父子，在政治上有大作为，在文化上有大开拓。他尊重传统，注意以史为鉴。他封邦建国，奠基华夏政治大一统格局。他以民情视天命，全面开创人文主义新时代。他敬德保民慎罚，开创以德治国新模式。他提出系统的建业与守业的政治理论和主张，可谓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目前的开山鼻祖。周公的治国智慧对后世中华文化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后世中国政治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主持的变法运动历时十六年（1069—1085年），但主要举办还是集中在熙宁年间的熙宁二年至熙宁九年（1069—1076年）。在此期间，王安石在财政、经济、军事、官制、选举、教育等诸多领域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变革。这些改革，在时间上有早有晚，不是齐头并进；在内容上有多有少，不是平均分配。其着力最多处，是在理财和整军。农业经济关系的改革，是“富国”的重点之一，在这方面先后推行了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等。改革商品货币关系，是“富国”的又一个重点，这方面先后推行了均输法、市易法、免行役法等。“强兵”在变法中的地位不亚于“富国”，为此先后在军事领域实行了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等。此外，熙宁新政也涉及到科举与教育领域的改革。熙宁新政企图改变北宋中期以来国家积弱积贫、官场因循拖沓的现状，目的集中在“抑兼并，振贫弱”“兴田利，增利禄”等方面。通过新政，国家财政有所改善，西北边防有所好转，积贫积弱局面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观。

汉帝国建立后，在政权建设上，刘邦君臣毫不犹豫地全面承袭了秦帝国的国家制度。刘邦治国，不拘泥古人，不拘泥成法，而是根据汉初的实际情况，注重政策的变通性与可行性。过去学界一谈到汉初国家治理，就多拿黄老思想说事。其实，刘邦治国是儒法道兼采并用，在以法治国、以德治国、以道治国上他都进行了实践探索，都有过尝试与调整，很难说是单取黄老清静无为之道。刘邦治理国家的立足点在于有为，并非无为。在政治上、经济上采取了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这不但让汉政权顺利实现了“秦果汉收”，而且还开创了中国帝制时代的第一个盛世——大汉盛世。

张居正执政期间，面对明王朝出现的财政困难、政治腐败、边防松弛等状况，以其缜密而又远见卓识的谋略和果敢魄力，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大刀阔斧地拨乱反正。在整顿吏治方面，张居正实行“考成法”，通过有效的层层监督，使政令得以顺利推行；经济上，以“清巨室，利庶民”，充实国库为原则，清查田赋与实行一条鞭法；军事上，以强兵固边为目的，整饬守备，巩固边防。张居正改革以整顿吏治为重点，目的是“尊主权、课吏治、信赏罚、一号令”，其实质还是加强中央集权，提高朝廷办事效率，以改变明王朝长期积存下来的文恬武嬉、政务懈怠的现象。通过其强有力的改革，暂时解决了明王朝积重难返的一系列老大难问题。张居正的改革，就那个时代看，是非常成功的，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