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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追述了远古人类进化的足迹。前五篇讲述了一百万年至六千年前原始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后三篇讲述了人类文明的初期——夏商奴隶制社会的情况。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在史记之前，有以年代为次的“编年史”如春秋，有以地域为限的“国别史”如国语、战国策，有以文告档卷形式保存下来的“政治史”如尚书，可是没有上下几千年，包罗各方面，而又融会贯通，脈络分明，像史记那样的通史。 唐刘知几的史通分叙六家，统归二体。所谓“二体”，就是“编年体”和“纪传体”，而史记是纪传体的创始。从此以后，历代的所谓“正史，从汉书到明史，尽管名目有改变（例如汉书改“书”为“志”，晋书改世家”为“载记”），门类有短缺（例如汉书无“世家”，后汉书、三国志等都无“表”、“志及世家”），但都有“纪”有“传”，绝无例外地沿袭了史记的体例。 据司马迁自序，史记全书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包括太史公自序），共一百三十篇。今本史记一百三十卷，篇数跟司马迁自序所说的相符。但汉书司马迁传说其中“十篇缺，有录无书。三国魏张晏注：“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按：即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传靳列传。兀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列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可见司马迁编写史记，只能说是基本上完成，其中有若干篇，或者没有写定，或者已经定稿而后来散失了。

本书是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的重要著作。全书共分二编和三个附录。第一编讲述史学理论，着重阐明历史与编年史、自然史与历史的不同，有二章专门论述“假历史”、“历史哲学”，还讲了“历史的人性”，“历史的选材与分期”以及“专门史的差别与划分”。第二编叙述史学史，分别论述了希腊罗马史学、中世纪的史学、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启蒙运动的史学、浪漫主义的史学、实证主义的史学等。[前言]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出版说明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至2000年先后分九辑印行了名著三百六十余种。现继续编印第十辑。到2004年底出版至四百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末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意大利文第一版序构成这部论著的文章几乎全部都于1912年到1913年间在意大利各学会的会刊和意大利各论评中刊登过。由于它们是一个全盘计划的一部分，所以收集成书并不困难。这一卷用德文印行过，书名叫作《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图宾根默尔出版社1915年出版。在用意大利文刊印成书的时候，我间或稍有修改，并增加了三篇短文，附在第一编后面，作为附录。把这一卷书看作我的《精神哲学》的第四部分需要稍加说明；因为事实上它并不是我的哲学的一个新的自成体系的部分，而应看作我的史学理论的加深与扩大，那是我在第二部分即《逻辑学》的某几章中所已大体谈过的。但我对精神的方式、对这些方式的差别和统一、对它们的真正具体生活亦即发展与历史、及对历史思想亦即这种生活的自我意识的全部研究都是指向历史理解问题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我在谈完了大的范围后重新讨论史学问题并使它超出第一次所谈的范围，乃是对于整部著作所能作出的最自然的结论。“结论”的性质说明了这最后一卷的行文较之以前各卷较为紧凑和较少说教的原因，也说明了这样做是对的。

本书是建国后编辑的第一部以海军为专题的史料汇编，广泛搜集了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有关中国近代海军创建、发展和衰败的大量资料，对于研究我国近代海军史、海防史具有重要价值。史料真实地展现了我国海防建设中这一段辛酸悲壮的历史过程。今天，在反对世界霸权主义侵略扩张的斗争中，研究历史上的这一教训，对于我们加强海防建设是会有教益的。

《旧典备徵》和《安乐康平室隨笔》，是近人朱彭寿所著的两种较有价值、带工具书性质的清代史料笔记，对文史爱好者、尤其是对清史研究工作者，会有相当的帮助。《旧典备徵》被时人称誉为“于先朝国故人物，详稽博考，原原本本，殚见洽闻，凡诸纪载，既备且确，其体例与《弇州别集》相近，而精核过之”（见刘承干跋），是有一定道理的。如“各省状元人数”条，记录了起顺治三年（一六四六年）讫光绪三十年（一九○四年）的二百数十年间共一百十二科各省状元的姓名、籍贯、科名等，可与清代进士题名碑录和馆选录等记载互相参照比较，“浙江鼎甲考”条，则专记起顺治六年（一六四九年）讫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约二百五十年间的浙江籍状元、榜眼、探花的名籍。“武鼎甲考”条，记录起顺治三年讫光绪二十四年的武科鼎甲姓名、籍贯，可以弥补进士题名碑录中记文不记武的不足。又如著者仿傚《归田琐记》记载闽籍得谥者例，在“浙省人得谥者”条中，按杭州、湖州、宁波、绍兴、台州、衢州、严州、处州八个地区记录了浙江人得谥者的姓名、县籍、官职、谥号和得谥年代，可以和“一家人得谥者”条互参，起到一种谱牒的作用。其它如“世家”等条，均属此类。《安乐康平室隨笔》六卷，撰成於民国己卯（一九三九年），並先於《旧典备徵》在一九四○年排印问世。此书按事列条，不加标题。据著者称，他在撰写《寿鑫齐丛记》以外，“隨时纪载者，或谈近事，或溯旧闻，或述家风，或抒己见，兴之所至，信笔即书，虽雅俗兼陈，漫无体例，顾其间零星考订，稍有发明，且於生平身世所经，时亦誌其雪泥鸿跡，凡所缀辑，似与渔洋山人诸笔记意趣略同，爰命儿孙辈别录为卷，而以隨笔名之。”“安乐康平”四字，是光绪丁未岁（二一十三年）除日，清廷颁赐朱彭寿春联中语，因即以此名其室，並称其书。《隨笔》就其内容而言，比《旧典备徵》所记题材更为广泛，除典章、人事以外，还兼及诗词、文字音韻、版本目录、古钱、画卷等方面的记载、考订，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如起光绪二十八年讫宣统三年冬亲郡王得谥情況，在卷四中便有较详细的记载，可以补《皇朝谥法表》和清代职官年表之类工具书的不足，卷五中则就一些王公大臣的谥号和《皇朝通志》、《清文献通考》、《八旗通志》中有所歧異之处，提出质疑或纠缪。卷二中对清代考试制度中的某些情況，也有可资参考的叙述，如介绍补应殿试者的考卷，考试官按例在卷面加盖“补”字红戳，此种试卷不入进呈的前十名考卷内；著者自己曾擔任过考试各省孝廉方正阅卷官，在卷三中记述殿试阅卷大臣在阅卷过程中的规定、程式情況（卽所词“转桌”），亦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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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辙所撰的一部笔记体小品文集，记述了当时社会、政治、人物、风物等许多掌故和轶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