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一词在中文里历史久远，《汉书·艺文志》将“小说家”列为九流十家之末，他们的记录与历史相通，但不同于官方的正史，系“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殷芸小说》据说产生于南北朝时期的梁代，是我国很早以“小说”命名的著作，多为不经之谈。唐传奇的出现带来新气象，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但是中国现代小说的产生有特殊的时代背景，离不开外来的影响。我国近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往往也是翻译家。这种现象在世界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晚清之前，传统文人重诗文，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创作形式，地位不高，主要是供人消遣的。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小说受重视的程度已不可同日而语。1899年初《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大受读书人欢迎，有严复诗句为证：“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游子肠。”1924年10月9日，近代文学家、翻译家林纾在京病逝。一个月后，郑振铎在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上发表《林琴南先生》一文，从三方面总结这位福建先贤对中国文坛的贡献。首先，林译小说填平了中西文化之间的深沟，读者得以近距离观察西方社会，“了然地明白了他们的家庭情形，他们的社会的内部的情形，以及他们的国民性。且明白了‘中’与‘西’原不是两个截然相异的名词”。总之，“他们”与“我们”同样是人。其次，中国读书人以为中国传统文学至高无上，林译小说风行后，方知欧美不仅有物质文明上的成就，欧美作家也可与太史公比肩。再者，小说的翻译创作深受林纾译作影响，文人心目中小说的地位由此改观，自林纾以后，才有以小说家自命的文人。郑振铎这番话实际上暗含了这样一个结论：中国现代小说的发达，有赖于域外小说的引进。鲁迅也是在接触了外国文学之后，才不再相信小说的功能就是消磨时间。他在作于1933年春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写道：“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

本书运用性格心理学，通俗易懂地描述和严谨细致地论证了中国古代各朝代的领导者性格类型和王朝兴衰之间的关联。本书厚基于中国历史史料，植根于中国本土文化，以中国二十五史为基础，把每个朝代当作每个（企业）组织来看待，重点探究组织传承的性格之道，运用基于国学四象思维的黄氏TOPK性格工具，从领导者的性格类型的角度解读组织兴衰，用简单明了的语言解读中国各个朝代的领导者性格类型，并通过数据统计和对照分析，探究组织创建和传承的性格规律，探讨组织基业长青的性格奥秘。 本书对现代企业优化创业搭档团队，提高创业成功率，从而实现企业的成功创建；对现代企业优化接班人选拔机制，提高企业接班成功率，从而实现企业的成功传承，突破组织周期律，打造长青基业，具有极强的现实借鉴意义。

《森林帝国（增订版）》是一部结构严谨、逻辑性强、富有创新性的学术专著，本书在原版基础上增加近三分之一内容。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由“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西北高原文化”“沿海暨岛屿海洋文化”等五种文化形态组成，到全面、细致地介绍满洲三千年历史发展历程，成功回答了“清朝缘何由几十万人口、十多万军队，战胜明朝一万万人口、一百多万军队，且巩固统治长达二百六十八年之久”这一历史之问。书稿史料翔实，配以精美彩插，重新绘制7幅中国古代地图。

本书以三国时蜀汉政权的兴衰脉络为主线，以流畅的笔触激活那段历史。在一个生动的历史流程里，凸显出那些人与事的意义，在一部断代史的著述里照应“通古今之变”的史学追求。本书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围绕天命、合法性与政治兴亡这一主题做了通透的论述，对一些争议性的问题——诸如衣带诏的真伪、《隆中对》的得失、襄阳之战的明暗折冲、夷陵之战的败因、永安托孤的迷思、孙刘联盟的政治问题、诸葛亮北伐的战略检讨等——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修订版除了在行文上更形精炼，对李严案、姜维复国之谋等细节也作了补充性的分析。

冯耿光，生于1882年。字幼伟，广东番禺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第二期毕业生，后来长期在金融行业工作，在20世纪初到三四十年代的社会十分有影响力。作为近代有名的金融家，读者只能从一些作为文史资料的回忆录中对其进行了解。在《冯耿光笔记》中，作者以其丰富的学识，通过档案资料，冯耿光本人的文章，他人的日记、回忆录、游记中的相关记述等这些确凿翔实的史料文献对冯耿光的一生做了传记式梳理，用生动的笔墨描绘了冯耿光传奇的一生，印证并佐证了20世纪上半叶冯耿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内的社会影响力。

荣禄（1836—1903），字仲华，号略园，别号田舍主人。 早年曾任步军统领、户部左侍郎、内务府大臣、西安将军等职，甲午战争时期派督办军务处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与闻机要。 戊戌政变后入值军机处并节制北洋各军。 庚子事变后，在西安行在中枢中，任领班军机大臣，是《辛丑条约》谈判及”清末新政”开端时期之政府首脑。 荣禄属慈禧太后亲信重臣，其女指婚于醇亲王载沣，其外孙溥仪被立为皇帝。本书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荣禄折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荣禄传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荣禄存札》及《荣禄存各处禀稿》、清华大学图书馆藏《荣禄函稿底本》为主干资料，同时搜罗散见于时人日记、函札、笔记、年谱及报刊上的零碎素材，编撰而成的首部荣禄年谱长编之作，累计约百余万字。 资料之取舍、编排，除反映荣禄之生平行述外，亦考虑作为史料集供学界利用。

《明清史评论（第六辑）》共收录文章12篇，包括专论6篇、札记1篇、综述1篇、书评2篇。主要围绕明清时期民众信仰、道教文化、儒家学术、地域社会等，既聚焦于热点论题，也有新的发现与开拓，所收录的华琛、劳格文、高万桑三位国外学者的论文译稿，充分展现了国外研究明清时期宗教信仰的前沿水平。

本书以明武宗的人生轨迹为线索，生动地记述了正德一朝的政治风云和军事活动。明武宗这个被认为是明代最荒诞、最另类、最有个性的谜一样的皇帝，其出身之谜、宠幸之谜、荒诞之谜、好战之谜、巡游之谜……在本书中被一步步揭开谜底。向读者呈现出一个立体、鲜活的君主形象，也折射了他所处的动荡、变革时代。

秦朝二世而亡，是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而秦始皇建立的皇帝体制却影响了中国历史两千余年。秦朝寿命之短而影响力之大，令后人惊叹。秦亡与汉兴，一亡一兴间，到底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本书以研究秦汉法制制度为切入点，详细考证了秦汉时期的立法、施行、法规等情况，重建了一个完整的秦汉制度模型。作者从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相互融通的角度，对秦汉时期的法律文化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力图在法律、历史、文化三者的对话中寻求互动式的说明，使读者更深层次地了解秦汉帝国。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备受东西方列强的欺凌，相继与外国签订上千个不平等条约。列强通过这些条约，大量侵占中国领土主权，勒索巨额赔款，攫取传教、鸦片贸易、来华游历、修路开矿、驻军等各种特权。衰落腐朽的清王朝，深陷不平等条约的桎梏，任人宰割。从孙中山先生开始，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对废除不平等条约，念兹在兹，不懈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吹响了全面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号角。随着香港和澳门相继回到祖国怀抱，不平等条约终于全部废除，百年国耻得以彻底洗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