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充分掌握汉唐史籍中的歌谣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汉唐歌谣所反映的政治、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及其传播、作用进行了专题式研究。认为汉唐时期广泛存在的歌谣风议是民众和一部分官僚士人对现实政治和生活的批评和意见，是普通民众参与社会政治的一种特殊手段。汉唐统治者意识到歌谣风议的下情上达作用，经常根据歌谣风议对地方官进行监督甚至黜置，有的统治者也会根据歌谣风议调整统治措施和统治方法。汉唐统治者对歌谣风议的采纳和有效回应，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唐社会治理的水平。

《君主、道学与宋王朝》从君主支配、道学的政治理论与实践两个议题入手，探析宋王朝形态的特点。上篇先从史料中提炼了“枢机”与“委托”两种中国古代君主支配的基本模式，进而用“双重委托”概念为南宋晚期政治史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下篇将道学政治理论分为“明明德”“新民”两截，分别探讨其对南宋政治实践的影响。前者从理论上的要求变为君道的现实，配合了君主支配；后者以“？e矩之道”为核心，推动了道学家持续不断的省赋恤民行动，改变了南宋军事财政的形态。《君主、道学与宋王朝》希望摆脱将古代王朝视为粗放版现代国家的成见，从历史的逻辑把握宋王朝的形态。

西南茶马古道是本书着眼于中华民族“大地理、大历史、大文明”的整体格局而提出的学术概念。它是中国西南地区在茶马互市基础上形成的以茶叶为主要商品、以马匹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商贸通道，是中国西南地区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的重要走廊。西南茶马古道有川藏、滇藏、青藏三条主线路，并由众多支线组成，遍及四川、云南、陕西、甘肃、青海、西藏等省区，辐射东南亚、南亚等地区；它渊源于秦汉，形成于唐宋，快速发展于明清，大放异彩于近现代，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西南茶马古道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商贸通道，是历史上西藏和内地联系不可缺少的桥梁和纽带，是多元文明交流互动的主要通道之一。在“一带一路”的总体视野之下，系统搜集、整理、研究西南茶马古道文献资料，并在翔实、可靠的文献资料基础上，提出西南茶马古道的文化遗产保护方案，深入挖掘其历史与现实意义，铸牢“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共同体意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实践和理论资源的双重支撑等。

20世纪的中国历史撰述出现了流派纷呈、方法各异、观点多元的复杂局面，甚至有过激烈争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中国历史撰述的许多精彩“交锋”，很大程度上是体现在如何撰写“古史”部分。本书对20世纪中国历史撰述中的“古史”建构作了条理清晰、材料充实的阐述和探究。以中国“古史”建构的具体“问题”为导向进行论述，具体“问题”之中，则基本以时间为线索加以展开，各个“问题”之间亦存在联系，力图横向研究与纵向探讨相结合，进而呈现出中国“古史”建构的整体面貌。本书依托史学史专业，调整问题意识，改进考察方法，旨在从“史著”和“史家”研究的老话题中挖掘出新的意义，开拓了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的新空间。

《唐都长安》是一部关于唐代长安城的全面性的综合研究作品。唐长安城是在隋大兴城的基础上增修而成的。隋唐长安城在继承“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这一传统都城建筑制度的基础上，结合“象天设都”的思想，并吸收北魏洛阳城建制，经过隋唐两代的营建，成为我国古代规模最宏伟、建筑最壮丽、布局最规整的都城，以后各朝的都城营建主要沿袭了隋唐长安城建制。本书关于唐代长安的营建与规划布局叙事极为详尽，从关中的自然环境、交通运输和隋大兴城的创建说起，到唐代长安城的发展、破坏与改建，特别是对唐代长安城的布局、市政建设，外郭城、皇城、宫城内部的坊里、政府衙署、宫殿的分布等，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还介绍了当时长安城居民的经济文化活动。本书将文献资料、考古成果等各种资料结合起来，并配有一百多幅图片，呈现了长安作为唐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东西方文化交流枢纽的国际性大都市风采。

唐代的礼仪制度既是中国古代五礼制度的发展高峰，又是唐宋之际国家礼制与社会礼俗发展变迁的重要过渡阶段，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与学术意义。本书从唐代礼仪制度的文本载体一礼仪文献入手，先是整体把握其撰作与存世情况，然后论证其与唐代施行的礼仪制度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而全面讨论唐代礼仪文献的意义与价值。同时，本书还从自下而上、由外而内的视角探究唐代礼仪制度的内容特点与发展变迁轨迹，不仅丰富和深化了现有的礼制研究成果，而且对于唐代一些礼仪制度的施行情况进行了举例说明，指出不同类型的礼仪文献的实用性、可操作性与时空局限性。另外，本书还对唐代礼仪文献的自身特点、统一与矛盾的细节、文质观等问题展开了进一步的探讨。

《隋唐五代史》是吕思勉先生“四部断代史”的最后一部，展现了隋唐五代时期的政治变革、社会生活、文化艺术、宗教等历史面貌。本书编选了原著上册叙述政治历史变革的部分，旨在简明扼要地梳理该时期的历史脉络，包括王朝的兴衰与更替，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本书配有300余张图片，并附有图注说明，以对隋唐五代时期的社会生活、文化艺术、宗教等方面进行补充。

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包含十篇论文，对萨珊波斯的政教关系、法律文书和祆教风神等进行了考察。同时对穆格山粟特文婚约及中古粟特女性的法律地位进行了研究。文章也兼及同样源于波斯的景教、摩尼教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土的问题。开篇纪念蔡鸿生先生的文字，以及下编所包含的十篇书评和会议综述，主要对涉及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尤其是有关古伊朗文明向东传播的若干著作进行评述，以志作者研习波斯文明与古代中国这一课题的学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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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庆之战后，曾国藩总督两江，指挥清军与太平天国进行最后决战。曾国荃胆大心细，率军直捣金陵，逼迫洪秀全将攻打上海的李秀成调回，从而进入战略防御。湘军逐渐掌握战争主动，经过浴血奋战，最终拿下“天下第一功”——克复金陵，彻底消灭太平天国。打下天京，曾国藩步入人生巅峰。为了保全身家性命，他主动裁军、勒令弟弟养病，处处谦恭退让。曾国藩的急流勇退，反而招来朝廷的种种刁难和打压，多次提出辞呈却不被允许，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在剿捻战事中，曾国藩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策略被朝廷斥责“畏敌不前”，遂坚辞主帅，重返两江。在两江总督任上，他得以施展治民理政抱负：与民休息、轻徭薄赋、开科取士、整顿盐务，江南地区得以迅速恢复元气。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积极发展洋务，致力于将传统儒学与现代科学相融通。就在曾国藩致力于“平天下”的理想时，天津教案的爆发迫使他卷入了这场名誉丧尽、劳而无功的纠纷之中。曾氏以自己半生清誉换来屈辱和局，保住了朝廷的脸面。喘息未定，又被朝廷推入“刺马案”的漩涡之中。而这，几乎耗尽了他所有精力，赔光了最后的颜面。曾国藩不怕死，怕的是“大事不成”，他在人生最后几年里，出版《几何原本》，派遣留美幼童，发展近代科技，以残躯竭力推动中国的近代化转向，展现了传统儒生“平天下”的最后倔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