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稿记述从公元618年李渊长安称帝，到公元755年唐玄宗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之前，一百三十七年间的唐朝阶段史。条分缕析其如何由太原一隅发展为横跨东西，幅员达一千三百余万平方公里的强大王朝，从时间、空间和人物动态发展等方面，再现唐朝开疆拓土、威服海外的进取历程。

伊懋可在《中国的历史之路》（或译《中国历史的模式》，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1973）一书中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论述：中华帝国为何能长期维持统一而没有像罗马帝国那样最终分裂？中国如何执中世纪各国经济之牛耳，并成为当时人口最多的国家？古代中国如何在科学和技术方面从落后于欧洲到处于领先地位，但是在1600—1700 年又远远落后于欧洲大多数地方？作者提出了“高水平平衡陷阱”理论。他认为传统后期的中国经济发展已达到没有工业-科学投入情况下的极限，随着人口持续增长，农业剩余产品递减，人均收入和人均需求下降；劳动力越来越便宜，而资源和资本越来越昂贵；耕作与运输技术已高度完善，难以再做简单的改进。当新技术出现的时候，已经没有足够多的剩余来购买新技术，而且这种所谓高水平的发展也抑制了对新技术发明的需求。伊懋可认为“高水平平衡陷阱”是对中国文明之所以出现技术停滞，并且没有发生工业革命的一种充分解释。

《中国简史》（精装版）原名《白话本国史》，是吕思勉先生的成名作品。全书分绪论、上古史、中古史、近代史、现代史、结论六篇，条理清晰，叙述了从三皇五帝到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发展情况。他一改形式上的长篇大论，篇篇短小精悍，读起来毫无疲累感；内容上条理清晰，见解新颖、独到；文字通俗易懂，毫无晦涩难懂之感。

在医疗条件不发达的中国古代社会，即便是富可敌国的人物、至高无上的帝王，也难逃疾病的困扰。从秦始皇求仙问药开始，那些凭一己之力即可左右历史发展的关键人物，就开始与疾病抗争。本书从病学角度入手，探讨疾病、丹药与历史动荡之间的联系，以及疾病和关键人物面对疾病做出的抉择引发的连锁反应。人人都会得病，疾病深深嵌入历史，只是我们常从当代医学的角度看问题，忽略了疾病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作者尝试把历史记载中疏忽的细节挖掘出来，为读者认识历史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本书选取了南宋高宗皇帝赵构统治的最后一年作为切入点，以绍兴三十二年前后的历史为横截面，深度剖析宋室南渡之后深层的政治文化结构和时代人物的内在困境。帝国复杂的政治图景、宋金烽火再起的战争风云、绍开中兴体制下的文武群像，乃至南宋的种种典章制度、朝野生态，都在书中娓娓道来。

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间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械斗。这是一场伤心惨目、影响深远的战争，同时也是一场难辨是非、被人遗忘的战争。这场械斗规模之大，死伤之众，影响之深，在中国历史上是仅见的。但因为它被当时的政府及后来的学者视为“民间私斗”而不予重视，加上当时有太平军、洪兵、第二次鸦片战争等关系国家社稷的事件和战争，使得这场械斗成了人们记忆中的死角。本书利用大量档案、官书和方志等资料，梳理咸同年间（1854—1867年）发生在广东土客之间的大械斗历史，分析其原因，还原其间的基本情形以及清政府的对策和平息过程。书中还原了当时大部分械斗战场的情况，给了今天人们重新认识19世纪广东地区频繁发生的民间战争的机会。全书共分三编，计十章。上编讲述这场斗祸的远因与近因；中编对这场斗祸的基本情形作了勾勒；下编主要讲述清政府针对这场斗祸所采取的对策与斗祸的基本平息。该书不单讲述了一件被人们遗忘的历史事件，由于涉及近现代客家分布的由来，所以对历史学、客家学的研究都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康熙大帝（1654—1722），姓爱新觉罗氏，名玄烨，8 岁继位，在位61 年，是清朝第四任皇帝。康熙大帝开创了“康熙盛世”，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世界历史的典册上，他与几乎同时代的俄国沙皇彼得大帝、法国君主路易十四齐名，位列国际名君，声名远播世界。阎崇年先生是清史大家，将学术的谨严与电视讲座的生动完美结合，以26讲的篇幅全面介绍了康熙皇帝起伏跌宕的人生，特别是61年的执政经历。康熙不但是千年一帝，与同时代俄国沙皇彼得大帝、法国君主路易十四齐名，位列国际名君，声名远播世界；同样也是一个平凡的有血有肉爱孝爱祖母的孙辈、挚爱皇后后妃的丈夫、慈爱儿女的父亲。

《中国近代史》（精装版）中用四章分别描述了近代中国救亡图强的四个选择，重构了近代中国的历史画卷。在《剿夷与抚夷》中，作者分七节讲述了中国自古以来的贸易制度，分析为什么中国没有在工业革命大航路发现后跟上世界步伐的根本原因。在第二章，作者以《洪秀全与曾国藩》为题讲内忧内患，批评洪秀全的真实心志不在建设新国家或新社会，而在建设新王朝。在曾国藩领导湘军与洪秀全太平军交战的时候，中国又遇到了一次与英法联军的对峙，依然无法战而胜之，只好受尽屈辱后开始一个新的历程，向西方学习。在第三章，作者专讲《自强及其失败》，实际上就是描绘从1860年开始的三十年洋务新政的全景。第四章即末尾一章《瓜分及民族之复兴》中，用六节篇幅讲述1895年之后至1930年初期的中国政治史。

《近代史学刊》是教.部百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专业学术刊物，登载1840～1949年中国近代史领域内研究成果和信息。本书是第28辑，分为 “政治史研究”“社会史研究”“思想文化史研究”“经济史研究”“书评”六个专栏，内容涉及1924年孙中山北上期间各党派对国民会议的认识、南京政府时期国营邮政职工的生活状况、民初上海律师公会改选、清代中后期孔氏家族的修谱、梁启超“法治主义”思想、1910年杭州迁移日商案、近代“渝行”与长江流域商贸发展、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私人借贷等问题。

清代的内务府是中国历史上特殊的政治机构，成员主要由皇帝直领的上三旗包衣。由于上三旗包衣的身分是皇帝的家奴，出身低微，并基于必须为家主当差的义务，宦途也大多从内务府起步。但在清代的官僚体系中，内务府的人事铨选不归兵部、吏部负责，不仅独立于外朝部院体系，本身还带有浓厚的封闭性。加上清初内务府的升迁考课制度尚未健全成熟，因此大多数的包衣一辈子事功无着，长久在基层当差。在这个情况下，盛清时期能够活跃于政坛上的包衣，大多是与皇帝关系亲密，才有被特别拔擢的机会。质言之，清初包衣个人与家族的荣显，皇权君宠是一个重要的关键。本书分上下两编。上边“体制”共四章，考察十八、十九世纪皇帝任用内务府官员的模式，分析内务府人事制度的变迁，下编“变革”则分析了十九世纪清代君王依赖制度任用包衣的原因，考察内务府包衣追求仕途进身的个人主体性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