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德式女人》是英国独树一帜的重要女作家安吉拉·卡特独绝的文化史批评。在本书中，卡特从女性主义视角重新评估备受争议的法国哲学家、色情文学作家萨德侯爵的作品。不同于一般的女性主义者，卡特认为萨德开创性地不把女性视作单纯的生育工具来书写，他看到了女性在生理特征之外的存在，因而在此意义上解放了女性。在本书中，卡特将性视作一种权力政治进行剖析，解构了关于性别的神话，并且极具独创性和先锋性地将萨德令人发指地虚构的女性形象转化为我们所属时代的女性象征进行批判。好莱坞的性感女神、母女关系、色情作品，甚至性爱与婚姻的圣殿都被卡特的雄辩妙语毁灭性地暴露在我们面前。卡特深入扭曲性欲的内核，提出建立一种既不承认征服者也不承认被征服者的爱之关系。《萨德式女人》既非对萨德的批评研究，亦非对他的历史分析，而是20世纪晚期对他所提出的一些问题的阐释。这些问题关系到受文化决定的女性本质和由此生发的两性之间的关系，这一对抗关系残酷地分裂了我们了解世界的共同斗争，而且本身就是对此斗争的深刻揭示。

位于外白渡桥东侧的浦江饭店，始创于1846年，见证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交融，爱因斯坦、卓别林等中外名人曾经入住，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盏电灯、接通了中国第一部电话，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在这里开业。如今，这里又推出了“一带一路”交易所文化展，中国与世界、历史与现代在这里交融。 《浦江饭店》为“爱上北外滩”系列丛书之一，本书以浦江饭店的历史、文化名人为切入点，记录在这里发生的历史点滴，和文化名人的往来轶事，并收录多幅精美插图，图文并茂地展现浦江饭店的前世今生。

清季遭逢千古未有的大变局，集历代王朝体制之大成的清代体制难以从容应对，为了图存，必须应变，于是中国继隋唐以后再度出现整体性制度变更，以政体变革为主导，包括官制、司法、财政、金融、军事、社会、教育等各方面，体制全面转型，各种牵涉西学、东学和中学的观念层面的变化，最终落实于机构增置与制度建制，并通过各项制度的实施贯彻而得到体现。其进程在民国时期进一步全面展开，其影响则一直延续至今。本书以制度变动这一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转型的枢纽作为切入点，了解中国的过去，并以此认识现在和把握未来。

近代中国人虽然从明治新汉语接受了大量新名词，可是遇到西文概念或是论及所指事物，还是不由自主地会自行重新上溯古代典籍，望文生义、格义附会。而且在解读新名词之时，往往不仅是比较西文原词，将新名词看作一个整体对应，而是分别从汉字组合各自的字义来理解词义。如此一来，同一汉语新名词在东文和中文语境中呈现不同形态，进而产生了许多彼此无法交集的歧义。不以名词勾勒历史，而是研究历史以把握概念，才有望臻于解释一词即作一部文化史的境界。

受域外学术的影响和内在发展的驱动，近年来法制史研究渐呈活跃态势，无论文献的整理出版还是研究著述的发表，在各专史或各学史的领域都显得相当突出。本书在反思各类专史学史混淆比较与比附状况频出的基础上，从近代中国的案卷、审判、机构改制入手，抽丝剥茧，逐渐近真。一方面比较各方说法，不断接近本事的真相，一方面因缘各方的态度有别，进而考察各方与此事的关系各异，将所谓法制史转化为一般历史的研究，以司法问题为线索脉络，而不以法制史为范围，试图由社会的动态变化中见常情。

今天以前的一切都是历史，因而历史本不分科，况且中国治学讲究贯通，素来不重分科。可是今日的史学，无非分科的学史和分科的历史两种，前者为用各个学科现在的形态追述出来的学科发展史，后者为用不同学科的方法眼界研治的一般或分门别类的历史。其共同性则是以后出外来的观念系统重新组装历史。恰当把握一般倒述的分科之学史、近代以来学科发生演化的分科史，以及面向未来的分科之学三者的联系分别，才能掌握关键，沟通而不附会。

整理神道文献和研究帝陵神道，旨在探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体系化、整体性特征的构成要素和影响因素，阐明帝陵神道文化、思想与哲学对中华民族思想文化体系的构筑作用和完善功能。帝陵神道是一个自然历史发展的过程、天人合一思想的产物和人化自然历程的标志，也是一种社会历史文化的样式、道法自然观念的延伸和自然人化进程的表现，故以神道文献和帝陵神道为对象，诠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所蕴含的社会关系、天人关系、天地人关系及山陵关系、地陵关系、神陵关系和人陵关系。

本书以晚明中国一些地区的慈善事业作为讨论重点，考察了当时的地方政府、精英与民众的关系以及道德权力的运作机制。慈善作为一项正义之事业，能够突破社会等级制度的严格限制，展现生活在帝制国家下的多数人对于文化的认同与理解。作者不受缚于西方主流的研究范式，尽可能从广泛的史料出发，以晚明危机中的慈善事业之兴起为主线，探讨晚明的经济、社会、政治与观念，通过善会演讲记录、规章细则、日记中的管理细节、生活叙事等角度解读其背后所隐含的深层次意义。

在现代政治中，理论决定政策，其关系可谓紧密。戊戌变法堪称近代史的转折事件之一，它的主要推动者康有为、梁启超有没有核心思想和成体系的理论？他们的思想资源从何而来？与改革的走向又有着怎样的关系？二十余年来，茅海建教授沉浸于戊戌变法，从点滴的档案释证做起，依次完成了厘清重要史事、鉴注核心史料、考察康梁以外z大的改革派——张之洞陈宝箴集团的多项工作，进入到戊戌变法的“深水区”——康梁的思想研究，通过文本与史事互证、“由梁渡康”等方式，确认了在变法前形成的“大同三世说”的内涵及持该学说的康有为在政治上的权变、康有为派上层路线与下层路线并举的基本策略、康梁变法思想形似西学而主体仍为中学的本色，为戊戌变法史再添稳固的基石。

本书是作者对自己四十余年学术生涯的一个回顾与总结，内容主要包括魏晋南北朝的社会阶级结构、工商业、历史人物研究等，还有对一些学术界前辈的追思。其中，从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中探讨士族经济基础的形成，提出西汉时期出现的区田法实质是由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力而出现的一种生产方法等，发前人所未言，使人耳目一新。引入现代科学概念，以精神病学知识解开晋武帝立嗣的千古谜题。此外，对于寒门人士在西晋八王之乱中的作用、北魏末期战乱中士族旁支的兴起、山东士族入关房支与关陇集团的合流及其复归等问题，也都提出独到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