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宁波华美医院百年档案》的第二卷。卷二主要囊括了1922-1938年宁波华美医院被人民政府接管之前这一段时期各方面情况的中文档案，主要包括医院上述年度历年医疗卫生工作报告、财务报告、基建报告、会议记录、年度预算、修缮资金报告、固定资产报告及清单、各项制度、附属华美护校工作报告、往来书信、职工薪水和膳食财务报表、捐赠名册、财产统计及目录、各类照片、职员履历等大量珍稀图文档案。原始档案内容翔实，辅之以详细说明，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为研究近代社会史、近代医院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两宋春秋》内容的主体是从公元960年到公元1279年的这一段历史。宋朝是一个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时代。她在经济、文化、科技上都创造了光辉的成就，现代学者普遍认为，两宋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成就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史学家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则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连现在的余秋雨都说“我最向往的朝代就是宋朝！”，可见宋朝的魅力。 在经济、文化、科技等都高速发展的时候，为什么宋代还是会积弱积贫，以至被迫放弃广大的中原地区而迁至江南，并最终被蒙古所灭呢？本书将一一为您做出解答。

《阅晋风流》内容的主体是从公元265年到公元420年的这一段历史。两晋的历史，无疑是中国历史上一段社会极为动荡的“乱”世。华夏纷乱长江两岸，南北社会同时动荡不安。先是皇室内乱，八王纷争，后是五胡乱华，北人南渡，而又门阀更替不断。在这一乱世中，人命如草，最缺的是人，最被残虐的也是人。在这个时代里，白骨如山，屠城简直就是家常便饭。一次屠杀，少则几千人，多则几万，以至十几万。排除异己是这一时代所有枭雄的“正常思维”，在他们的眼中，人是最脆弱，也是最可怕的，不为我所用者，必须尽快铲除。另外，在战斗中报复性的屠杀就更为常见了。 不过，自两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真正确立还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直到隋唐才形成了以孔孟为本，黄老与申韩并用的统治模式。总之，两晋社会是乱的社会，这一乱的结果，有其偶然性，也有历史的必然性。

《锦绣天唐》内容的主体是从公元618年到公元907年的这一段历史。唐史是中国历史上具代表性的集大成之篇章，其政治复杂多变，经济繁荣昌盛，文化光耀千古。唐朝从李渊建制，到朱全忠灭唐建大梁，其间共经历了290载，21个皇帝，是中国历史上较长的一个朝代，也是对中华民族影响较深的一个朝代，直到今日，世界各国人民依然习惯称我们为“唐人”，由此可见唐朝在当时给世界人民留下的深刻印象了。本书将带您一起遨游唐朝那些有趣的人和事儿。

刘大钧是民国时期著名经济学 家，其工业化思想的要旨是：以国家统制的方式，通过协调轻工业与重工业、农业与工业、国家经济与区域经济等关系，快速推动中国实现工业化，以达到国防安全 与民生富裕的双重目标。刘大钧的工业化思想比较充分和集中地反映了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经济结构演变的现实与趋势，把中国近代工业化思想推向了一个 新的高度，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本书通过口述访谈的方式，真实地展示了潮州木雕这一传统手工艺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沿革；通过访谈者对潮州木雕未来发展之路的发问，深入探讨了其面临的传承和创新困境；通过讨论东阳木雕这一木雕界的成功发展案例，比较分析了潮州木雕与其发展的差距及优势；通过总结访谈，从多个方面为潮州木雕的传承和创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发展思路。从而有利于读者客观、全面地了解潮州木雕的行业状态、工艺传承与创新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本书以日本战后50年间农业出版事业的变化为研究对象，较系统地呈现了这50年间日本农业出版事业伴随着日本社会急剧变化的状态。将战后的农业出版置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和后来的“不况”期进行考察，从不同角度整理了日本农业出版新闻事业的自主发展路径，分析了农业出版在战后农业、农家的持续发展以及农村文化全面提升中，如何锲而不舍地与农业和农家为伍，经营着农业出版领域，精细化地履行出版使命。

《山东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利用研究》以山东运河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在对其内涵、特点和价值进行论述和梳理的同时，剖析遗产保护所面临的困境及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和总结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具体路径，探寻其开发和利用的策略和方法，以此为当前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利用提供参考和借鉴，在弘扬和传承运河文化的同时，增强沿岸民众的保护意识，更好地服务于沿运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每年召开一次青年学术研讨会，并将与会者提交的论文集结出版，自2000年至今连续出版，可谓近代史所青年学者成长的一个记录。本书系2018年卷，收入论文13篇，以实证个案研究为主，内容涉及清代政治、外交、晚清民国思想史、学术史、制度史、军事史等诸多论题。

《清代乡、会试诗命题与唐诗的接受》致力于清代乡、会试诗命题与唐诗的接受研究，以清代乡、会试诗命题中出自唐诗的考题为切入点，从官方御选诗歌及试律命题中体现出的崇唐之意、命题中对唐诗的宏观接受、命题中对李白、杜甫、白居易诗歌的接受等方面，结合清代科举史、诗学史、文学史及社会学等方面的材料，融合清人接受史、科举风尚、诗学倾向、文人趣尚等关系的研究，尝试建构清代科举与文学的关系研究，为科举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尝试，同时也为李白、杜甫、白居易诗歌的接受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