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着重通过武士崇尚武力和战争的生存方式，探究武士道“为什么是这样”。17世纪前的武士是职业战士，依靠武力夺取战争胜利、获得主君恩赏，有武则兴、无武则亡。武士道作为职业战士的道德规范，在战争中产生和发展，服务于武士崇尚战争的生存方式，以及“打天下”的使命任务，以穷兵黩武为荣，煽动侵略扩张。德川时代，天下太平，武士由职业战士演变为治国理政的官僚。适应武士作为行政官僚“治天下”的需要而产生的武士道，主要由幕府制定，旨在维护幕藩体制，提升武士作为统治者的综合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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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是20世纪20年代的重要历史事件，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命运。本书以“国民革命的起源”为题，介绍了国民革命发动的历史背景，通过多个历史事件生动讲述了国民革命的基本过程，并对其最终走向失败做了分析。作者认为，国民革命是苏俄、共产国际、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共同造就的。国民革命的失败，使中国革命走向了新阶段。 全书从孙中山对中国发展前途的思考写起，将1920—1925年陈炯明叛乱、关余事件、苏俄与中共引导国民党、国共合作、国民党改进和改组、国民党一大召开、黄埔军校成立、国民革命军的建立、两广统一、五卅运动、北伐等重要事件和进程娓娓道来，以精炼的文字写清了这段历史的发展脉络和重要节点。

本书是一部宋元史研究领域的创新之作。作者以“宋元变革”为视角，从宋元之际士人精英的命运切入，展现了他们金榜题名后不得不面对“千人竞渡”、仕途升迁艰难的局面，在这个背景下，许多科举及第的士人心态和职业取向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做官转为经商、教书、经营田产、出家等，流向开始多元化。书中案例鲜活，史料翔实，作者将宏观勾勒与个案考察结合，展示了宋元变革下社会转型的种种样相，探索了明清地域社会、乡绅社会形成的基础，从大历史视野将唐宋变革与宋元变革上下连贯，勾勒中国社会由南宋历元、进入明清、走向近代的步履。

《阎崇年文集》是阎崇年先生六十年治学成果的集中呈现，内容涵盖清史、满学、北京史等领域。包括专著《森林帝国》《清朝开国史》《努尔哈赤传》等，论文《清史论文集》《满学论文集》《燕史论文集》《袁崇焕研究集》等，北京史《古都北京》《北京文化史》等，大众史学《正说清朝十二帝》《大故宫》《演讲集》《序跋集》等，共二十六卷，一千余万字。其著述之丰、成果之硕，为史学之鲜例。书文收入本文集时作者均做了修订和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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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弃疾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悲剧的时代，其生平亦具悲剧色彩。辛弃疾南归后，恢复之志既不可能实现，理想与现实发生冲突，进退出处，坎壈曲折，心态也随之变化，发而为词，或寄意“斜阳、烟柳”，或“直把曹吞、刘攫”，雄健疏放，而又深婉典丽，表现出深沉的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故其词作虽师法吴、蔡，上承苏轼，却能兼融刚柔，自创高格，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影响深远。本书力图把对辛弃疾的研究置于宋、金长期对峙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下进行，通过对其南归后心态的把握，走进其文学创作的世界，揭示其词作中所表现的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展现其词作的雄深雅健的风格，归纳、抽象其词体观念和审美情趣，追溯其词作的艺术渊源，并对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进行论述。另外，对辛弃疾的诗歌创作，本书也作了专题讨论。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是古人重要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形态。国家祭祀不仅是理解中国古代历史及宗教传统的重要视角，也与政治权力及思想文化的变迁密切相关。 本书对秦汉时期的国家祭祀展开了综合全面的研究，勾勒出统一王朝国家祭祀范式“形成期”的演变进程。秦初“禋祀万灵”，始皇帝整合战国传统、首创统一王朝国家祭祀框架。汉承秦制，经文帝、武帝、宣帝等多次变革重构，西汉王朝通过祭祀建立了“汉家制度”。王莽创制了“元始仪”，改变了原国家祭祀神祠分散而广布的形态，强调南郊的唯一神圣性，从而使国家的行政中心与祭祀中心得以统一，由此开启了中国两千余年的“南郊祭祀时代”。 作者对秦汉各阶段国家祭祀的具体制度，如祠畤位置、祭祀对象、祭祀方式等进行了细致入微的举证与考辨。其研究关注祭祀活动的地理特征、诠释了国家祭祀的空间涵义，同时综合中央地方权力关系、政治地理格局、儒学思想发展等因素，呈现国家祭祀变革与中国“大一统”历史进程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

从1894年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割台到1945年台湾光复，再到当今来之不易的海峡两岸和平发展局面，我们可以深深体会到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台湾问题必须放在中华民族苦难与辉煌并存的史诗般的壮丽征程中，才能深度解读大陆和台湾同胞百年来的郁郁悲歌，并憧憬两岸携手迎接民族复兴的煌煌前景。本书主要从历史角度来阐述台湾百年风云，讲述两岸关系及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进而展望国家统一的美好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