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1889～1927），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学术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之一。《史学要论》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李大钊在唯物史学方面的观点，他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探讨了“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历史学的系统”、“史学在科学中的地位”、“史学与其相关学问间的关系”、“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等六个专题。当时的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全面，而且缺乏深度，虽然李大钊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并非尽善尽美，但作为先驱者、拓荒者，他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全套六种十一册：白话本国史 （全两册），《吕思勉文集：史学精品集（套装全11册）（吕思勉与陈寅恪、钱穆、陈垣先生并称中国史学四大家）》共五篇：上古史；中古史（上、中、下）；近古史（上、下）；近世史（上、下）；现代史。分上下两册，共百万余字，洋洋大观，以朴实流畅的笔调，对这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进行叙述、考证和议论，是吕思勉先生所写的第一部通史著作。《白话本国史》全名《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是吕思勉先生所为写的第一部通史著作。1920年12月，拟定写作序例，至1923年完成全书的编撰。1923年9月，《白话本国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发行，并一再重印，成为20世纪23年代发行量很大的一部中国通史。1931年，吕先生应商务印书馆的要求，对第三篇第一章“南宋和金朝的和战”的文字作了一些修改和删节，作为国难后的修订本继续发行，1935年，修订本已发行到第四版。本次《白话本国史》的新版，以一九二三年商务印书馆初版为底本，参照了作者生前的修改和吕翼仁先生的校订，原书直排繁体、双行夹注，现必为横排繁体、单行夹注。原书的一些讹误也作了改正，其它如皆惯用词、行文遣句、概念术语等，则基本未动。作者的眉批，新版以页下注的方式以注明，以便读者参考。《白话本国史》采用的是民国纪元的方法来纪年，以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为基准，民国纪元之前是倒向逆推，称民国前某某年，简称前某某年。先秦史《吕思勉文集：史学精品集（套装全11册）（吕思勉与陈寅恪、钱穆、陈垣先生并称中国史学四大家）》是中国现代史学大师吕思勉先生所著四部断代史的第一部。《吕思勉文集：史学精品集（套装全11册）（吕思勉与陈寅恪、钱穆、陈垣先生并称中国史学四大家）》初版于1941年，后多次重版，是研究上古先秦史的最基本参考书之一，已成为学术史上的经典著作。与吕著其他各部断代史一样，《吕思勉文集：史学精品集（套装全11册）（吕思勉与陈寅恪、钱穆、陈垣先生并称中国史学四大家）》也分前后两部分。前半部为政治史，按历史事件的顺序编排；后半部为社会经济文化史，采用分门别类的办法叙述。《先秦史》是吕思勉先生的中国断代史系列著作的第一部，写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期，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列为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专著汇编之二，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发行，书后附有人名、地名、引用书目和篇名的索引。《先秦史》在“论古史材料，古史年代，中国世族起源及西迁，古代疆域，宦学制度，自谓甚佳”。秦汉史《吕思勉文集：史学精品集（套装全11册）（吕思勉与陈寅恪、钱穆、陈垣先生并称中国史学四大家）》是吕思勉先生的四部断代史之一。吕思勉系中国近代的史学大师，著述丰富，成就卓著。《吕思勉文集：史学精品集（套装全11册）（吕思勉与陈寅恪、钱穆、陈垣先生并称中国史学四大家）》初版于1947年，后多次重版，是研究秦汉史的最基本参考书之一，已成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经典著作。与先期出版的《先秦史》一样，《吕思勉文集：史学精品集（套装全11册）（吕思勉与陈寅恪、钱穆、陈垣先生并称中国史学四大家）》也分前后两部分。前半部为政治史，按历史事件的顺序编排；后半部为社会经济文化史，采用分门别类的办法叙述。本次《秦汉史》的新版，以开明书店的实版本为底本，吸取了作者各杨、吕诸先生的校订成果，并将原书的繁体直排、双行夹注，改为繁体横排、单行夹注。除订正子原书的一些讹误之外，其它如习惯用词、行文遣句、概念术语等，均未予改勋。《秦汉史》的札録，原是作者为自己的研究工作所做的摘録，文字非常简略，有些只是揭示性的辑要，但都标有相应的页码，现以页下注的方式，附在正文之中，以便读者参考。两晋南北朝史（全两册）吕先生是二十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两晋南北朝史》是吕思勉先生的中国断代史系列著作的第三部。本次新版，以开明书店的初版本为底本，吸取了作者和杨、吕诸先生的校订成果，并将原书的繁体直排、双行夹注改为繁体横排、单行夹注，更适合现代人的看书习惯。《吕思勉文集：史学精品集（套装全11册）（吕思勉与陈寅恪、钱穆、陈垣先生并称中国史学四大家）》的对历史的研究具有很高的价值。隋唐五代史（全两册）《隋唐五代史》是吕思勉先生中国断代史系列著作的最后一部。本次新版，按作者原稿重新作了校订，全书包括总论部分共分为十五章，记录了隋唐五代的历史。本版将原书的繁体直排、双行夹注改为繁体横排、单行夹注，更适合现代人的看书习惯。《吕思勉文集：史学精品集（套装全11册）（吕思勉与陈寅恪、钱穆、陈垣先生并称中国史学四大家）》的对历史的研究具有很高的价值。本次新版《隋唐五代史》，按作者原稿重新作了校订，全书包括“总论”部分共分十五章，章节顺序，章节标题及删节的正文叙述，均按原稿加以恢复补全。除将原书的繁体直排、雙行夹注必为繁体横排、单行夹注外，还改正了原书的一些讹误，其他如习惯用语、行文遣句、概念术语等，均未予必动。吕思勉读史札记（全三册）吕思勉先生的读史札记，曾有部分编辑成书。由于历史的原因，已刊订的札记（除《燕石札记》）外，都有程度不同的删节。此次重印《吕思勉读史札记》增订本，汇总了吕先生的全部已刊和未刊札记共762条，一百余万字。删节的部分，均按原文加以恢复补全。读者不仅可以见到吕先生读史札记的“全璧”，还可以获得学习历史的方法和进一步研讨的课程。

1991年，为纪念清华大学建校八十周年，清华大学校史编辑委员会、校史研究室开始选辑出版《清华大学史料选编》（191] 1948），至1994年4月共出版了四卷六册，即汇编了清华大学建校至解放前历史时期的有关校史资料。这段时间的史料，按清华大学经历的四个时期各辑一卷，其中：清华学校时期（191] 1928） 一卷一册，国立清华大学时期（1928—1937）—卷两册，抗曰战争时期的清华大学（1937—1946） —卷两册.解放战争时期的清华大学（1946—1948） —卷一册。《清华大学史料选编》受到广大校友和关心清华的各界人士的关注和赞许，认为“该书为了解清华、研究清华，提供了切实可信的史料”。

《通史新义》中“所述之原理十九采自法国名史赛诺波所著《应用于社会科学上之历史研究法》一书”，但何炳松注重把西方“新史学”的阐释学方法与中国传统史学的义理方法相结合，建立了新的史学理论体系，对中国现代新史学的建设有着重大贡献。《历史研究法》介绍了西方历史研究方法，并指出其与中国古代“史法”、传统“史评”、“史论”的差异，认为历史研究的方法就是对“人的历史”的研究，而不是对古代史著的评论。与此同时，他力图沟通中西学问，对传统历史研究方法，如搜集史料、辩明真伪、知人论世、阐明史料、断定史实、比次史实和勒成著作等做了充分肯定。

《中外文明同时空：晚清民初VS工业革命》从弘扬中国和世界各国优秀文明成果的角度出发，对中国5000年文明史以及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状况，进行横向的展示比较和纵向的梳理整合，从而展现中华文明以及世界各国文明的发展轨迹，加深读者对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发展史的感知，同时从中认识到世界各国文明的独特性和丰富性，它们的相互交融和相互影响，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前进所提供的强大动力。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化同样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将两者进行对比整合，不仅能展现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而又生机盎然的重要特质，同样也能通过这一途径借鉴世界各国文明的发展成果，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尤中教授是当代著名历史学家，20世纪50年代初毕业于云南大学历史系，秉承其深厚的学术传统，一生致力于地方史、民族史的研究，研究范围及于地方史、地方沿革史、云南民族史、西南民族史乃至中华民族发展史等领域，其中尤以民族史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成就斐然，成为中国民族史研究领域之巨擘。为总结尤中教授近60年来的研究成果，积累文化，启发后学，并以此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60周年，我们特此编辑出版了这部《尤中文集》。

《尤中文集（第5卷）》作者尤中教授是当代著名历史学家，20世纪50年代初毕业于云南大学历史系，秉承其深厚的学术传统，一生致力于地方史、民族史的研究，研究范围及于地方史、地方沿革史、云南民族史、西南民族史乃至中华民族发展史等领域，其中尤以民族史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成就斐然，成为中国民族史研究领域之巨擘。为总结尤中教授近60年来的研究成果，积累文化，启发后学，并以此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60周年，我们特此编辑出版了这部《尤中文集》。

《历史学家茶座》自出版第1辑以来，无论在学界还是在读者中都引起了强烈反响，很多媒体做了大量报道，称《茶座》“叫好又叫座”。《茶座》属于通俗历史学读物，有的是轻松、休闲和高雅，有的是贴近生活和读者，有的是生动活泼。《茶座》属于杂志书。它既继承了图书的专业性强、有深度的优点，也具有杂志的文章短小精悍、生动活泼的优点。《历史学家茶座（2009第3辑）（总第17辑）》为《茶座》的总第17辑2009第3辑。

本书系海登·怀特的成名作，被誉为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历史哲学著作，也是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研究中语言学转向的标志。作者认为，史与诗并不存在截然断裂的鸿沟，任何史学作品都包含了一种深层结构，它是诗学的，实质上也是语言学的，是一种未经批判而被接受的范式。作者运用形式主义方法建构起结构主义文本分析理论，同时又注重贯彻历史主义思想，并以反讽式的比喻策略对十九世纪八位有代表性的史学思想家逐一分析，向读者展示了他们进行历史著述时所采用的主导性比喻方式及与之相伴随的语言规则，从而确证历史作品普遍存在的诗学本质。

运用中西比较和跨学科的方法对司马迁和普鲁塔克的传记史学观念进行研究，在研究二者传记史学的共性——以人物为中心的前提下，注意探索二者传记史学观念的诸多不同点。普鲁塔克在理性的斯多葛主义指导下，其传记史学徘徊于主与客、人与事、历史与文学、真与善之间；而司马迁则是在具有浓厚的辩证思想——“通变”的史学纲领指导下，将主观与客观、将事与人、历史与文学、真与善、因果判断与价值判断在历史的基础上有机统一起来，并探讨了两者在传记中所表现的较为发达的比较史学观念。同时，在注意挖掘两者传记史学观念所具有的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基础上，还借助诠释学的理论和方法，着意探索两者传记史学观念对现代传记史学思想、现代史学发展的重要影响，努力将古今联为一体，中西合为一璧，以揭示古今、中西两者史学观念、特别是传记史学观念间所存在的客观而真实的历史关联和思想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