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梅休因出版公司1988年第2版译出。

本书分为《人生与社会》、《政治与世界》、《哲学与宗教》，共三篇十二章，论及的问题极为广泛。两位作者纵贯古今，横跨全球，追溯过去，着眼当代，展望未来，从宇宙天体、生命起源、宗教哲学、道德伦理、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国民经济、社会福利、政治制度、领导选择、军备竞赛、和平战争，一直到未来的世界大同，几乎探讨了人类社会、当代世界所有最迫切的问题，并对未来世界作了预测和展望，还谈了中国在未来世界中的作用。

历史哲学的重建——卢卡奇与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卢卡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始作俑者。自《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问世，声名鹊起。他对实践和异化范畴的诠释以及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思考，表达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实践－人道主义理解，成为20世纪西方新左派的重要思想源泉，同时也受到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严厉批判。这一切使他成为半个世纪以来毁誉参半、颇多争议的人物。本书是作者多年研究的成果。作者通过溯本清源的梳理考察卢卡奇思想的发展轨迹，并侧重从他与现代西方哲学诸流派的关系上，解读其重建历史哲学的理念——社会历史本体论与人类学相统一。其中一些见解发人深省，有些立论也可能引起争议，但只要我们从多维角度审视社会－历史的结构和变迁，就不难看到本书在拓宽社会认识上的启发意义和学术价值。——苏国勋

历史学的命运不是没有转机，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需求，这一古老学科已经逐渐转向于一些新兴的分支。其中很值得注意的，有文化史和社会史。文化史、社会史并非新的创意，但过去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走向发达乃是近些年的事。

从总体上看，孟子的民本思想属于地主阶级思想理论的范畴，是与地主阶级的命运息息相关的。战国时代，封建制正处于上升的、初创的阶段，地主阶级还是一个新兴的、生气勃勃的阶级。但作为剥削阶级，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必然伴随着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在地主阶级向奴隶主阶级夺取政权的时期还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随着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的胜利，随着封建制度的不断发展，这个矛盾会不断地加深激化，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孟子的时代，各诸侯国已经基本完成了向封建制的转化，正在向着建立统一的封建王朝迈进。法家主张用耕战的办法走完这段路程，这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办法。但法家在对待人民的问题上却主张严刑峻法，反对争取民心的做法。商鞅说：“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故效于古者，先德而治。效于今者。前刑而法……夫民忧则思，思则出度；乐则淫，淫则生佚。故以刑治则民威，民威则无奸，无奸则民安其所乐。以义教则民纵，民纵则乱，乱则民伤其所恶。”（《商君书·开塞》）“威”当读作“畏”，“民威”即“民畏”。这段话的中心是说，要用刑罚统治人民，实行高压政策，让人民畏惧严刑峻法，才不会产生奸邪。如果让人民快乐，他们就会荒淫，荒淫就会产生懒惰。稍后于孟子的另一位法家人士韩非也说：“适民心者，恣奸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乱，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严必行之，故虽拂于民心，立其治。”（《韩非子·南面》）又说：“今不知治者必曰：‘欲得民心。’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则是伊尹、管仲无所用也，将听民而已矣。”（《韩非子·显学》）认为用争取民心来巩固政权的方法是靠不住的。只有“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韩非子·奸劫弒臣》）因而崇尚君主专制、强权暴力。这两位颇有影响的法家人士的主张，虽然能收效于一时，但很快会激化封建统治者与人民的矛盾。秦始皇靠了这个办法统一了天下，旋即又被人民起义推翻，就是一个明证。而以孟子为首的儒家，则更多地把目光投射到日益加深的封建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矛盾上，主张用民本思想来缓和这个矛盾，用仁政的办法实现封建制的统一。从当时的情势看，盂子提山的方案与时代不太合拍。他过分强调了并非当务之急的阶级矛盾，没认识到阶级的矛盾、人民的疾苦、上地的兼并、连年的战争与建立封建一统王朝的必然联系没有深入地考察社会、分析形势，仪从儒家传统的仁学观念出发，主观地、片面地认为矛盾、战争、民生之苦等等这一切构成社会危机的东西都真是由于统治者“仁”的不够，于是就设想了一套以仁学观念为核心、以民本思想为内容的仁政方案。这套方案没有摸准时代的脉搏，因而被各国统治者视为“迂远而阔于事情”。但是，从发展的角度看，孟子所强调的阶级矛盾的确是不可抹杀、不可忽视的社会存在。如果不能及时地、妥善地解决，势必会爆发为严重的社会危机，动摇封建王朝的统治。做为一个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孟子为此殚精竭虑，提出用民本思想来缓和这个矛盾，这一点是无可厚非的，甚至可以说孟子是一位头脑较为清醒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在孟子的民本思想中还闪烁着不少民主性的精华，表现了不少有进步意义的思想。少有进步意义的思想。首先，民本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与要求：人民希望得到土地，希望过上安定而温饱的生活。希望减轻沉重的赋税，希望避免战乱的侵扰，然而他们却无处诉说。孟子此时挺身而出，为他们疾呼呐喊，以激烈的言辞揭露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痛斥封建统治者的暴虐无道，尽管主观上是从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的，但在客观上可以说起到了人民代言人的作用，应该说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另外，孟子之前的民本思想都是一些笼统的、零散的片断，缺乏精密系统的论述。孟子则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联系社会的现实问题，把民本思想发展成较为完整的系统思想。尤其是“民贵君轻论”，更是前所未有的光辉命题。是孟子对古代民本主义思想的卓越贡献。“民贵君轻论”对我国民主思想的发生、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后世一些具有民主思想的政治家、思想家，几乎都从孟子的“民贵君轻论”中汲取了必要的营养。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说：“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又说：“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明夷待访录，原臣》）这些具有民主思想的言论，固然是时代的产物。但从中不难看出孟子民本思想影响的痕迹。近代思想家严复在阐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时说：“孟子日：民为重，社稷次，君为轻。此古今之通义也。”（《辟韩》）并由此生发开去，猛烈抨击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罪恶。维新志士谭嗣同，在第二，制民之产。制民之产是从民本思想中直接引发出来的内容。孟子认为，一个国君要想得到人民的拥护，必须使他们有固定不变的产业，有安定富足的生活。而战国的现实却是群雄争霸，战火频仍，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的生活毫无保障，君主们规定给人民的产业微乎其微，使他们“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梁惠王上））。遇到灾年或者战争，百姓们就要“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同上）。但各国的君主却“仓廪实，府库充”，“庖有肥肉，厩有肥马”，过着“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的奢糜生活。如此而想得到民心是绝不可能的。孟子认为，人民有他们自己的行为准则，这就是“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滕文公上））。人民有了固定的产业，才会有安分守己的不变之心，如果没有固定的产业，就会民心思乱，铤而走险，从而危及封建王朝的统治。因此，贤明的君主首先要制民之产，使他们“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也轻”（《梁惠王上》）。……

《中国历史小丛书》最初是由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同志倡议、主编的我国第一套大型普及性历史知识读物，自一九五八年至今，已出版近三百种，这套丛书一直恪守"专家写小册子"的宗旨，高屋建瓴、史实准确地将繁复的内容浓缩精炼于有限的篇幅之中。本书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我国历史上著名古都西安、洛阳、南京、开封、杭州和北京以及苏州、桂林、太原、天津、广州等名城的历史概况和沧桑变化。

《历史研究》共12卷，出版前后费时27年，于1939年至1961年间出齐，总共用上百种文献资料与多种语言。1947年、1957先后出版了D.C.索麦维尔为前10卷编的简编本，本书即为该简编本的中译。汤因比在该书中集中讨论了文明（即文化）的起源、生长、衰落、解体的原因和机制，研究新文明的交替继，以一个职业历史学家的冷静和道德观来回答人类文明的前途与命运。

为了提高应试武举人的素质，更好地实施武举制度，封建国家还创办了“军事院校”——武学。武学始建于唐代开元年间，其完善则在宋代。宋代武学在中央政府所在地及各州府分别设置，招收低级吏臣和门荫、草泽人等。武学学生经过三年的学习，凡武艺技能和军事理论达到合格标准者，均可以参加武举的考试，成绩优异者还可以直接经皇帝殿试后授官。这样，武举制度便与学校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自两宋到明清，武学教育一直是封建国家培养武艺人才重要手段，武学学校则成为军事将帅后备人才的培训基地，因而受到教育家、军事家的高度重视。在古代学校教育史上，武学与武举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

聆听大师的智慧，拥有内在的丰富。周国平推荐！本书为2007年6月第2次印刷。1972—1973年间，英国“自由欧洲”电台播出了一组广播对话节目。对话双方，一位是电台播音员厄本，另一位便是被誉为“国际性智者”的著名历史家汤因比。对话以生动的言辞、敏感的话题、独到的见地，谈古论今，纵论时势，引起当时世界各地关注。本书即是在汤因比与厄本的广播对话记录稿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由于意识形态上的隔阂和认识上的片面，汤因比对战后东欧、前苏联以及中国的某些看法未免失之偏颇，但汤因比对历史本质的认识、研究历史的方法以及他的一些见解，确实发人深省。

中华人民共和国1991年～1995年出版规划重点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