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哲学导论》所力求包括的论题范围，就是第一章的主题。用方便的也许是自负的词句来概括它的内容，第二至第五章可以说是讨论历史思维的逻辑问题，而第六至第八章则构成对要达到历史的形而上学或形而上学的解释的各种企图的批判性讨论。如果有读者对于在单独的一卷书中竟论述了如此之不同的题材而感到惊奇的话，我可以迁就他而承认我意识到了自己是前后不一的；虽然我现在并不像我过去那样清楚地感到，我在《历史哲学导论》最后几章中所触及的问题与前面部分所论述的问题是完全不相干的。

本书取名《中国皇帝》，但却不是按照历史学的规范为历代皇帝作评传，而是从政治学研究的角度观察皇帝现象，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从各个侧面，来探索中国皇帝的形态。笔者粗疏谫陋，不敢妄称有多少创造，然而，努力运用两个不同学科的知识，综合考察中国君主专制政治的方方面面，试图在营造独立的学术体系方面，却是颇为认真的。不过，“始生之物，其类必丑”，本书亦概莫能外。中国出皇帝，其数量之多，权力之大，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皇帝是封建国家的象征，标志着国家政体的类型。因此，不把皇帝作为历史人物去评说，而把他们当作一种政治现象去考察，应当说是可以的。这种研究方法孕育出来的或许是个“四不象”，但倘能引起方家先进的思考或诘难，那么，笔者的目的也就算达到了。学术研究，本来就不应当有一成不变的模式，路要靠自己去走。顾炎武说过“文须有益于天下”的话，很发人深省，对于学术研究者来说是应当遵循的。只有研究成果真能赢得社会承认，才能说做到了为社会上的广大人民服务。这正是笔者经年伏案所孜孜追求的。本书的内容宽泛，时间跨度大，从秦始皇到末代皇帝溥仪，历时两千一百多年；从社会政治形态、阶级结构到经济基础、思想文化，多所触及。然而，中国的文化典籍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即使穷毕生之精力，也是读不完的。因此，笔者在从事本课题的研究过程中，十分留意参考国内外前辈与同辈史学家的有关论著，注重吸收他们的优秀成果。如果说本书还有某些可取之处的话，那是因为其中凝聚了学术界师友们的劳动，而本书如有论证不当、史料失误、参考未备之处，则是笔者功力不足所致。对此，竭诚期待学术界的师友们批正！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是第一次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作系统的总结。全面论述了“五四”以来几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在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古史分期、中国历史规律探索、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和历史进程基本线索、民族问题、历史评价问题，以及关于文化遗产和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历史认识方法论问题、史学发展和史书编纂、史学社会功能、批判教条主义恶劣影响、坚持唯物史观和大力吸收西方新学理、多学科研究、探索中国史学的民族特色等方面所作的深入探讨及其理论价值。全书论述全面，史料翔实，立论公允，具有理论深度和时代特色，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和历史学的发展起到推进作用。并可作为高等学校历史学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材。

《傅斯年讲史学》选取傅氏史学较有代表性的著述《史学方法导论》、《夷夏东西说》、《与顾颉刚论古史书》、《战国子家叙论》等重新辑为一册，以方便学者集中了解其史学思想，同时，也为普通历史爱好者了解历史提供帮助。傅斯年是我国近代著名历史学家，曾先后执教于山东大学和北京大学，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他曾提出“史学即史料学”这一著名观点，对近代历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近年来学术界对其史学思想重新重视起来。

作为英国近代政治史的权威学者，G. R. 埃尔顿固守19世纪以来的实证史学传统，强调历史学的自律与自足，维护政治史的核心地位，排斥社会科学理论，在治史思想上是保守趋向的典型代表。《历史学的实践》一书凝结了G. R. 埃尔顿在历史学研究、写作、教学等方面的实践经验，是对传统史学路数的清晰、简明的概括，不亚于一份实证主义史学的宣言书，与爱德华•卡尔的同时代名作《历史是什么》形成鲜明对比。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国历史学研究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第一个阶段是1949—1965年，这是历史学研究的曲折发展时期，这一阶段学者们普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洗礼，自觉运用马列主义与唯物史观进行历史研究，围绕着古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农民战争问题、汉民族的形成问题等课题，学术界展开了长期的讨论，取得了不少成绩，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研究领域较为单一；受“左”倾和教条主义的影响，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简单化、公式化；以论带史的现象普遍；有时甚至混淆了学术与政治的界限。第二个阶段是1966—1976年，这一阶段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除了二十四史点校和《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等个别项目因受中央领导的支持得以继续进行外，大陆学者正常的历史研究工作几乎全部中断；影射史学泛滥成灾；许多学者在政治运动中受尽折磨，学术尊严遭受严重践踏；更为严重的是学术人才的培养工作完全中断，造成了学界难以弥补的学术断层现象。第三个阶段是1977年特别是1978年以后，随着“四人帮”的被粉碎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的历史研究开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研究队伍的壮大。老一辈学者在重新投入研究工作，发表大量高质量论著的同时，还积极进行人才的培养，一大批博士、硕士加入到了研究队伍中，这些“文革”结束后培养出来的年轻一代学者目前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中坚力量。第二是研究期刊和研究团体的纷纷涌现，为学者们发表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第三是研究方法的提高。学者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研究时，不再简单化、公式化地照搬照抄革命导师的经典论述，而是运用唯物史观辩证地进行学术研究；与此同时，学者们也努力借鉴海外的各种学术流派，如年鉴学派、计量史学、现代化史学等的研究方法，将之运用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中。第四是研究视野的拓宽。学者们的研究领域广泛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族及中外关系等各个领域；开始研究社会和经济生活、物质文明、文化及思想史、心态史、城市史等领域。第五是研究水平的迅速提高。随着观念的转变和视野的开阔，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看都有显著的提高。第六是对外学术交流的频繁。中外学者之间进行了及时而频繁的沟通，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对于双方研究的进步都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在这三十年中，许多重要的研究项目得以完成，如《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中国历史大辞典》、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夏商周断代工程”等，学术研究呈现出空前的繁荣。特别是对于历史理论和方法的探讨，考古发现和新史料的不断涌现，多学科结合的研究趋势等，将为历史学今后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太行地区从古以来盛行神农氏的传说。关于炎帝神农活动的早期记载，都集中在太行山的周围。本书是作者多次深入山西上党地区有关县市进行实地考察后的研究结果。作者抓住阻碍中国上古史研究深入的要害问题，从认识论和方法论入手，根据经典文献、方志碑刻、田野资料、考古发现这四个方面，对炎帝神农氏的起源问题做了全面深入的论述。这就使得数量众多、极具历史价值的资料又有了新的意义，从而使许多难以说明的重要问题得以迎刃而解。

《从历史看人事》作者透过分析《三国演义》、《古文观止》、《水浒传》等文史资料，对历史人物进行梳理和点评。具体内容包括“从《古文观止》首篇说开”、“笑谈《三国》”、“领导人的艺术——对刘备入川人事调动的思考”、“诸葛亮为何打不下魏国”、“从《水浒》看宋江的王者之道”等。大家有兴趣的话不妨看看这本书。

《史记叙事学研究》运用西方叙事学的理论来研究《史记》的文学成就，具有学术上的开拓意义。此前，人们对叙事学的运用主要集中在小说和先秦散文研究，作者的这项研究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作者对叙事学理论有全面而透彻的把握，能够将其得心应手地加以运用，从而对《史记》的叙事特征和成就，做出深入准确地分析，毫无囫囵吞枣，牵强生硬之感。作者写作态度认真、引用材料翔实丰富，学风严谨，写作合乎规范，在很多方面表达了自己的创见，例如第三章提出，《史记》叙事存在浪漫情节、讽刺情节与悲剧情节三种情节类型，它们分别隐喻着叙事者的理想、叙事者的批判和叙事者的同情，这三种情节的存在，形成了《史记》的反讽意味；第四章通过对《史记》叙事时间的研究，指出《史记》叙事中司马迁所关心的不是宏观历史的经验与教训，而是人的情感生活和命运，因而体现在他的叙事中的时间过程，也就不是体现普通道德意义的客观事件逻辑，而是体现特定个人性格和命运的生命历程；第六章论集《史记》的叙事话语，揭示了“复调”在叙事中的运用效果。这些地方都能发前人之未发，有助于从新的角度认识《史记》艺术成就。

《宁可史学论集（续编）》汇集了作者52年来研究成果中的精华部分，包括46篇已刊和未刊的论文。多角度多层次地阐述了有关史学的问题，内容丰富，可读性强。继1998年出版出版《宁可史学论集（续编）》后，此次将《什么是历史》、《中国古代吏治的得失与借鉴》、《6－13世纪的中国社会生活》、《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运转和发展》、《关于文化的随想》等16篇文章作为续编结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