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社会史初探》作者精细入微地阐发了这个名称的蕴意，认为它尝试突破对社会范畴的一些既定理解，后者明显表现于历史学领域，尤其是社会史，更可推广至各门社会科学。作者指出，这些思路远非沿袭过去的单纯遗产，而是依然强大有力。简言之，这类理解往往从静态的、机械的角度来领会社会（society），典型地体现为将社会视为某种框架或结构，不成问题、如其自然地被给定，作为“实在的”、自主的实体，将其独特的压力和影响，施加给被视为与它相分离的其他生活领域，其中主要的便是“文化”。《社会理论新视角—后社会史初探》还有助于我们认识到，在被称为“新文化史”（the new cultural history）的思潮中，也存在一种相当类似的趋向，只是“新文化史”认定文化与表征（representation）具有自主性，并顶礼膜拜。

中国历史可读耶？二十四史，两通鉴，九通，五纪事本末，乃至其他别史，杂史等，都计不下数万卷，幼童习焉，白首而不能殚，在昔犹苦之；况于百学待治之今日，学子精力能有几者？中国历史可不读耶？然则此数万卷者，以之覆瓿，以之当薪；举凡数千年来我祖宗活动之迹足征于文献者，认为一无价值，而永屏诸人类文化产物之圈外；非惟吾侪为人子孙者所不忍，抑亦全人类所不许也；既不可不读，而又不可读，其必有若而人焉，竭其心力以求善读之，然后出其所读者以供人之读。是故新史之作，可谓我学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也已。近今史学之进步有两特征。其一，为客观的资料之整理：——畴昔不认为史迹者，今则认之；畴昔认为史迹者，今或不认。举从前弃置散佚之迹，钩稽而比观之；其夙所因袭者，则重加鉴别，以估定其价值。如此则史学立于“真”的基础之上，而推论之功，乃不至枉施也。其二，为主观的观念之革新：——以史为人类活态之再现，而非其僵迹之展览；为全社会之业影，而非一人一家之谱录。如此，然后历史与吾侪生活相密接，读之能亲切有味；如此，然后能使读者领会团体生活之意义，以助成其为一国民为一世界人之资格也。

本书的编纂，力图克服上述缺陷，注重理论性、系统性和前沿性。“史学概论”应该明确，它的研究对象是整个的历史学，它比史学内部备分支学科应高出一个层次，因而必须具有很高的理论性和概括性。而“史学概论”的内容结构，应紧紧围绕历史学本身的理论和方法而展开，既有对历史学的理论预设及方法论的反思和批判，又有对历史学全局的鸟瞰和描述，内外结合，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张舜徽先生（1911-1992），湖南沅江人，著名历史学家、历史文献学家。生前曾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张舜徽先生一生勤奋治学，博涉四部，在传统学术的诸多领域造诣精深，留下大量论著。他在《八十自叙》中总结说：“余之治学，始慕干嘉诸诸儒之所为，潜研于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者有年。后乃进而治经，于郑氏一家之义，深入而不欲出。即以此小学、经学为基石，推而广之，以理苇书，由是博治子、史，积二十载。中年以后，各有所述。爰集录治小学所得者，为《说文解字约注》；集录治经学所得者，为《郑学丛着》；集录治周秦诸子所得者，为《周秦道论发微》、《周秦政论类要》；集录治文集笔记所得者，为《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笔记条辨》。而乎生精力所萃，尤在治史。匡正旧书，则于《史通》、《文史通义》皆有《平议》；创立新体，则晚年尝独撰《中华人民通史》，以诱启初学。至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平生致力于斯，所造亦广。若《广校雠略》、《中国文献学》、《汉书艺文志通释》、《汉书艺文志释例》、《四库提要叙讲疏》诸种，固已拥彗前驱，导夫先路。”此仅为就其平生著述中较费心力者而言，已足以彰显先生对学术界的重大贡献。他的这些成就，使他成为公认的国学大师，更是华中师范大学不可多得的代表性学者。

这 本 文集是历史文化学院用两年多时间，征集、订正、编排而成的。在此之前历史系曾在山西大学建校八十周年的1982年，由已故的乔志强主任主持出版过一部文集。

历史似乎是一面魔镜，每个人在照看时都能看到不同。其实说历史就活在我们的解释之中，大概亦不为过。对春秋这段历史记载的解释，在历史上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作者告诉了我们《左传》的解释，同时他在书中的紧要关键之处，还尽可能地为我们讲述了和《左传》不一样的别样解释，这对我们习惯于对历史进行单一理解作了很好的修正。尽管这段历史是特别的，是与众不同的，但同时也不妨碍它仍蕴含着后世历史中的一些最本质的内容，包含着那些在各个历史时期人们都会面临的一些最基本问题。君与臣，爱与恨，君子与小人，成功与失败，相关的记载和解释对后世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今天的日常口语中都会常常提起它们，只不过大部分人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了。读《君子时代的争霸》一书，为我们重温经典找到了很好的理由。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广大公众对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主要归功于“新史学”运动的成功。这一运动肇始于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以及他们在1929年创办的《年鉴》杂志。弗朗索瓦•多斯以大量资料和证据为基础，向我们讲述了“新史学”的历史。除了介绍费尔南•布罗代尔、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雅克•勒高夫等声名显赫的“新史学”的学者之外，多斯还对“历史的终结”、“人类的隐退”、“结构的作用”、“抛弃政治史”等年鉴学派所提出的众多观念和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并使我们看到，在年鉴学派的促进下，历史学在实现了奇异的复兴后，也呈现出四分五裂的状况。

定都、迁都历来为国之要政，兹事体大，关乎国计民生至巨。历代朝堂上有时就定都、迁都的一系列问题产生激烈的辩论，为此常引发利益争端，甚至会使矛盾激化演变为严重冲突。《尚书·盘庚上》：“胥动以浮言。”这里说的是商王盘庚欲将商朝国都由毫迁至殷，毫都的贵族因为不愿外迁而极言迁都之弊。为阻挠迁都，他们浮言纷纭，煽动群情而致民怨沸腾。盘庚告诫他们：“汝不和吉言于百姓，唯汝自生毒；乃败祸奸宄，以自灾于厥身。”读者一看《定都与迁都：兼论中国迁都问题》题目，自然会觉得笔者有“浮言以动”之嫌，在现今首都正因为兴办奥运而蒸蒸日上之际提迁都，实在是让人觉得笔者为了哗众取宠而不惜赤膊上阵。笔者一向信奉“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这句话。吾辈久居太平，对于“危”已几忘殆尽，而热情中的冷静理应是社会进步中的雪中之炭。此书的目的亦希冀我们能回归冷静，冷静地思考我们所处的境际。

《江阴著姓望族》是江阴文史丛书一。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著姓望族曾经对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从一个地区望族的兴衰沉浮，可以了解该地社会历史的沧桑变迁。近年来，江阴文史工作者在家族研究领域深入发掘整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此基础上，《江阴著姓望族》采选出江阴历史上52个著姓望族，以翔实的史料，较为系统地诠释了这些家族的渊源、发展和盛衰过程、门第传统、人物事迹，以及在江阴历史上所产生的影响。

书中包括了秦朝对江西的统治、两汉时期的江西、豫章郡在两汉时期的战略地位。《江西通史2：秦汉卷》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