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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断：一、演化与辩证法之间：当代基本神学由之出发的处境任何一种基督神学的目的和使命都可以被规定为“为一个希望辩护”①。“时刻准备着，对每一个向你们询问你们的希望的理由的人作出解释”（彼前3.15）。这里说的是什么希望？——是对生者和死者的上帝，对呼唤每个人进入面对上帝之主体在（Subjektsein）的上帝的共同一致的希望。在为这一希望辩护时，并不在于诸无主体的理念和构想之间的争执；毋宁说，更在于诸主体之具体的社会—历史处境，在于其经验、受苦、斗争与矛盾。1.确认处境的必要性和特殊性因此，预先提出一个要求②：确认处境，即一种对当前与对时代的分析，但我们既不能从神学，也不能从某种标准哲学方面预先规定或者预先进行这种分析。本书第二、三两章将讨论这种确认的历史范围，第四章将较详尽地讨论基本神学由之出发的当前社会处境的主要特征。为了使对处境的说明与神学的反思不至人为地分割开来，这种处境分析的具体因素被放在专题论述之中（中编）。在这里，只是一般地指出这种环境分析，或者说得随便点，这种处境确认所具有的两个影响深远的特点。（a）对基督教为希望辩护由之出发的社会处境和状况的确认，在当今只能在世界范围内实行。由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日益增长的互相依赖性，若不从“全球”视角出发，根本无法正确确定一种处境。一切不顾这种全球性联系而希望获取具体情况的尝试都是抽象而可疑的。因此，假如我们向拉丁美洲教会和神学推荐一种不同于我们为自己、即为所谓北半球所制定的处境分析方法，并相应得出的不同结果，那是不正确的。今天广为讨论的北南冲突不可能从地区范围上下定义和得到解决；神学和教会也不可能将之中立化，看成是“纯政治经济的”冲突，因为它作为影响深远的冲突贯串于统一的世界教会之中。这一点的具体内涵将随着我们思考的展开——尤其在第四章得到详尽地阐释。从这一方面看，欧洲神学最好莫过于接受因“解放神学的出现而早已面临着的挑战③。问题在于，再也不可能简单地将欧洲神学出口到那些国家；在那里几乎不再有买主和对它感兴趣者。在我看来，重要的是，我们欧洲神学正试图在世界范围的联系之中进行自我反思，并由此在中欧市民社会的具体情况之中严肃对待其自身处境上的制约条件。本书前言中译本前言神学思想及其学术，与历史的社会处境和知识状况有无可否认的实际关系，如何理解和把握这种关系，在思想学术界一直有争议。知识社会学认为，历史的社会处境对神学思想的建构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一分析原则并不是说，社会处境的影响是直线性的，和结果单一的，换言之，在一个共同的历史社会处境中，不同的神学家会有不同的思想反应和思想建构。近二百年来，欧洲的历史社会的处境和知识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此称之为现代性语境。神学思想在把握自身与现代性语境的关系时，百年来基本上有两个主要的模式：或拒绝神学思想与现代知识状况的认同，坚持神学言述的纯粹性（巴特K.Barth），主张信仰与社会政治的宗教性距离（布尔特曼R.Bultmann）；或倡导神学思想与现代知识状况的有条件的同一，改变神学言述的样式，使教会性的神学向人文—社会科学的神学转型（特洛尔奇E.Troeltsch），主张信仰与社会政治的宗教性批判的交织（尼布尔R.Niebuhr、戈尔维茨H.Goll－wirzer）。这两种不同的神学思想模式恰是基督神学在现代性语境中的不同反应。七十年代末出现的所谓“新政治神学”，在新教方面以莫尔特曼（J.Moltmann）为代表，天主教方面以默茨为代表，致力于揉和上述两种神学思想的现代样式。“新政治神学”的兴起，与六十年代末的欧美学生运动以及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效力扩张有关：神学家们不得不考虑，神学是否应该并如何具有社会批判的参与能力。在德语思想界，当今最富有社会批判效力的思想，仍是以霍克海默（M.Horkheimer）、阿多尔诺（T.W.Adorno）、布洛赫（E.Bloch）和哈贝马斯（J.Habermas）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面对这种价值论立场和信仰立场的社会批判之学术言述，基督神学是否应该把自己局限在教会论域或神学院之内，把参与建构公共知识和思想域的话语权利转让出去。但如果基督思想要进入公共知识和思想域，就要求自己必须改变言述样式和知识学的基础，以便与知识界的公共性取得一致，这样一来，基督神学是否还能维持自己独特的言述样式，就成了一个问题。默茨的“新政治神学”比莫尔特曼的构想更富理论建设的旨趣，他力图解决上述困难：寻求一种既能参与公共知识域的社会批判、又能保有基督思想的独特语式的神学范式。默茨（J.B.Metz1928—）早年攻读哲学和神学，分别获得博士学位，是拉纳的高足，但他并未走拉纳的先验神学路线，而是开辟自己的实践神学路线，提出了政治的实践神学构想，成为当代天主教神学最富活力的思想家之一。需要着意指出的是：政治神学的“政治性”，与我们所理解的，有语境差异，它指的首先是社会的共同事务。政治神学实际上是社会批判的神学，它是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在社会话语中的竞争对手出场的。作为社会批判的神学，政治神学的批判既指向内部（神学和教会传统本身），又指向外部（社会历史域）。无论如何，政治神学显示出基督思想在现代性语境中的反应能力。这对汉语神学界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挑战：汉语神学思想是否过于贫乏、偏狭。当默茨在基本神学的框架内提出政治神学的构想，已然涉及到对神学基本形态的修改。正是这一点使他的构想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本书为他的代表著作，可见其神学构想的概貌。令人遗憾的是，其文风与其宗师拉纳（K.Rahner）的文风，同样的涩而无味。本书中译本的审校工作，承道风山基督教中心提供支援，谨致谢意。刘小枫一九九四年五月于香港隔田村

广东省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华南师范大学重点学科研究基金资助：关文发（1931～），广东南海人，华南师大教授，广东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会顾问：颜广文（1954～），广东南海人，华南师大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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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真正的学者，乃是社会的、国家的，乃至全人类的宝物，而亦即是其祥瑞。我愿世之有志于学问者，勉为真正的学者。如何可为真正的学者？绝去名利之念而已。显以为名者，或阴以为利；即不然，而名亦就是一种利；所以简而言之。

二、荫补入仕人的政治地位恩荫入仕者凭家世门第或父兄功业获得官衔，除少数人有一定的文化外，多数是养尊处优，不学无术之辈。而那些骤得富贵的外戚，或宰执官所补之门客、仆从等，“不限才愚，尽居禄位”，“或自田亩而来，或从市井而起，官常之位已著，而仆隶之态犹存”，素质是相当低下的。宋政府要想保持官僚队伍的整体素质、巩固封建政权的统治，依靠这些人是不行的。因此，自建国之初，宋太祖就指出：“贵家子弟，惟知饮酒弹瑟琶耳，安知民间疾苦！”宋代重用进士及第出身人，而不重用恩荫任子为官者，主要从两个方面限制荫补人的晋用。其一，补授晶阶低，差遣升迁慢。唐朝，恩荫人数少，·考校选拔比较严格，荫补人所补晶阶较高。一品之子可补官正七品上，二品之子可补官正七晶下，至五品之子，也可以补从八品下的官阶。而且，唐代任子担任职务所受限制较少，升迁较快，权贵子弟常常有“自以门品可坐阶三公”者。当时恩荫补官入仕而官至宰相者不下六七十人，祖孙、父子、兄弟相继居相位者也有数十家。宋代，太祖、太宗时对荫补入仕之人尚有考校问对之制，随着荫补人数的急剧增多，真宗天禧年间，遂罢考校引对之制，致使所补之人不受任何才学限制，而荫补人所得的官阶不得不有所下降。如太宗初年，沈义伦、卢多逊为宰相，“其子起家即授水部员外郎，后遂以为常”，即初补便授七品朝官。其后，吕蒙正拜相，上奏说，进士高科及第，仅授初等京官，而任子为官者却得补朝官，他请求以自己进士及第时所补九品京官荫补其子，宰相任子“自是止授九品京秩”。仁宗天圣五年（1027）以前，一般文武官员奏荫子弟，只补武阶官，此年始规定：“今后文臣只许奏荫为文资。”神宗元丰以后，枢密院长官亦可奏荐子弟为文官。一般情况下，补文官者，最高可补从八品的将作监丞，其次为太常寺太祝、奉礼郎、将作监主簿等。多数是太庙斋郎、郊社斋郎等长期不理选限的散阶官。补武官者，最高可补从八品的东、西头供奉官，其次为正、从九品的左、右班殿直，三班借职、奉职等小使臣官阶，或殿侍等无品武阶官。宋代因荫补入仕者不但所补晶阶低，而且在出官方面还受诸多限制。科举入仕的官员都是“有出身人”，恩荫入仕者没有出身。因此，他们不能直接担任知州、知县、通判等亲民长官。初官一般只能担任远小州县最低级的监当、主簿、县尉等差遣，凭功绩和年限积累资格，升为亲民资序，方可担任较重要的差遣。不担任亲民差遣，便无由跻身中高级官僚队伍。仁宗天圣六年（1028）曾规定：“荫补京朝官，监当及八年，而无私罪者，不以课利增亏，与亲民。”这里“与亲民”仅是授与亲民资序，能不能担任亲民差遣，还要由其他有关条件决定。如任官的绩效、大臣的保荐等。检诸宋代荫补出身人的履历，可以说，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终身在州县担任基层职务。如陆佃之舅边殉，仁宗初年，以父荫入仕后，历官50年，辗转各地，致仕前仍是选人资序的两使职官。另如宋太祖、太宗之舅杜审进的曾孙杜宗象，以荫补授三班借职，历官监西京都亭驿兼礼宾院三泉县商税，“以课息羡溢，特转一官，充并州阳兴寨兵马监押”，调嘉、眉州巡检，被奏辟监韶州永通监鼓铸，又勾当卫州淇水第二监，后任寿州城南门外都巡检使兼守把浮桥催纲、尉氏县兵马都监、永兴军奉天县兵马监押。元丰中，特差充信州兵马都监。“从仕三十余年，自三班借职，十四迁至左藏库副使”。左藏库副使是从七品诸司副使的倒数第三阶。以上两个例子，代表了荫补入仕人中文、武两类官员绝大多数人的仕宦生涯。正因为他们升迂缓慢，所以，宋代恩荫补官的总人数虽大大高于科举取士，但他们难以升入中高级官僚阶层。被收入《宋史》列传、留名青史者，仅相当于科举入仕人的1／4，官至宰执侍从者更少。其二，立铨试呈试之法，量才录用。自真宗末年罢任子考校、问对之法后，宋政府在臣僚荫补子弟时，不再考试，而是逐步创立并完善了荫补入仕人考试合格然后注差遣的铨试、呈试法，使那些没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兵马武艺的荫补入仕者，不能获得实际差遣。这一制度的创立和完善对抑制权贵子弟的晋用有重要意义（详见本书第三章第一节）。恩荫制度是最高统治者利用赏赐官爵，从政治上笼络官僚队伍的人心，使他们更加忠心耿耿地为封建王朝效力的重要手段。这一制度，是造成宋代官员总人数直接上升的重要原因，宋代历朝士大夫请求减少冗官，无不以减少任子为言，但收效甚微。恩荫和科举入仕者，来自地主阶级的不同阶层。恩荫入仕者主要来自皇亲国戚、官僚地主家庭，为他们补宫授禄是宋政府与士大夫分享政治特权，争取官僚地主阶层支持的重要手段；科举入仕者主要来自非官僚或低级官僚家庭，重用他们则是末政府选贤任能，增强政权的统治能力，扩大统治基础的得力措施。宋政府大力改进科举制度，并重用科举所录取的士人。迫使士大夫子孙中有才华学识者，不屑于因父祖官爵恩荫入仕，而是积极参加科举。或荫补入仕以后，参加“锁厅试”，再获得进士出身。科举入仕人地位的提高、荫补入仕人地位的下降，使宋代官僚队伍呈现出非世袭性和开放性特征，这是官僚政治摆脱贵族政治走向成熟的标志。三、选官制度变化的根源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强化是宋代选官制度变化的政治基础。宋王朝建立于唐末五代割据混战的动乱时期以后，为了革除唐末五代武将专横跋扈、拥兵自重、分裂混战的弊端，避免赵宋政权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赵匡胤、赵光义兄弟二人一边进行统一战争，一边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使专制主义制度得到了高度发展。在行政体制上，收镇将之权归于县，收县之权归于州，收州之权归于监司，收监司之权归于中央。于是，中央对地方的统治“上下相维，轻重相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民自徒罪以上，吏自罚金以上，皆出于天子。藩方守臣，统治列城，付以数千里之师，单车之使，尺纸之诏，朝召而夕至”。在各级官府之间分化事权，在各官府内部重用副职，使官员之间互相监督、互相牵制，削弱了各个官僚机构的单独权限，使专制主义皇权得到高度强化。宋初的集权政策被后世君主当成祖宗家法继承下来，使宋朝在300多年的统治过程中保持了国内的安定和统一。故此后中国封建社会各王朝没有再出现大的分裂。宋代成功地建立了一套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越发展，就越需要进一步扩大它的统治基础。宋代专制主义政权扩大统治基础的最重要手段就是扩大隋唐以来的科举取士制度。宋代统治者抑制官僚子弟，把科举制度改造成有利于普通地主子弟进入政权的制度，目的就是从社会各阶层甚至被统治阶级的上层中选拔优秀分子加入统治集团，以壮大统治阶级的力量，并使政权获得更广泛的拥护，巩固专制主义集权统治。同时，宋代极力扩大科举取士的名额并使科举制度得到发展，这也是宋朝统治者吸取唐代历史教训的结果。唐代科举中有行卷、公荐、求知己、通关节、觅举、提前通榜等弊端，唐文宗开成时，干脆由皇帝诏令：“勋臣子弟有能应进士、明经及通诸科者，有司先加奖引。”使那些官僚贵戚子弟凭借特权取得官位合法化。由于科举取士人数太少，且考试制度不利于孤寒士子，一些累试不第的举人落榜以后便要么投奔藩镇幕府，成为地方分裂势力的助手；要么铤而走险，走上反抗道路，唐末农民大起义的领导人黄巢、王仙芝等就是他们的代表。宋代吸取了这一教训，不但从制度上保证各阶层士人能比较平等地竞争，而且对于累试不第的年老举人还以特奏名的形式特恩补授入官。使“士之潦倒不第者皆觊觎一官，老死不止”，“英雄豪杰皆汩没消靡其中而不自觉，故乱不起于中国而起于夷狄，岂非得御天下之要术欤”？蔡绦也称宋代的特奏名取士是“录潦倒于场屋，以一命之服而收天下士心尔”。宋代提高进士出身人的政治地位，增加录取比例，使士人为了一官半职而终身耐心等待，遂消除了他们的反抗意志，从而有助于巩固宋王朝的长期统治。二、常调官的差除程序常调官虽系宋代官僚队伍的中下层，但它的员数很多，管理好这些基层官员是当时很重要的人事问题，而且，由中央统一考核、差除中下级官吏，也是宋朝中央控制地方、防止地方割据的重要措施之一。常调官差除过程中最大的矛盾是员与阙数量的悬殊。在铨选制度中，“员”是指由各种入仕途径进入官僚队伍，包括在吏部官员名册之内、有资格按自身条件获得不同差遣的各类大小官员；“阙”又名“窠阙”，则是指实际治事体系中的各种具体职位，相当于现代政府机关、行政事业单位根据实际需要所设定的在编岗位。宋代，官僚队伍的“员”一般没有严格限定，虽然有时也限制科举入仕的总人数、减少恩荫的次数，但总的官员人数没有定员，而“阙”是有限定的。因此在职官员是有定数的。这样，在册官员总数的无限增加便与在职官员窠阙的相对稳定之间产生了矛盾。在官与差遣分离的宋代，不断吸收新官员是统治者扩大政权的阶级基础的政治需要，而国家的治理是由除授了差遣、填充到各种岗位上的官吏们进行的。因此，宋政府对“阙”数的控制是很重视的，尽管阙额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增加，总数趋于上升，但与不断增加的员额相比，基本上是稳固的，其增长速度是有限的。正因为相对固定的阙额容纳不了源源不断增加的员额，所以，吏部常调宫的待阙现象愈演愈烈。如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吏部四选总员数为43000人，阙数仅有14000处，两者相较，比值约3：1，即平均每三个以上人才分得一阙。又如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1158），侍郎右选有待差官员800余人，而所剩之阙仅219处。这类比较数字还有不少，为了缓解员阙矛盾，宋政府采取了增加添差阙和祠禄阙，缩短官员任期，提前用阙，借用堂阙等诸多措施，但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所以，“员”与“阙”的矛盾，是宋代人事部门与参选官吏“无法逾越的突出障碍。”……

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见戊戌变法领袖之一。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1898年回京，积极参加“百日维新”。7月3日（五月十五），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1905～1907年，改良派与革命派的论战达到高潮，梁启超作为改良派的主将，遭到革命派的反对。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梁启超立即表示支持。1907年10月，在东京建立“政闻社”，期望推动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由于清政府并不真心实行宪政，政闻社也因受到查禁而宣告解散。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一度宣扬“虚君共和”，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又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1915年8月，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进行猛烈抨击，旋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积极参加反袁斗争，为护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袁世凯死后，梁启超依附段祺瑞。他拉拢一些政客，组建宪政研究会，与支持黎元洪的宪政商榷会对抗。1917年7月，段祺瑞掌握北洋政府大权。梁启超拥段有功，出任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梁启超也是一位著名学者。他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写下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化史》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的著作。他一生著述宏富，所遗《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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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丛书的前身有110个专题，涉及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由商务印书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天津教育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现由编委会对类目重新加以调整，确定了考古、史地、思想、文化、教育、科技、军事、经济、文艺、体育十个门类，共100个专题，由商务印书馆独家出版。每个专题也由原先的五万多字扩大为八万字左右，内容更为丰富，叙述较前详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