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分为：历史、人、时间，历史的考察，历史的考证等5章，阐述历史学的功用和史学家研究的方法。

中国史学史作为一门学科，是近百年逐渐发展建设起来的。但是，对史学得失的评论源远流长。一般来说，史学史研究的具体对象主要是史家和史书。如是，则战国时代的孟轲，就应是我国最早的史书评论家了。《孟子？离娄下》云：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里的王者之迹是指西周的采风制度，周天子用这一办法去了解民俗民情，从而调整国策，以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后来，天子卑弱，诸侯力争，南夷北狄交伐中国，采风制度也随之逐渐瓦解。

这部教材的编写工作是从1989年开始的。当时由主编贾东海参照1989年国家教委师范司编制的《历史专业教学大纲》中的《史学概论》的精神和其他高校《史学概论》教学大纲的内容，结合民族高等院校历史系学生实际，设计出编写提纲，广泛征求意见后，进行修订，然后由作者按提纲分头执笔编写。本教材力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广泛地吸收了中外有关著作的研究成果，在全面、系统的基础上以问题为中心，体现史论结合，重点突出，条理分明，通俗易懂，详略适中，以便使学生和读者能更好地掌握本门课程的基本线索、基本内容和基本规律。《史学概论》除主要供民族院校历史专业做为教材外，也适用于普通高等院校的历史、政史专业，广大史学工作者和史学爱好者均可做为研究学习的参考书。

本书主旨是批判阿尔都塞结构主义对历史的漠视及割裂历史和结构的观点。同时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中对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批判继承，论述厂历史和结构的统一、逻辑的东西对历史的东西在认识上的优先性、叙述方法以研究方法为基础而又与后者不同、只有正确理解现代方能恰如其分地理解过去等观点。此书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阐述唯物史观认识论和历史辩证法的代表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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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五体俱备的历史巨著；司马迁是一位集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文化巨人。在总结前人和作者本人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书着重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的角度，深入分析了《史记》赖以产生的历史、社会、家世、师承及个人经历等主观条件；具体评述了司马迁在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治学纲领下所形成的哲学、史学和文学成就，进而分析了在这些成就中所体现的哲、玻、史战争及人才诸思想；结合《史记》传播的历史和“史记学”的形成和发展，阐明了《史记》不朽价值的部分，亦占相当的比重。

本书选择的都是我国古代著名将相的谋略，他们计高一筹，不同凡响。而且，把谋略和谋国、谋胜、谋进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表现出了谋身为谋国、保身为保民的大无畏精神。

本书是侯仁之先生40多年来从事教学与科学研究实践经验的总结。他在对历史地理学的理论探讨、沙漠历史地理的考察以及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中，开辟了新途径、新领域，阐明了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并为沙漠治理和城市远见划建设，提出供了基础知识，特别是对北京城的起源、发展以及历代水源的开辟和城市规划的特点作出了系统的科学的阐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书可供地理学者、城市规划者阅读。

本书内容包括历史和历史学、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及其学科结构，历史学的发展历程和现状，历史认识的过程、层次和检验，指导历史研究的理论原则，历史研究的方法、表达形式，历史学的功能和史学工作者的使命。并附有复习思考题和参考书目。全书对史学理论作了简明扼要、具体生动的阐述，具有较强的指导性和实用性，对提高学生的史学理论水平和实际研究水平将起较好的作用。本书还可供高等学校本科、专科、教育学院和函授使用，并可供自学者学习参考。

片断：一、演化与辩证法之间：当代基本神学由之出发的处境任何一种基督神学的目的和使命都可以被规定为“为一个希望辩护”①。“时刻准备着，对每一个向你们询问你们的希望的理由的人作出解释”（彼前3.15）。这里说的是什么希望？——是对生者和死者的上帝，对呼唤每个人进入面对上帝之主体在（Subjektsein）的上帝的共同一致的希望。在为这一希望辩护时，并不在于诸无主体的理念和构想之间的争执；毋宁说，更在于诸主体之具体的社会—历史处境，在于其经验、受苦、斗争与矛盾。1.确认处境的必要性和特殊性因此，预先提出一个要求②：确认处境，即一种对当前与对时代的分析，但我们既不能从神学，也不能从某种标准哲学方面预先规定或者预先进行这种分析。本书第二、三两章将讨论这种确认的历史范围，第四章将较详尽地讨论基本神学由之出发的当前社会处境的主要特征。为了使对处境的说明与神学的反思不至人为地分割开来，这种处境分析的具体因素被放在专题论述之中（中编）。在这里，只是一般地指出这种环境分析，或者说得随便点，这种处境确认所具有的两个影响深远的特点。（a）对基督教为希望辩护由之出发的社会处境和状况的确认，在当今只能在世界范围内实行。由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日益增长的互相依赖性，若不从“全球”视角出发，根本无法正确确定一种处境。一切不顾这种全球性联系而希望获取具体情况的尝试都是抽象而可疑的。因此，假如我们向拉丁美洲教会和神学推荐一种不同于我们为自己、即为所谓北半球所制定的处境分析方法，并相应得出的不同结果，那是不正确的。今天广为讨论的北南冲突不可能从地区范围上下定义和得到解决；神学和教会也不可能将之中立化，看成是“纯政治经济的”冲突，因为它作为影响深远的冲突贯串于统一的世界教会之中。这一点的具体内涵将随着我们思考的展开——尤其在第四章得到详尽地阐释。从这一方面看，欧洲神学最好莫过于接受因“解放神学的出现而早已面临着的挑战③。问题在于，再也不可能简单地将欧洲神学出口到那些国家；在那里几乎不再有买主和对它感兴趣者。在我看来，重要的是，我们欧洲神学正试图在世界范围的联系之中进行自我反思，并由此在中欧市民社会的具体情况之中严肃对待其自身处境上的制约条件。本书前言中译本前言神学思想及其学术，与历史的社会处境和知识状况有无可否认的实际关系，如何理解和把握这种关系，在思想学术界一直有争议。知识社会学认为，历史的社会处境对神学思想的建构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一分析原则并不是说，社会处境的影响是直线性的，和结果单一的，换言之，在一个共同的历史社会处境中，不同的神学家会有不同的思想反应和思想建构。近二百年来，欧洲的历史社会的处境和知识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此称之为现代性语境。神学思想在把握自身与现代性语境的关系时，百年来基本上有两个主要的模式：或拒绝神学思想与现代知识状况的认同，坚持神学言述的纯粹性（巴特K.Barth），主张信仰与社会政治的宗教性距离（布尔特曼R.Bultmann）；或倡导神学思想与现代知识状况的有条件的同一，改变神学言述的样式，使教会性的神学向人文—社会科学的神学转型（特洛尔奇E.Troeltsch），主张信仰与社会政治的宗教性批判的交织（尼布尔R.Niebuhr、戈尔维茨H.Goll－wirzer）。这两种不同的神学思想模式恰是基督神学在现代性语境中的不同反应。七十年代末出现的所谓“新政治神学”，在新教方面以莫尔特曼（J.Moltmann）为代表，天主教方面以默茨为代表，致力于揉和上述两种神学思想的现代样式。“新政治神学”的兴起，与六十年代末的欧美学生运动以及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效力扩张有关：神学家们不得不考虑，神学是否应该并如何具有社会批判的参与能力。在德语思想界，当今最富有社会批判效力的思想，仍是以霍克海默（M.Horkheimer）、阿多尔诺（T.W.Adorno）、布洛赫（E.Bloch）和哈贝马斯（J.Habermas）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面对这种价值论立场和信仰立场的社会批判之学术言述，基督神学是否应该把自己局限在教会论域或神学院之内，把参与建构公共知识和思想域的话语权利转让出去。但如果基督思想要进入公共知识和思想域，就要求自己必须改变言述样式和知识学的基础，以便与知识界的公共性取得一致，这样一来，基督神学是否还能维持自己独特的言述样式，就成了一个问题。默茨的“新政治神学”比莫尔特曼的构想更富理论建设的旨趣，他力图解决上述困难：寻求一种既能参与公共知识域的社会批判、又能保有基督思想的独特语式的神学范式。默茨（J.B.Metz1928—）早年攻读哲学和神学，分别获得博士学位，是拉纳的高足，但他并未走拉纳的先验神学路线，而是开辟自己的实践神学路线，提出了政治的实践神学构想，成为当代天主教神学最富活力的思想家之一。需要着意指出的是：政治神学的“政治性”，与我们所理解的，有语境差异，它指的首先是社会的共同事务。政治神学实际上是社会批判的神学，它是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在社会话语中的竞争对手出场的。作为社会批判的神学，政治神学的批判既指向内部（神学和教会传统本身），又指向外部（社会历史域）。无论如何，政治神学显示出基督思想在现代性语境中的反应能力。这对汉语神学界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挑战：汉语神学思想是否过于贫乏、偏狭。当默茨在基本神学的框架内提出政治神学的构想，已然涉及到对神学基本形态的修改。正是这一点使他的构想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本书为他的代表著作，可见其神学构想的概貌。令人遗憾的是，其文风与其宗师拉纳（K.Rahner）的文风，同样的涩而无味。本书中译本的审校工作，承道风山基督教中心提供支援，谨致谢意。刘小枫一九九四年五月于香港隔田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