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中华姓氏文化丛书系列之一。谢姓是中国的第24位的大姓，谢姓人对民族文化的贡献有源远流长的传统。谢姓真是一个值得书写和研究的姓氏，它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本书生动、翔实地介绍了谢姓古今史事。内容包括谢姓的寻根、源起、流布、盛事、文化、名人和胜迹。

当下的中国出现了一股空前的“历史热”，——此“热”用“滔滔天下”来形容，恐怕丝毫也不为过。——从易中天到于丹，所讲无一在历史之外。空前现实的国人为何突然特别钟情于无用的历史？笔者曾一度困惑不已。后来，一位哲人写于60年前的一段话使我顿悟：“思维，是最善于找到自己的出路的。你不准他谈政治，他就谈恋爱；你不准谈人间，他就谈天上；你不准他谈现在，他就谈过去；反正他总要找条出路。“历史热”的崛起无疑是对“现实冷”的一种平衡与补偿。探讨“历史热”出现的深层原因，当然不是这里的重点，笔者这里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历史热”所提供和传播的那些所谓“历史知识”在多大程度上是准确可信的？之所以特别关心这个问题，是因为笔者感到历史知识与新的历史创造之间有密切的相关性，而这一点实际上一直被严重低估乃至忽略了。历史学家所传播的史知识对历史创造者的渗透和影响可能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其中最典型的是来自于哈耶克所举的一个事例。长期以来，史学界所提供的“工业革命”的图景是：“皮包骨的童工，暗无天日的矿区，每天工作18个小时的纺织女工，伦敦街头的孤儿、残疾人、妓女”等等，总之，这些知识告诉人们：“工业革命”的后果之一是社会上最穷、数量也最多的那部分人的苦难加重了。这当然不是历史的真相。但哈耶克认为，正是这些并非真相的知识“主宰着过去两三代人对政治的思考”，从而影响了很多地区的制度安排。历史研究、历史知识的提供肯定是塑造未来的重要力量。所以，历史知识的传播和普及与学术创造本身一样，是历史学家责无旁贷的工作；在盛友如云的史学茶馆里，我们决不能像在街头巷尾的茶桌旁，传播那些证据不足、甚至“于史无征”的道听途说和充满偏见的“事实”。因为你所传播的历史知识很有可能像种子一样，不知撒在哪块心田里，有朝一日，这粒种子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影响历史进程。因此，在学人《茶座》“轻松、休闲、高雅；有识、有趣、有用”的整体定位的前提下，本茶馆对每一位座上客还有一些基本要求：求真、求善、求美。

梅罗-庞蒂（1908—1961），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毕生致力于历史现象学。保尔·利科称其为“法国最伟大的现象学家”；海德格尔赞扬他“开辟出了一条真正的思想道路”；而其后学，如福柯、利奥塔、布尔迪厄、德里达等更是对他的著述和教学十分着迷，并从不同方面继承和发展了他的思想。本书即是复旦大学哲学系佘碧平教授十二年潜心研究梅罗一庞蒂思想的成果，是国内第一部专门探讨梅罗-庞蒂历史哲学思想的学术专著。作者以全面丰赡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从理性的危机及其出路、历史的肉体和历史的超辩证法三个方面透彻阐述了梅罗-庞蒂的历史现象学思想，并通过剖析他与西方二十余位思想家之间的关系和差别，揭示了其历史哲学思想的深刻内涵与重要意义，指出其思想本质上是一种不同于传统本体论的以肉体本体论为基础的新目的论。

商代前期都城研究是新中国成立后历史与考古学界最具活力的研究课题之一。自郑州商城汤都亳说的提出和偃师商城的发现，学术界在关于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性质问题上就出现了空前的大讨论局面，吸引了考古和历史学界众多的学者参与。因受资料和方法论的制约，有关商代前期都城问题的研究目前基本上仍然是处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阶段上。从这一方面来说，李锋所著的《商代前期都城研究》一书不失为研究这一问题的百花园中的正在绽放的一枝。这本专集的上篇，主要是针对商汤灭夏前的南亳和韦亳问题进行了探讨。由于缺少相关考古遗存和文献记载，有关南亳和韦亳的地望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议。李锋对近年新发现的考古资料进行了深入比较研究后，提出了商丘西部惠济河流域鹿台岗类型先商文化为商汤居南亳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和郑州大师姑城址为灭夏前商汤所居韦亳说的新观点。虽然这一观点在学术界可能存在不同看法，但其以考古资料为基础，辅以历史文献，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去进行综合比较分析的方法还是可取的，而且从目前的资料看，其所提出的观点还是颇有合理的一面。如对郑州商城非商汤灭夏前所建亳都的论述，与李伯谦先生在其新作《对郑州商城的再认识》一文中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基本相同的（李伯谦：《对郑州商城的再认识》，《古都郑州》，2005年第4期）。其下篇主要探讨了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和郑州小双桥遗址等的性质问题，这些问题虽经学术界长期讨论但迄今仍未定论。尽管李锋支持和力主的是郑州商城“嗷都说”的观点，但其在论述时则不仅仅是孤立地就郑州商城而论郑州商城，而是在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等方面入手进行分析和阐释。诚然，其结论仍尚需深入研究，但是这种逻辑思维和研究方法还是有可借鉴之处的。从山东济南大辛庄遗址的考古资料和王立新、唐际根等学者的研究成果来看，在山东岳石文化腹地的济南大辛庄遗址中发现的最早的商文化的年代确实与二里岗上层一期晚段的商文化年代大体相当，李锋据此提出了这是“仲丁征蓝夷”时留下的物质遗存。当然，这一提法尚需更多资料去证实，但就目前研究成果而言，这也不失为一种研究的途径。总的来说，李锋《商代前期都城研究》一书是在对考古资料进行科学分析研究的基础上而写成的，这是与其长期从事考古发掘实践所付出的艰辛和努力分不开的。

这是一个读书的人个体生命与现代历史碰撞后激起的一些思想潋漪。近代以来，中国人已然处于某种群体的宿命中，背负着由中西为纬古今为经的“十字架”。中国人既经历了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的高度统一——统一中也有差异，又正在经历个人取向的多元化——多元也并非不相干。求解并承担这种命运是中国学术的天职，而这本借助中、西、马尤其是马克思思想资源展开其研究的文集，所力图达到的正是现代中国人对于自己生活的时代及其命运的理解与批判。

《历史学理论与方法（修订本）》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学理论、方法论和西方历史思维模式的演进历程。作者探讨了“历史”的基本概念，对历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了精彩的回答和阐述，回顾了百年来不同学术流派在历史编纂学方法上所采取的不同模式，尤其是追溯并分析了西方史学史中各重要时段历史思维模式的发展演进历程。 《历史学理论与方法》论述纵横捭阖，精彩纷呈，展现了作者渊博的学识和启人深思的洞察力。何兆武先生在序一中称“《历史学理论与方法（修订本）》之体大思精、庞征博引，于中国古代、西方现代以及苏联的有关著作均有精辟的论断，其体例与阐述之允当是值得每一个读者细细咀嚼的。”

这是一本评述20世纪中国史学名著的书。书名冠以“提要”，是学习前人作目录书的传统而又有所变通，以适应现代读者的需要。本书各篇体例是：起首说明有关著作的版本，其次约略介绍作者生平，而后以主要篇幅评述名著的内容和价值，末了简略地提及作者的其他著作。说到名著，自应有其特殊的学术含义，即突出地反映某一史学思潮，彰显其学术价值与时代意义者。20世纪的史学思潮大体经历了“新史学”的发端与延续、新历史考证学（时人亦称“实证史学”）的出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确立及其发展、新时期史学的恢复和兴盛等过程。本书的意图是通过评述所收入的已故史学家的101种著作，大致反映这一发展脉络。编辑这本书，对我来说，实为一个学习过程。一次次阅读书稿，都会激起我追随这些名著的作者重温这百年史学的热情，于是不由得写下这篇文字，向师友、同行请教。

眼前的这部书稿是去年观念学者周祥森的史学评论文集，在当今史学界，愿意写史学评论的人不多，献身于此并在这个原地中不懈耕耘的人更是寥寥无几，所以，我很想为他的文集出版说几句话，这是对周祥森的责任，也是对学界的期望。

本书汇集8位实力派精英学者，从他们各自学科及研究的学术主题出发，对当下或历史中国的现代性、后现代、文学界的“问题意识”等命题进行阐述，很好地反映了多学科交叉背景下的中国历史学研究现状，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本书旨在表达在“问题意识”越来越专门化的状况下，我们应如何通过对史料的重新梳理和解读以更逼近历史形形色色的诸多方面，同时为问题意识本身的拓展创造出一些基本的条件。具体内容包括：乾隆眼中的“天一生水”、“独立”途中的变奏、第三人称代词序列的形成与“她”字位置之确定、文字何以成狱等。

中国的著史方式历来有两种，一种是司马迁《史记》“采经摭传，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作为纪、表、世家、书、传”的写法；一种是司马光《资治通鉴》编年史式的撰述。本书不守成规，自成一格，“以叙述关键人物生平事迹的方式，像说故事一般剖析清代后期历史演变的情形，既不失掌故轶闻之趣味，又能掌握历史发展之趋向”来写中国近代史，不但补充了学术性史著的缺略，而且将历史这一块茫茫大漠变成引人入胜的绿洲。 收录在这本书中的“关键人物”，自咸丰、慈溪、同治、光绪以至曾、左、胡、李、张之洞、刘铭传等人，在晚清中国的历史上都有其重要性与代表性，由于他们的思想言行及在政治上的施为，终于使晚清历史的发展因此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介绍他们的思想行为，正可看出历史发展的轨迹与脉络。 本书作者苏炳同先生对近代史的掌故轶闻、官职变化、风俗人情、社会民生等各方面知识的掌握，不但使他能够下笔时游刃有余，而且对于读者也是一种学养上的充实。这部书不同于戏说，也不同于论断式的学术著作。它的夹叙夹议、博采野史、亦庄亦谐、波澜迭起的风格，或许是未来史学著述（也许包括其它一切学科）的必然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