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历史观念：从古希腊到现在》力求简练、概括地勾画西方历史学的演变。同中国史学的源远流长相仿，西方史学自古代希腊以来，也有几千年的演变发展过程，具有自成体系的悠久传统。这一传统经过不断改造、更新，自19世纪以降逐渐成为世界史学史中重要的一支，对其他国家的历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譬如，20世纪初年的梁启超、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人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改造，就直接受到了西方史学家的启发。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史学内部经历了一系列变化，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世界文化。虽然其影响力已不及以前，但仍然充满活力，不断有新的探索。观察西方历史学的传统和新潮，有助于我们认识历史研究的功能，了解历史学在当今社会的地位。

《厦大史学（第4辑）》编辑完成的时候，厦大历史系刚好进行了系领导班子的更替。王日根教授因接任人文学院副院长之职，离开了历史系主任和历史研究所所长的岗位。新的一届系领导班子组成为：鲁西奇教授任历史系主任，毛蕾、曲天夫副教授任历史系副主任，张侃教授任历史研究所所长，徐东升教授任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厦大史学（第4辑）》正式面世的时候，厦大历史学在教育部学术评估中占有着相对合理的排名，即中国史排名全国并列第五名，世界史排名全国并列第五名，考古学排名全国并列第七名。这较过去历史学在全国排名第八，有所进步。

《我们这一代读书人》通过集中收录季羡林对陈寅恪、郑振铎、胡适、冯友兰等师友的回忆文章，勾绘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群像，揭示他们各自或张扬或内敛、或率性或周正、或持正坚守或隐忍委曲……的人生性格及因此遭际的不同命运。《我们这一代读书人》中每一个学者身影的背后便是一段20世纪中国文化变迁的历史。这些百年中国栋梁之才，与季老一道构成了20世纪中国学术和文化的风景线。那一篇篇温馨感人的文字向我们揭示了季老的识人之术与交友之道，并为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国老一代读书人的家国情怀和兼济理想提供了一份最真实的知识分子心路档案。

胡适是一位历史感极强的学者，在他论述中，“历史的态度”、“历史的看法”、“历史的进化”、“历史的方法”、“历史的眼光”等等词眼俯拾即是，不论是对中国哲学的研究，还是在文学、历史研究，都可以看到胡适对于考据和史料研究的热衷。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所谓“史癖”。胡适对自己的学术定位是最感兴趣于史学。他晚年曾说：“有时我自称为历史家；有时又称为思想史家。但我从未自称我是哲学家，或其他各行的什么专家。”这种表述也许只是胡适兴之所至的随口一说，但至少证明，对于一个在传统文化氛围中成长出来的知识分子，史学研究可以说是他的本色当行。所以，《胡适谈史学》收录的文章显得格外从容和熟悉。“史学通论”部分收录的文章，是胡适对于中国历史的基本认识。《说史》所述是中国人历史观的经典描述，虽无新意，也算是开宗明义。《中国历史的一个看法》和《中国的再生时期》从不同的侧面为中国历史作了一个说书式的梳理，看似浅薄，但其中已包括了胡适的历史态度。胡适早年批判传统文化时曾严词厉色，然而对于西方世界诋毁中国文化的攻讦，他却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尊。《中国近一千年是停滞不进步吗》《中国的传统与将来》就很好地体现了胡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未来的信心和期望。胡适一生不断地宣传倡导。他说：“我的唯一的目的，是要提倡一种新的思想方法，要提倡一种注重事实，服从验证的思想方法。”“治学方法”部分就收录了胡适关于“科学方法”的一系列重要文字，它们集中反映了胡适所提倡的治学精神和态度。所以这些方法，不仅运用于胡适的史学研究，也是他整个学术研究所贯彻始终的宗旨。章学诚和崔述是胡适十分推崇的两位清代史学家。读过《科学的古史家崔述》，就可以明白胡适的用心所在了。“史学研究”部分收录的是胡适的专题研究，其中《两汉人临文不讳考》《注汉书的薛瓒》都是他熟练运用考据的最好体现。论王莽和曹操的文章，已显出胡适做翻案文章的本领，读来颇有趣味。胡适晚年对于《水经注》倾注了大量的关心，说来起因很简单，就是为戴震洗刷冤屈。而之所以要为戴震鸣冤，就是因为胡适视戴震为清代考据学的主帅和旗帜。《水经注考》就是胡适晚年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可惜尽管胡适费尽心力，但他为戴震辩白的努力似乎并不太成功，关于《水经注》的悬案至今依然扑朔迷离。中国历代的学者似乎都喜欢用“笔记”这种文体记录自己的学术成果。胡适作为一位在传统文化中浸润很深的知识分子，自然也脱不了这样的习惯。虽然他没有刻意收录一些短文小札，但在他大量的著述中，还是有很多这样短小精悍的文字，读来颇有兴味。我们把它编入“读史随笔”，借此展示一下胡适作为新文化先驱不被注意的一面：一个书生，一个骨子里面充溢着儒家文化的中国知识分子。

《白寿彝史学二十讲：近代前编（1840-1919）》是白寿彝史学二十讲系列之一，《白寿彝史学二十讲：近代前编（1840-1919）》是中国近代史前编，论述自1840年鸦片 战争以后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夜近80年的历史。中国近代的历史，是中国人民置身近代洪炉 接受考验的历史；是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 都遭到失败时期的历史。而从总相上看，又是阻 碍西方帝国主义东侵的历史。

《中国社会文化史丛书·观念、史料与视野：中国社会史研究再探》收录了作者近年来探讨中国社会史学的多方面论述。包括中国社会史的学术史、社会史史料学等有关理论方法与学科建设方面的讨论，详于地方志、档案文书、碑刻的论述；对于民俗史的探索涉及岁时节日、禳除习俗、宇宙观、时空观、消费观、性别观、人口行为、宗族普及与风俗变迁的关系等，反映了作者对于心态史、日常生活史的探索。作者对1999年后中国族谱学、宗族研究的综述，翔实可观。《中国社会文化史丛书·观念、史料与视野：中国社会史研究再探》可供社会史、文化史、文献学、明清史的学人参考。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寺研究》将敦煌僧寺纳入到整个中古社会佛教发展的这个大的历史背景当中，以敦煌净土寺和龙兴寺为重点，研究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寺的存在形态。首先以敦煌净土寺为中心探讨其与当时社会不同阶层、不同民族人群的方方面面的往来关系。其次，探讨吐蕃及归义军时期的龙兴寺在敦煌地区政治、经济、佛教、文化教育以及社会生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通过专题性研究，揭示了龙兴寺的社会功能，推进了敦煌佛教史的研究。再次，对敦煌寺院的建筑进行分析研究，并勾画出敦煌寺院的结构及其布局。第四，进一步将僧寺与尼寺进行比较，在尼寺研究上取得不少成果。最后，对于佛教寺院的社会事业专章讨论，揭示了佛教的世俗存在形态和深厚的民众信仰基础。第五，为敦煌佛教的研究者提供了经过整理的研究资料，也为研究中古佛教的学者利用敦煌文献，提供大量的研究信息。

《日本人眼中的慈禧》主要内容包括：西太后与群雄、西太后与李鸿章、西太后还政、继嗣波澜、光绪帝即位、西太后再摄政、西太后与中法战争、西太后与台湾、宠宦李莲英、西太后的尊号、西太后与光绪帝、西太后让政等。

作为一名光荣的政协委员，应具有崇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常怀尽心、尽力、尽责的拳拳之心。而提交政协提案是政协委员履行参政议政职责、建言献策的重要方式，也是政协委员反映基层诉求和社情民意的重要渠道。作为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工0年时间，我共提交了152件提案。虽然以往我的社会观察领域和学术兴趣比较广泛，但是在政协提案中我却集中精力于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心工作以及面临的重大问题，苛求自己要绝对“执著”和“专一”，每一件都是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提案，表现出对事业的追求和对信仰的忠诚。关于设立“文化遗产日”、开展全国文物普查、落实地震灾后文物抢救保护资金；关于加强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加强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加强首钢工业遗产保护；关于南水北调工程中文物保护工程、海峡西岸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大遗址保护工程；关于国家数字博物馆建设、中国民族博物馆建设、民办博物馆建设；关于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跨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传统中轴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当一件政协提案，经过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得以落实，我感到十分兴奋，这是我所能够得到的最高肯定。

一、書名。古代梵刹或以寺名，或以院名，或以庵名，或以禪林名，所稱非一。本書以“佛寺”一詞作為统稱，非僅指以寺名剎者。 二、條目名稱。古寺名稱歷代多有變更，本書以隋前古稱立目，其間有變更者則分別立目。隋前古稱不詳者，均以“佚名”立目。 三、條目排列。條目排列遵循屬地原則，按照現行省（直轄市、自治區）、市（自治州）、縣（區、縣級市）三级行政區劃，分為三級目錄。首先將條目列入第三級目錄，即所在縣（區、縣級市）。所在縣（區、縣级市）難以確定之條目，列入第二级目錄，即所在市（自治州）。所在市（自治州）猶難確定者，列入第一级目錄，即所在省（直轄市、自治區）。同級同地之條目，依據建置年代先後排序。建置年代不詳之條目，依據見存年代先後排序。 四、同名條目之區分。為了區分名稱相同的不同佛寺，本書對所有條目均作编號，不同編號郎為不同條目。 五、文獻徵引。文獻徵引遵循以存其舊原則，保持文獻原始性。對原文存在的脫漏錯訛衍誤等均不作改動，以適應各種學術研究，對史料真實性和可靠性之需要。對確須考辨之處，在考證中另作處理。六、考證。考證文字以“箋曰”二字領起，遵循簡約精當原則，不做繁瑣冗長的贅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