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研究文献目录（1952-2012年）》收录了中国学者1952年至2012年60年间出版和发表的高句丽研究方面的著作、论文、报告、评论、通讯等资料目录。其中著作部分还收录了与高句丽研究相关的部分著作目录。

《宋代救荒史稿》剖析了宋代自然灾害（水灾、旱灾、虫灾、地震、瘟疫）的概况和特点，从人文因素和社会因素两方面分析灾害发生的原因。书稿的侧重点是研究宋代的救灾制度、机构、程序、救灾措施和防灾措施等内容，对于当前中国的救灾防灾措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体现史学为现实服务的功用。

《大师的国学课：读史的方法》分“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两卷，重新界定了历史研究的意义及其范围，提出了要重视历史研究的目的性和史实的客观性的观点。

《〈史记〉〈汉书〉叙事比较研究》主要包括：《史记》《汉书》比较研究史；唐前《史》《汉》比较研究；唐宋《史》《汉》比较研究；明清《史》《汉》比较研究；近代《史》《汉》比较研究；《史记》《汉书》叙事比较研究；《史记》《汉书》的叙事体例；《史记》《汉书》的叙事思想；《史记》《汉书》的叙事视角；《史记》《汉书》的叙事时窄；《史记》《汉书》的叙事结构；《史记》《汉书》的叙事语言；《史记》《汉书》的叙事特色等。

《走向大同：人类危机与拯救》主要收录了不可懈怠的神圣使命、世界大同的精神家园、走向复兴的中华文化、不可回避的主义之辨、人类社会的必然归路、化蛹成蝶的历史蜕变、改造命运的根本力量、全新演绎的世界格局等内容。

“辉格党式的历史阐释”（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这一成语是由英国史学家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首先创用的，它从分析辉格史学出发，指出19世纪初期属于辉格党的一些历史学家从辉格党利益出发，用历史作为工具来论证辉格党的政见，依照现在来解释过去和历史。《西学 源流：辉格党式的历史阐释》要讨论的是许多历史学家的倾向性问题，即他们站在新教徒与辉格党的立场上写作，只要是成功的革命就去赞扬，强调过去的某些进步原则，以及编造出一个修正当今的叙述（如果不是歌颂当今的话）。实质上，巴特菲尔德所提出的问题已不仅仅限于狭义的辉格史学所涉及的英国政治史的范围，而是涉及历史学研究中更为一般和更具有普遍性的倾向，涉及历史作为一种研究而带有的局限。《西学 源流：辉格党式的历史阐释》对后来的所谓“剑桥学派”的历史研究取向影响颇大。为方便中文读书界参考，《西学 源流：辉格党式的历史阐释》另附一篇巴特菲尔德就任剑桥大学现代史钦定讲座教授的就职演讲“历史学研究的现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论文化复兴：关于中国现代变革的历史哲学思考》是一部研究中国现代复兴的文化历史哲学著作。它围绕中国文化在现代复兴中的地位及中国现代化究竟应该走一条什么道路，研究了中国文化精神创造及价值体系、根本精神、核心价值观、儒道两种文化与两种精神对现代复兴的本质规定性；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论文化复兴：关于中国现代变革的历史哲学思考》围绕着中国现代复兴所面临的历史现实，研究了中国文化的政治理想，提出了建立新王道经济与现代伦理精神的任务，探讨了建立盛德富有大业、太平盛世的哲学基础，并对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复兴中的使命进行了历史性追问。

隋唐时代国势强盛，周边各国使节络绎于途。学术界习惯按中国王朝兴替，将遣隋使与遣唐使分而视之，但从东亚区域交流的角度看，两者有机衔接，故《中国书籍文库：东亚坐标中的遣隋唐使研究》统称之为“遣隋唐使”。《中国书籍文库：东亚坐标中的遣隋唐使研究》分“东亚视域”、“历史波澜”、“时代先觉”、“典章制度”、“文学艺术”5编，由中日韩三国学者共同执笔。第一编以东亚为视角，探讨遣隋唐使的国际背景、历史意义、现实启示；第二编考察遣隋唐使产生、发展、变化、中止的历程；第三编为这一时代的奇人异士立传；第四编叙述隋唐时代的典章制度对周边国家的影响；第五编政治外交背后文人雅士的诗文交流。东亚使节与西域使节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在完成外交任务之外，热衷于文化交流而非贸易活动，这是《中国书籍文库：东亚坐标中的遣隋唐使研究》叙述重点。

近代中国的主要问题就是怎样引领中国走上世界。西学在近代中国成为最时尚的知识，新知识分子也成为那个时代最令人仰慕的“公知”。他们的为人处世、思想品质，乃至私生活往往为人们过度美化。与此同时，许多“旧知识人”则被严重妖魔化。中国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著《「新知识」背后：近代中国读书人》通过大量历史细节的发掘梳理，分析“新知识人”在向近代中国传播新知识的同时，其背后也一种“恶的”推动力，也有不太为人所知的经济利益驱动因素。《「新知识」背后：近代中国读书人》以独特的视角揭示晚清政治和思想的激烈碰撞，反映一个时代的风云，更加清晰全面地呈现历史的完整细节和真实面目。

《实践智慧的概念史研究》是首部全面系统地研究西方实践智慧思想发展史的专著。实践智慧是实践理性的德性，是古代伦理体系中的核心德性之一。在亚里士多德的界定中，实践智慧的基本含义是指能够使人在具体的实践事务中做出合理思考、践履良好行为，并最终实现幸福的那种理智品质。经过他的阐释，这个概念成为西方实践哲学传统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更在当代西方实践哲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当代实践哲学中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思潮，力图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政治哲学中寻求理论资源，批判和反思现代社会的某些问题，尤其是人们的实践生活被科学技术思维所主宰而造成的诸般恶果。实践智慧植根于生活世界，把握但不刻意改造生活实践的千姿百态，始终以造福人类生活为旨归。它无疑为现代社会所亟需。尽管当代西方学界对实践智慧概念做过诸多解释和阐发性的研究，但至今未有全面考察它在哲学史上之整体发展脉络的专著。汉语学界更是如此。《实践智慧的概念史研究》无疑是一部开创之作。本书一则重点诠释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思想，再则以“概念史”的研究方法梳理和阐述此概念在西方哲学史上的不同样态，以点线结合的方式呈现出它在不同时代背景和理论体系下的复杂意义，并以此从一个侧面来深入理解西方实践哲学传统中的某些根本问题。比如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伦理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等。像大多数西方哲学概念一样，实践智慧概念同样来自古希腊。古希腊哲学家将这个概念从文学和日常用语中抽绎出来，使其具备了模糊的哲学内涵。本书首先探讨了实践智慧思想起源时的“诗与哲学之争”，即它在荷马史诗和赫拉克利特哲学中的对立形式，由此彰显了此概念的内在张力。第二章考察它如何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哲学中演变为一个意义丰富甚至充满歧义的哲学概念。接下来便是《实践智慧的概念史研究》的重点——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思想。本书用两章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详尽地阐述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思想，因为正是亚里士多德为实践智慧赋予了其作为实践理智之德性的确切涵义。第四章说明，在亚里士多德之后，这个概念的意义在希腊化时代和中世纪发生了分化，进而在古典时代结束之际发生变异，渐渐远离了德性的范畴。第五章主要考察，近代的理性主义狂潮如何几乎彻底剥夺实践智慧在哲学中的地位，尽管其中有诸如维柯和柏克这样的抗争者。最后以评述实践智慧的当代复兴结束这个概念史的研究历程。综上所述，本书在结构上将这个发展变化历程概括为实践智慧的“创生-建构-变异-否定-复兴”几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