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研究所于1990年6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至今已走过20年。20年来，当代中国研究所在党中央亲切关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正确领导与大力支持下，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纂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初步形成了一支政治方向正确、学风扎实严谨的科研队伍，产生了一批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国史研究成果。为纪念建所20周年，我们特别编辑了这本论文集，鉴于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30周年时刚编辑出版过一本《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学术论文集·当代中国研究所卷》，其中汇集了新老科研人员的论文，故这本论文集，仅从在职和返聘人员中，每人选取1篇2007年以来发表的论文。全书按内容分类编排，取名为《国史研究撷英》。《国史研究撷英：纪念当代中国研究所建所20周年论文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朱佳木主编，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张星星、武力为副主编，政治史研究室、经济史研究室、文化史与社会史研究室、外交史与港澳台史研究室的四位主任李正华、陈东林、刘国新、丁明，以及《当代中国史研究》编辑部主任李文参与了论文选编。张蒙、叶张瑜、郑珺、杨文利和李强参加了文集的编辑工作。

记忆在社会界、文化界和学术界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对历史编纂的基本形式产生过巨大影响。不过记忆转化为历史的过程却颇为不易。《历史与记忆》收入《过去／现在》、《古代／现代》、《记忆》、《历史》四篇专题论文，从历史记忆的角度反思历史学，深入探讨人类经过的“客观的”历史——或曰人类创造的或曰奴役人类的“客观的”历史——与历史学科之间的关系，对史学与记忆进行思考与解释，体现出为了探究真相所需要的深邃的和反思的精神，证明了历史是一门科学，它具备一切科学的特征和一切专业的特征。这对我们关注史学前沿最新动向具有借鉴意义，有利于中国史学充分借鉴西方最新学术路径。

《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作者以魏晋南北朝史名家。《魏晋南北朝史论集》收入了作者有关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方面的几乎所有有代表性的论文，基本代表了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的最高水平。文章大致按年代顺序编排，上编多写于1949年之前，下篇大都写于20世纪70年代后。包括《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魏收之史学》、《论诸葛亮》、《论梁武帝及其时代》及有关魏晋南北朝史学的一组论文，以及关于官制、礼制、词语的考证文字，均可见作者对魏晋南北朝史多方面的贡献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

上海史的研究近年来逐渐升温，特别是一系列海外研究成果的引进，使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投向这一领域。但上海沦陷时期（1937.11～1945.8）史学的发展状况一直是研究的薄弱点，国内外迄今未见有全面或专门的成果出现。自2003年读博以来，导师就引导我关注有关沦陷时期上海史学发展状况的资料。通过近几年的史料收集整理工作，从最初的全面撒网到后来集中关注期刊史料，我逐渐对这段历史产生了兴趣，并拟定以“上海沦陷时期的史学”作为研究对象。一研究目的及意义1937年11月，即中国开始全面抗战后第四个月，中国军队经过数月苦战，最终弃守上海，仓皇西撤。日军随后进驻，上海沦陷。沦陷初期，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未被日军占领，时人称之为“孤岛”。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日，驻沪日军向租界发起攻击并占领公共租界，此时的法租界名义上独立，实际也在日本控制之下，孤岛从此消失。

在本书中，历史社会学家杰克·戈德斯通对为什么欧洲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率先实现工业化进行了解答。他指出，在工业化以前，中国比欧洲更富有，而印度和伊斯兰国家的科学也更发达，欧洲的工业化也并非源于其自身的任何优越性；在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东西方各国都是十分相似的。要解释为什么欧洲率先发展了工业技术，应当关注工程师和企业家这两个重要社会群体：工程师把科学研究成果应用到新机器和新工艺的研发中，从而带来了生产率和产量的爆炸性增长；而企业家则通过与工程师的合作和应用其研发的新机器，提高了生产、运输、计时和能源利用的水平。正是当工程师和企业家走到一起，并自由从事革新以后，新的产业和生产工艺才得以兴起并造就了现代经济增长。而这一合作的实现又有赖于几个条件的共同作用：政府支持而不是压制创新活动，宗教领袖允许对自然进行新的理解而不是严格固守传统的观念，手工艺者和商人相信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力量能够持续提高生产效率，科学家主要通过仪器实验的方法而不是依赖逻辑和日常观察来增进他们对于世界的理解。只有18世纪的英国才史无前例地把这几个条件结合到了一起，从而形成了工程师和企业家的合作，实现了向工业社会的飞跃，进而引领了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发展。

《<竹书纪年>研究文献辑刊（套装共10册）》为《先秦典籍研究文献丛刊》系列之一，将历代对古本、今本《竹书纪年》的研究、订补性成果汇为一编，概为十七种，多为名家力作，如（清）朱右曾辑、王国维校补《古本竹书纪年辑校》；王国维所撰《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清）郝懿行所撰《竹书纪年校正》；（清）陈逢衡所撰《竹书纪年集证》；（清）林春溥所撰《竹书纪年补证》等等。
　　相信《<竹书纪年>研究文献辑刊（套装共10册）》会对《竹书纪年》研究和先秦史研究、历代学术史研究等提供较为完备的文獻资料，同時亦可弥补先秦史研究领域多年来文献出版不足之缺憾。

《现代化模式与近代以来中国历史进程》从社会发展道路的角度，将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划分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化、民族资本主义现代化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代化（分为旧民主主义现代化及作为其继承和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现代化）等三种模式，从这三种现代化模式的转换的角度重新审视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书中全面而细致地考察和分析了以上三种现代化模式的发生、发展及其交织和转换的过程，由此揭示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及其趋势，阐明了近代中国最终走上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历史根由。《现代化模式与近代以来中国历史进程》最后部分还认真详细地考察和分析了1949年以后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过渡的历史过程，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与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之间具有明确的连续性的观点。《现代化模式与近代以来中国历史进程》最大的学术贡献是将生产力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相结合而形成现代化模式概念，提出从现代化模式的转换来看待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以此实现了考察近代中国历史的理论和方法上的变革。

史微要旨表诠、序、题辞、凡例、重定内篇目录叙、史微卷第一、原史、史学附史官沿革考、百家、原艺附郑学辨、史微卷第二、原道、原墨、原杂、原法、原名、史微卷第三、原从横、原儒、原兵、子余附诸子文说、宾孔、史微卷第四……

《甫白文存》所称“欧亚”（Eurasia）是指内陆欧亚，这是一个地理概念。其范围大致东起黑龙江、松花江流域，西抵多瑙河、伏尔加河流域，具体而言除中欧和东欧外，主要包括我国东三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蒙古高原、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斯坦、巴基斯坦和西北印度。其核心地带即所谓欧亚草原（Eurasian Steppes）。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上活动于欧亚草原及其周邻地区（我国甘肃、宁夏、青海、西藏，以及小亚、伊朗、阿拉伯、印度、日本、朝鲜乃至西欧、北非等地）的诸民族本身，及其与世界其他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交流和交涉。由于内陆欧亚自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其历史文化呈现出鲜明的特色。

《六十四卦与历史：历史中的大智慧》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解经之作，而是先跳出《周易》之外，以邵雍所撰《皇极经世》“伏羲先天圆方图”蕴含的宇宙历史年表和中国历史年表来印证天地阴阳刚柔变化和人类历史治乱兴废之间天人共振、运舞不休的沉浮曲线。以伏羲圆方图为纲，以《皇极经世》编年史为体例，以文王之《易》为用，从而一展六十四卦“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活灵活现的数千年信史。一如邵子诗“照破万古事，收归一点真”。《六十四卦与历史：历史中的大智慧》最大特点是“经世致用”，一扫专作“纸上功夫”的解经之风，还大易准之于自然、社会历史的原貌。也就是说，以华夏五千年历史事实为准绳，来证实“神无方而《易》无体”的大易精髓，使先秦易学复明于世。只要知晓伏羲六十四卦值于何时，则以文王卦辞加以诠释，则“古今如旦暮”、“百世可知”、“一如身所历”。读之使人震聋发聩。大易的最高层次是先天易学，先天易学是核心、是根本、是基础；后天易学是行迹、是应用、是千姿百态的众生相。先天易学与后天易学之间完全是一种体用关系，先后天珠联璧合，乃成大易。综上所述，常秉义先生所撰《六十四卦与历史》一书，使纯一不杂的邵子先天易学体系复明于世，一展其内圣外王、含而不露的大战略、大智慧，一部石破天惊之作。可谓易学史上的一场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