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我们的祖先最先靠渔猎采集为生，后来，人们掌握了种植和畜养技术；在蒙昧无知的落后年代，人们最初为闪电打雷而惊恐不安，今天，我们甚至已经能够呼风唤雨。很多疑问、很多难题都随着人类认知能力的提高，在历史进程中被逐一解决，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现象超出了当时人类的认知范围，甚至直到现代人们也无法解释。这些现象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一代一代流传下来，成为了未解之谜。

《历史发展中的周期率问题研究》把历史周期率置于阶级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当代中国等不同背景下进行对比研究，探讨人类社会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跳出周期率的支配、避免周期率的发生的方法、途径。

《探寻历史的真相：郭德宏史论集》是从作者发表的270多篇文章中精选出来的，共分史学理论与方法、现代人物及思想研究、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农民土地问题研究四个部分。《探寻历史的真相：郭德宏史论集》提出了很多新的思想和观点，例如主张在历史研究中贯彻民众史观，即站在民众的立场研究历史；要以社会史的研究推动和深化中国现代史研究；完全按照历史事实来研究和书写中共党史。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中，《探寻历史的真相：郭德宏史论集》有很多新的突破。

《文史哲》杂志创办于1951年5月，起初是同人杂志，自办发行，山东大学文史两系的陆侃如、冯沅君、高亨、萧涤非、杨向奎、童书业、王仲荦、张维华、黄云眉、郑鹤声、赵俪生等先生构成了最初的编辑班底，1953年成为山东大学文科学报之一，迄今已走过六十年的历史行程。由于一直走专家办刊、学术立刊之路，《文史哲》杂志甫一创刊便名重士林，驰誉中外，在数代读书人心目中享有不可忽略的地位。她所刊布的一篇又一篇集功力与见识于一体的精湛力作，不断推动着当代学术的演化。新中国学术范型的几次更替，文化界若干波澜与事件的发生，一系列重大学术理论问题的提出与讨论，都与这份杂志密切相关。《文史哲》杂志向有与著名出版机构合作，将文章按专题结集成册的历史与传统：早在1957年，就曾与中华书局合作，以“《文史哲》丛刊”为名，推出过《中国古代文学论丛》、《语言论丛》、《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论丛》、《司马迁与史记》等；后又与齐鲁书社合作，推出过《治学之道》等。今者编辑部再度与商务印书馆携手，推出新一系列的“文史哲丛刊”，所收诸文，多为学术史上不可遗忘之作，望学界垂爱。

本文集是对王先生人生价值和学术成就的高度肯定和褒扬。尽管先生一生坎坷，尽管先生处世为人的细节之处并非完美无缺，但无论是先生的故交友朋，还是受业弟子，都会为其百折不回、九死无悔的奋斗精神所鼓舞，为其严谨求实、大朴似拙的治学风范所钦服，也都会为其以诚待人、尊师重教的高尚人格所心仪，并给予众口一词的崇高评价。

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深化，中外史学比较以及民族文化特点的理解，都要求我们把史学思想史的学科建设好。“史学思想”研究的对象与方法是什么，史学思想史作为一门学科，这个问题，应当要有所说明。l992年，我在《宋代史学思想史》（黄山书社出版，23～24页）中提出过自己的想法。我思考的要点是这样的。史学思想内容很丰富，归结起来是两个部分：一是史家（包括思想家）对客观历史的认识；二是关于史学工作方面的认识。对客观历史的认识又有两个方面，一是对历史社会和历史过程的认识，二是对历史发展动力的认识。关于历史社会、历史过程有各种观点，如历史发展规律论，历史进化的观点，历史变化趋势、大势的论点，历史退化的观点，历史循环论、历史停滞论，还包括气运观点、文明形态运转等各种提法。关于历史动力的见解，有天意史观，神权史观，重人事的史学思想，其中又有民本观，英雄史观等；还有经济史观、地理环境论等。今天我们又有新的视野和视角，诸如生态问题、疾病问题、金融问题、科技问题等都会涉及历史盛衰的认识。关于史学工作的认识，也有两个方面，一是“如何工作”的问题，这涵盖史料学观点、历史编纂思想和主张、历史文学观点和历史研究方法论。二是“为什么工作”，这一方面体现为史学价值论、史学功能的观点。史学家治史总是有一定的目的，对治史的意义有不同的理解。思想家对史学工作的价值，对史学工作在学术中的地位，同样有自己的见解。在中国史学史上，就有诸如“垂训”的观点、“资鉴”的思想、史学“经世致用”的观点以及爱国主义史学思想等。这里要注意的是，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史家、思想家那里，即使是同一命题，却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

上海图书馆主要依托自身丰富的馆藏，对未刊的文献资料进行标点整理，每年一辑。《历史文献（第十四辑）》是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所编《历史文献》第十四辑。本辑整理有张元济九十生日纪念题词，朱学勤、崇实、欧阳利见、钱玉兴、杨岐珍、刘秉璋、陈宝琛、费念慈等人的手札以及王清穆日记等资料，都为首次整理刊布，史料价值很高。

以第一手未曾公开发表的档案书信文稿为主，勾勒如梁启超、陈独秀、雷震等人的人格形象，透过这些资料的剖析解读，历史人物的魅力与神采呼之欲出，原来我们过去印象巾的人物，是需要乖新认识评价的。梁启超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文章是下笔如有神的快手，但有谁知道他也有枯坐“执笔两小时，乃不成一字”的窘境？为了打牌，郑重其事写信约人方城之战，这是梁启超的真实面貌，这才有人的味道。陈独秀在近代是个迭受争议的人物，他的特殊经历与政治上的禁忌，使得北大校园内有李大钊的石像，却不见他的同等位置。他曾经担任过五届中共中央总书记，但晚年却被开除党籍，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台湾，陈独秀的《实庵自传》也遭到有关单位书禁。一个人物在两岸都不受欢迎，是个值得反省的现象。陈独秀晚年写给台静农的会部Ⅲ青一卣多封与未完成的两章自传文字，均在台湾保存完好，如今将其余数在火陆披露，如果陈独秀地下有知，谅必会有所感慨！世问的蕾往往就是如此曲折离奇，诡谲多端。雷震创办《自山中国》杂志，发挥陈独秀晚年的政治见解，使他成为促进台湾民主进程的先驱人物。台湾“二二八事件”，原本“大溪档案”已公布的资料，可以真相大白，但很小幸地，经过一些曲学阿世的御用学者操弄与篡改“口述历史”，使得真相变得混沌难明。《历史的另一角落：档案文献与历史研究》针对这？问题，提出“口述历史”的限制与如何操作的问题。

《中华史学三千年史》所要呈现给读者的是作为一个伟大民族天才创造与智慧结晶的史学。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史学始终承载着十分重要的职任，人们通过史学记录社会的发展历程，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发现并顺应社会的发展规律，从而更好地把握自身的观念与行为，以保证社会的良性运转，促进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满足人类社会发展的需求。无论传统史学的彰善瘅恶、树之风声，还是现代史学的探寻规律以感知现实、洞见未来，都是这种职任的集中体现，这是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终极追求。而在社会道德的层面上，长久以来，史学都视道德教化为天然使命。其最为常见的形式是通过“记事载言”而“劝善惩恶”，使世人“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肖而内自省。”毫无疑问，这种对遵德自律的表彰，对背德行恶的鞭挞，有着重要的道德垂范作用，它可以优化民风，激活有利于社会进步与文明的“向善意识”，从而最大限度地消解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的潜在因素，使人文生态在风俗善、祸乱止中得以改善，使俗静民和成为一种常态并最终惠及大众与社会。

理性主义史学及其所阐释的政治、伦理、宗教问题是组成西方社会机构、制度的基础的问题，他们或嘲讽、或损益、或臧否，都是一种人类精神自识的表现，他们构筑的理想并不是新的，是继承着古往的理想，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续人类的梦想，这是人类对自身的探寻，或忧虑、或悲伤、或欣喜，吸引着人们向前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