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泉州文库》（以下简称“文库”）收录对象为有关泉州的专门著作和泉州籍人士（包括长期寓居泉州的著名人物）著作，地域范围为泉州一府七县，即晋江（包括现在的晋江市、石狮市、鲤城区、丰泽区、洛江区）、南安、惠安（包括泉港区）、同安（包括金门县）、安溪、永春、德化。成书下限为一九四九年九月以前（个别选题酌情下延）。选题内容以文学艺术、历史、地理、哲学、政治、军事、科技、语言教育等文化典籍为主，以发掘珍本、孤本为重点，有全国性影响、学术价值高、富有原创性著作优先，兼及零散资料汇总。二、每种著作尽量收集不同版本进行比较，选择其中年代较早、内容完整、校刻精的版本为工作底本，并与有关史籍、笔记、文集、丛书参校，文字择善而从。三、尊重原著，作者原有注释与说明文字概予保留。后来增加者，则视其价值取舍。四、凡底本讹误衍漏，增字以[]表示，正字以（）表示，难辨或无法补正的缺脱文字以口表示，明显错字径直改正，均不作校记。五、凡底本与其他版本文字差异，各有所长，取舍两难，或原文脱讹严重致点读困难，或史实明显错误者，正文仍从底本，而于篇末校勘记中说明。六、凡人名、地名、官名脱误者，均予改正，讹误而又查不到出处之人名、地名、官名及少数民族部落名同异译者，依原文不予改动。七、少数民族名称凡带有侮辱性的字样，除旧史中习见的泛称以外，均加引号以示区别，并于校记中说明。八、标点符号执行一九九六年实施的国家《标点符号用法》。文库点校循新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例，一般不使用破折号和省略号。

《衣冠归晋：魏晋易代时期的蜀吴士人心态与文学》以“魏晋易代”为视域，探讨魏嘉平至太康时期蜀、吴两国士人降晋前后的政治、文化心态及其相关文学著述情况，内容分为三端：一是结合蜀、吴士人易代后面临的政治处境，综述两国士人群体代表的相关言行事迹及文学著述，考察特殊历史背景下两国士人心态的异同。二是对“谯周劝降”“李密写《陈情表》”“陈寿的易代史观与《三国志》笔法”“顾荣与张翰的不同仕途选择及经历”等蜀、吴易代士人中的典型个案进行解析，探讨它们在魏晋易代士人思想史、文化史中的意义和影响。三是对陆机、陆云、刘禅、孙皓等有名历史人物入晋事迹的考述，主要探讨二陆入洛动机、入洛时间、怀乡情感问题和蜀、吴末世主降晋前后的心态和遭遇。魏晋易代士人研究是魏晋文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学界研究重点主要在该时期的曹魏士人群体，对蜀、吴两国降晋前后的士人心态和文章著述情况关注较少，对于蜀吴归晋士人的事迹文章与其易代心态之间的特殊关系评析有所不足，亦鲜及蜀吴士人整体心态之比较。因此，书中既包含有学术目前共同关切，也对于特定的历史、文学、文化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考察和研究，具有明确的学术意义，可用作相关领域专业研究人士的学术参考和普通文史爱好者的知识读本。

《史学杂稿续存》一书曾于1980年由齐鲁书社出版，商务印书馆此次再版以1980年版为底本，将其纳入“黄云眉著作集”。为便于读者阅读和使用，此次再版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原版为简体字直排，本次出版改为简体字横排。采用通用规范汉字，除确系错讹误字外，对原书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专用名词，不予改动。二、原书采用提行分段，改为现在通行分段形式。原注采用小字夹注，此次整理排入正文，采用楷体小字以示区分，注文自成单元。三、依照现在通行标点符号用法，对原书标点符号进行统一处理。四、原书所引文献未知其确定版本，且前人引书，或概括、省略，或改动部分文字，只要不失原意，则不予改动。但原书中的表述如有影响文意之处，则依据其引用文献的通行版本，以方括号（[ ]）形式表示校正，不出注。

王锺翰先生（1913-2007年）是中国现代著名清史、满族史专家，该书对王锺翰学术道路、史学成就进行深入分析与研究，揭示了其治史风格既植根于中国传统史学，又受到近现代史学思想与方法的熏陶；既有时代特点，又富有个人特色。该书不仅是对王锺翰个体的研究，更可以通过个案进一步探视中国近现代史学发展的脉络与规律。

《资治通鉴故事（美绘版）》从《资治通鉴》中精选了一些经典且独立完整的故事，并且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的叙述，向读者生动展现了这部鸿篇巨著浓厚的历史、文化内涵。通过阅读本书，你不仅可以快捷地掌握《资治通鉴》的精华，更可以从中感悟中华历史文化之神韵，从中汲取睿见卓识，深化、拓展人生阅历。

《现代国家的起源》精彩刻画了自欧洲中世纪起现代国家的兴起和发展轨迹，特别集中分析了当代英国和法国国家起源的历史过程。作者认为那些一直持续到当代的批欧洲国家制度，例如司法制度、金融制度和外交制度等，是在1100-1600年间的法国和英国形成的。正是这些制度的发展，才使得欧洲国家能够拥有用于组织、控制大规模人群的强有力的国家机器，而欧洲其他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都强烈地受到这些先行国家的影响。

因为游学、科举、仕宦的需要，北宋士人长期远离家人及乡里，从而无法履行他们神圣的家庭职责：对父母尽孝。在这本深度研究著作中，作者将北宋士大夫群体追求世俗抱负与履行家庭责任之间的紧张关系置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核心。在考察了2000多部墓志铭和大量其他官方或私人写作后，本书发现，北宋士人面临的上述困境，既未减少他们尽孝，也没有妨碍他们应举和奉公。相反，北宋朝廷及士人自身努力调和这一矛盾，进而促成了“禄养”模式在北宋的发扬光大。士人的长期远游，同时使乡里的含义变得淡薄而不稳定。这一方面导致父母死后久而不葬，产生大量摈弃祖茔、建立新茔的“不孝”现象，另一方面又直接促成了一种新孝行的“流行”。这场自下而上，由士人发起，以维护壮大家庭、宗族、乡里为目标的运动，与当时的儒学复兴汇成一股潮流，促成了理学的最终胜利。换言之，北宋时期对士人孝道的重新界定，不仅标志着政府对士大夫“私人”家庭事务的大规模干预，而且直接影响了宋代及后世家庭、社会和文化规范的变迁。

《中国画学史》是郑午昌先生研究中国画史画论的代表著作，全书将自上古到清末的中国绘画历史，分作实用时期、礼教时期、宗教化时期、文学化时期；而仍不打破其朝代分界，除先秦时期外，每一个朝代再按照概况、画迹、画家、画论四个小节分述，条理清晰地展现了中国绘画学的演进过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以画分东西二源的立论为中国国画在世界美术史上争取了地位。

《中国文学史》本书是国学大师钱穆先生1955年至1956年讲授“中国文学史”的课堂讲稿，由钱穆弟子叶龙根据当年的听课笔记整理而成。全书共31 章，系统、完整地从《诗经》一直讲到明清章回小说，着重介绍了中国文学发展演变的主要脉络和基本特征。作为国学大师，钱穆先生重独立考证，在本书中，他对文学之流变、对每个阶段的文学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以史论文，从史学的角度讲文学别开生面。全书既有高屋建瓴的宏观论述和科学严谨的史学考证，也有对文人的犀利点评和对作品的精彩赏析，带有浓郁的钱穆个人色彩。《中国通史》钱穆先生曾三度讲授“中国通史”：一于北京大学，二于西南联大，三于香港新亚书院。在北大讲授四年，前来旁听的学生众多，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满，盛况空前。在西南联大讲授时，听课场面颇为壮观，乃至钱先生要上讲坛都无路可走，需踏着学生的课桌才能通过。尔后，钱穆先生辗转于香港，复讲“中国通史”课程。本书便是以钱穆先生在香港新亚书院第三度讲授课堂记录稿为底本，可视为“《国史大纲》课堂版”。尘封多年的讲义，更精粹的讲述。这本书以传奇的方式整理面世，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当时，一部《国史大纲》从传统文化的演进中汲取民族复兴和国家变革的精神力量，使无数国人深受激励和鼓舞，进而寻求抗战救亡之道；而今，这部《中国通史》以其历史格局和文化情怀的双重担当，将给当下读者以新的启迪，为我们再次提供回望历史、面对未来、重塑个人知识格局的可能。《中国学术文化九讲》本书收录了钱穆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在香港、台湾等地的9次讲演，内容涵盖思想、历史、文学、文化、政治、经济等诸方面。既有宏观上对文化历史的梳理，亦有断代研究的案例，以及个案研究成的展示;既有思想文化的研究，亦有方法意义的探讨一一是一本可以窥见钱穆宏大学术世界的小书。读者如能从中了解钱穆的治学轨迹，明察其学问体系之庞大精细，体悟其对中华文化始终抱持的敬意，将对指导当下的精神生活、树立民族文化自信有所裨益。

明清鼎革一般是指明朝灭亡、清朝勃兴的历史过程。其中充满了意识形态、民族认同、中华宗主国认同等的崩塌与重建。在文化、制度与思想等经历了矛盾、冲突与混乱之后，新的秩序逐步形成。发生于17世纪中叶的明清鼎革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其影响不仅限于中国国内，亦波及整个东亚地区，改变了东亚的国际关系和政治格局。不仅如此，明清鼎革的消息通过在华西方传教士和商人传至欧洲，引起欧洲政治、宗教、商业、文化各界的广泛关注，从而导致欧洲对中国观念以及中欧关系的变化。换言之，明清鼎革不仅是一次国内事件，更是一场区域政治变革事件，而且从一定程度上讲也是一个全球性事件。以往国内外学界对明清鼎革的研究，主要局限于中国史的框架内。本文集则提出突破国别史框架，从东亚区域史乃至全球史的视角重新研究明清鼎革。文集所收各篇论文分别从本土、周边、东亚、全球、军事、文化、双边关系等多重视角，呈现了明清鼎革对东亚乃至全球的不同影响，从而将明清鼎革这一发生在中国本土的政治事件放到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本论文集是从全球史、区域史看本国史的一种尝试，希望使其成为打破中国史与世界史学科界限的一个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