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达，是中国文化特色的重要方面。千百年来，学者们一直在讨论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典制体等史书体裁及与之相关的史例、史法等问题，思考史家的主体修养对史书编修的影响，正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传统历史编纂学的多样性、丰富性和思想上的深邃性。《历史编纂学思想卷》研究历代史学家在反映历史变化时，为撰写史书，在体裁体例上的创造。注意从中国史学史发展过程中，思考历史编纂学的变革和特征，论说每一体裁的史学观念，以及不同历史编纂观念的发展。对每一重大历史编纂学的思想，有专门的讨论。

近代前期，是中国史学从古典史学向近代新史学转变的时期。这时的史学思想，继承了传统史学思想又突破了传统史学的范围，对此后的史学思想有很大的影响。《近代史学思想前卷》共分两编，分别从新时期古代史学思想的延续和发展、西学对中国史学近代化的作用两部分进行阐述，表现了这一时期的中国学人，对历史本体、学习西方的认识都在逐渐深入，由以古为鉴转向合中西之古以为鉴，并逐渐开始提倡资本主义新史学，在史学著作和研究方法上亦有所更新。面对中国民族危机加深的现实，古典的传统史学艰难地向近代新史学转向，这一历程，留给人们相当多的启示。

秦汉时期史学是在诸子学的受挫、复兴与嬗变中形成的，是中国史学民族精神形成的时期。以《史记》、《汉书》为代表的史学遗产是中国各个民族创造出来的文化结晶用汉文字写出来的。在封建关系成长时期产生的秦汉史学，反映出中华民族形成发展过程，又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秦汉史学思想卷》展示出丰富多彩的两汉史学，阐明了古代史学的“二重性”基本特征，又着力写出董仲舒对两汉史学的影响，把两汉诸子学、新经学与史学联结起来。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发展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历史阶段，为传统史学奠定了基本规模和格局。史学在这一时期，逐步从经、子门类中分离出来，蔚为中国学术之大宗。《魏晋南北朝史学思想卷》采用纵贯横通的论述方式，既有对魏晋南北朝史学思想发展的宏观研究，也有对这个时期的主要史家的史学思想的微观考察。全书考察了魏晋南北朝时代特征与史学思想的关系，以及哲学与宗教对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同时，对魏晋与南北朝这两个时期的几个有代表性的史家的史学思想进行了个案分析。

隋唐时期史学思想的历史借鉴思想把对历史盛衰的总结，提高到一新的水平。格局上，唐朝把历史总结、编修史书，作为朝廷、政府的行为确立下来，设立史馆大规模修史，显示开阔的历史眼光；史书编撰主体上，官修与私修相结合；影响上，历史总结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产生相当大的效应。唐朝是历史盛衰总结思想、历史借鉴思想发展充分的时期。历史大总结与经学大总结联系在一起。韩愈、柳宗元等思想家在对待佛教、道教的态度上具有二重性，其史学思想极具有时代特性，并隐示了宋代理学在历史思想方面的走向。儒释相互排斥又相互渗透的学术趋势对史学思想史的发展，产生了久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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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一百讲》，就仿佛在作一次足不出户的历史旅行，领略着那个时代的一切，回顾着各种令人难以忘怀的历史事件，体会着当时人们的思想感情；看《一百讲》，就仿佛在读一本有趣的故事书，生动形象的历史人物有声有色地为你讲述他们身上发生的有趣的故事，带领你进入他们的世界；看《一百讲》，就仿佛在和薛万田这位历史学家面对面的谈话，深深地被他那赢弱抱病之躯却准确到位的语言所打动，在不知不觉中增长了必要的历史知识，也丰富着自己的头脑。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我们的科学技术越来越先进，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但我们依旧需要中华民族聪颖的祖先给我们奠定精神基调，在我们构想宏伟蓝图时，给我们前车之鉴；在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一合中，找到我们的幸福未来。

中国传统典籍分为经史子集四部，这不仅仅是图书目录的分类，更涉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特点的思考，成为解读传统史学意蕴的切入点。《经史关系论卷》旨在论说几千年中国经史的联结与变动，从历史观念、历史编纂学和史学社会功能等方面，解析经史的因缘关系。本卷写作的意图，是想从独特的视角展示中国传统史学的特点和活力之所在，一方面是寻找发掘中国丰富史学思想的路径，另一方面是看到中西史学相异与相通处。

《历史学十二讲》是一部深入浅出的历史研究入门读物。它基于安托万·普罗斯特在巴黎一大常年开设的“历史编撰学”课程讲稿，讨论了当代史学实践中的诸多关键理论问题，以反思的目光对西方史学做了一次全面的扫描。安托万·普罗斯特的思考建立于法国历史学家群体丰厚的学术积累之上，同时从德语和英语世界撷取重要思想资源，为读者提供了探幽索隐、进一步了解当代西方史学的便捷指南。

乾隆为修《四库全书》而征书，寄寓禁书之祸心，禁毁书达3000余种，几于《四库全书》所收书相当，文化典籍遭遇巨大摧残，后果极为严重。意在掩盖明代建州女真与明朝的关系和明清之际抗清的历史，打击民族意识，皆为清帝狭隘之民族观念所致。本书内容宏富，资料翔实，力求对四库禁书这一封建文化专制措施，做一个客观、实事求是的分析评价。禁书期间，乾隆帝也时时处于矛盾之中，既想彻底铲除抵触清朝的文字著述及思想潮流，又深恐触及“忠君”之道德底线；既要惩治所谓的“悖逆”案件，却担心搞得人人自危，有玷“盛世”之声誉，所以从国家的全局看，征书、编书、审校、禁书无不与乾隆帝力图树立统一的价值观、实现对臣民“教化”，确立符合清朝统治者利益的封建意识形态体系的目标相关。但在今天看来，乾隆的禁书举措影响恶劣，无疑是一场文化劫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