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由汉代司马迁编写的中国历史上第-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三千多年的历史。最初称为《太史公》或《太史公记》、《太史记》。《史记》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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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史观与史论研习专项训练》是《智慧学历史——史料、史观与史论研习》选修课教材的配套练习，也是“智慧学历史”专题资源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分“史料价值”“史料运用”“文字史料的概括（一）（二）”“图文史料的概括”“史论结合”“唯物史观”“文明史观”“全球史观”“近（现）代化史观”等12个专项训练。

《后汉书》是一部由我国南朝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的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后汉书》再现了东汉的历史，保存了东汉一代的诸多史料。

本书以两宋剧烈的社会变革为历史背景，围绕宋代一个基层知识群体——民间士人群体的教育活动展开论述，较为清晰地勾勒出这一群体在官学、书院、私学、基层社会、勾栏瓦肆等不同教育场所的“原生态”教育活动场景，在徐徐展开宋代流动而丰富多彩的教育历史画卷的同时，深度呈现这一群体协助宋代统治集团共同维系国体、化民成俗的践行过程。著作顺应视野下移的学术新动向，借鉴社会学相关理论，注重历史感的氤氲，将国家、教育精英和民间学者共同纳入研究视野，用更为立体、完整的研究维度来丰富历史面相，探索历史之真。

历史不仅是指过去的事实本身，更是指人们对过去事实的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而对于历史的专门性研究，就是历史学，它不仅包括历史本身，还应该包括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研究和总结历史发展的规律，以及总结研究历史的方法和理论。《历史学是什么》一书作者围绕“历史”“历史学”“中国历史”等核心词汇高屋建瓴，结合普通读者熟悉的多个案例深入浅出地呈现了一个学科的精彩面貌。

《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誓示后人。是我国编年史中包含时间长的—部巨著。

讲述人权的历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使得林国荣的《历史上的人权》成为一部非常难能可贵的著作。作者是从人权的形成过程而不是从人权概念的出现和变化来讲述人权历史的，“人权故事”与“人权理论”各司其职，从英国第一部《权利法案》的诞生到法国大革命后《人权宣言》的宣示，再到德国的解放与人权斗争，对17—19世纪的人权斗争历史进行了个性化讲述，对人权理论的产生与发展进行了梳理，并在学理上予以思考与辨析。作者认为，要警惕将人权理论纳入实证科学的一般性范畴和哲学概念的普遍真理中，理论无法统摄丰富的历史细节，而这些细节与类比正表明，历史上的人权理论阐释史就是人类的自我意识觉醒的历史、有关人类个性的斗争历史。

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遭遇比起来，很多自诩“热爱自由之人”的经历微不足道。米塞斯流离失所，目睹国家被纳粹占领，自己的书被焚毁，论文被窃，最后被赶出待了六年的避难所。1940年，米塞斯移居美国。在旅途中，他开始撰写这本回忆录。此书不仅深入记述了米塞斯前三分之二的人生经历，也成为热爱自由之人在专制暴政时期的道德和精神指引。他用奥地利官员经济顾问的视角描述了自己的时代。他反对国家主义和通货膨胀，试图阻拦欧洲的干预政策。他论及教学和研讨会、腐败的政客和中央银行家，直至遍布学术界和公共领域的集权霸道。在奥地利即将追随德国陷入通胀深渊之际，他力挽狂澜，拯救国家于水火。愤怒是此书的灵感之源。米塞斯是执着于真理的伟大思想家，他从未放弃在观念领域战斗。对他来说，敌人就是坏的思想；而令他遗憾的，并非过于好斗，而是过于妥协。

《道光时期广州社会治安研究》以道光朝广州社会治安为研究对象，将治安管理纳入中外贸易、鸦片战争及社会变迁等宏大场景中进行梳理和叙述。广州的社会治安管理可以说是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广州地方政府对社会治安的管理模式，无论是在鸦片战争前夕还是战争期间及战后，均未因时局的变化而适时做政策性、制度化的调整，从而影响了广州近代化的进程。通过对史料的密集扫描和显微呈现，揭示出广州这个城市在历史转型期和社会转变期的阵痛与不安，惰性与突破，困顿与发展。完善了清史研究的弱环，填补了治安史研究的空白，弥补了城市史研究的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