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学术文库：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堪称关于18世纪中国乃至整个清代观念文化史方面的第一部研究专著，是一部史料翔实、内容丰富、逻辑严密、论证有力、创见迭出的开拓创新之作。《明清史学术文库：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从18世纪中国知识界选取近百个人物，按照伦理观念及其生活方式与学术、政治观念分门别类地进行考察，从多角度、多层次上展示了18世纪中国的观念变迁和社会发展画卷。这种开阔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大大突破了以往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狭小圈子，拓宽了清代文化史研究领域，也使《明清史学术文库：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有关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和社会发展及其时代精神的结论更加可靠，对所谓18世纪中国社会“停滞说”的否定更加有力。

研究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总结和反思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过程中的成就和失误，对于继续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和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有着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于文善编著的《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主要考察对象，对这一史学进行了整体性的研究。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直接源头在于唯物史观指导下的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的开展，这一问题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抗战时期乃至以后，加上“史学变革”的影响和“学术中国化”运动的推动，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终于在时代使命感的推动下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把握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的这一历史背景和条件，是我们考察这史学现象的前提。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涉及的一个主要领域是史学理论建设。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在从事史学研究时，重视社会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坚持对各种错误史学观点的批判，重视历史主义的人物评价观和“人民本位”的史评原则等。此外，史家还关注史学与现实的结合，将史学研究与国家、民族的需要结合起来，这一切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的进步。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涉及的又一个主要领域是古代社会史研究。从这一时期社会史的研究情况看，史家侯外庐的研究比较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此外，史家吕振羽和吴泽的原始社会史和殷周奴隶社会史研究成就也突出。他们的研究一方面使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脉络和真相被人所知，另一方面也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规律，呼应了当时马克思所说的东方社会形态理论。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涉及的第三个研究领域是中国思想史，这一研究涉及的思想史研究领域很多，如中国政治思想、中国哲学思想、先秦诸子思想、明清哲学思想，涉及的史家主要有侯外庐、吕振羽、郭沫若、杜国庠和嵇文甫等，他们的思想史研究颇具开创之功，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贡献极大，至今仍为学界所关注。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领域还包括中国通史的撰述，这也是抗哉时期诸多史家极力主张、追求的目标之一，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抗战时期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第五章通过对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家中国通史研究的框架体系、主要观点、编写方法等的探讨，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史家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相关对比研究，论述了史家对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体系的贡献。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与发展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变迁史的重大事件，这一新的史学形态的出现和演变，既对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对抗战及其以后中国史学的走向与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然，重庆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有其时代局限性，如过度关注现实，“借古说今”等，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一史学，以便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前进与发展。

《中国学者的研究视角·俄罗斯道路：历史与现实》是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会员2005年以来部分研究论文的选编，涉及古代、近代、现当代诸时段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外交诸领域。文集的作者均为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中青年学者占了相当比重，他们是目前中国学界研究俄国（苏联）史的中坚力量。文集中的论文大多已在各专业学术刊物发表，部分论文选自2010年在上海举行的研究会学术年会。这些论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中国学者在俄国（苏联）史研究领域关注的重点和取得的新进展。

《大阅读·教育部语文新课标·N+1分级阅读丛书：史记》与班固的《汉书》、范晔的《后汉书》、陈寿的《三国志》合称“前四史”；与宋代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璧”。《大阅读·教育部语文新课标·N+1分级阅读丛书：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名著，它反映了我国汉代以前三千年间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过程。它不同于前代史书所采用的以时间为次序的编年体，或以地域为划分的国别体，而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内容的一种体例。司马迁善于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通过人物的言行来表现人物，以自身极高的文学素养，塑造了历史上诸多令人难忘的杰出人物，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顾维钧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之邀，参加该大学的“口述历史计划”，先后有五位学者根据顾维钧先生口述，并利用他保存多年的日记、会谈记录、信函文件、电报档案，进行整理，编撰回忆录，历时17年始得完成，总计11000余页。顾维钧是民国至1960年代国际国内重大政治外交事件的亲历者蚣？と耍？獠炕匾渎技锹剂四歉龀な倍蔚睦？贰⑷宋铩⑹录？龋？？读瞬簧傧饰？馊怂？？谋尘昂湍谀唬？侵泄？？执？？罚？绕涫峭饨皇返闹匾？谝皇肿柿稀？br/>这部回忆录用英文写成，由顾维钧先生赠送给哥伦比亚大学保存。经其本人欣然同意，在邓颖超和廖承志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委托天津编译中心翻译，由中华书局完成出版。限于当时的翻译和出版条件，回忆录翻译完一册，出版一册，1983年出版第一册，1994年出版第十三册。近年，应作者和译者方的要求，将此十三册内容重新排版，订正原书错讹，增加一批重要照片，整套全新面市，以飨读者。

《汤志钧史学论文集》汇辑了作者读经论史的札记或短文，以及部分著作的序或跋等。除了有作者研究历史的心得体会外，还有对“学术引进与推陈出新”的新见解。《汤志钧史学论文集》作者认为：札记和论文不同。札记是读书有感，随时笔录：论文则是专题讨论。作者的许多论文是在札记的基础上积累成文的，论文重在论旨赅确，言之成理：札记则是资料丛脞，持之有故。因此，论文即使撰成。札记仍不可弃。《汤志钧史学论文集》主要包括对康有为和“公车上书”、《孔子改制考》。以及梁启超和《时务报》。严复和《天演论》、《国闻汇编》等的探究。是作者研究历史的新作，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什么是共济会？我已经记不清曾有多少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也忘了自己有多少次开玩笑地回答，“对不起，我不能告诉你———这是个秘密！”事实上，这并不是个秘密。只是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却很难回答。《共济会密码》将通过阐述共济会的历史、传统与教义来揭开它的神秘面纱，使人们明白：其实它并非想象中的那样神秘。如此一来，大家也会明白为什么对于这个经常被提及的问题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

两晋宗室制度，尤其西晋宗室制度具有典型性。《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两晋宗室制度研究》对此展开研究，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结合、制度史分析和政治史研究并重的方法，从服制角度细化了学界关于两晋宗室封爵的有关认识，两晋王国职官制度亦经洗剔考察而大为清晰。本书对两晋宗室管理制度与仕宦制度的讨论则可以为多向度理解晋代政治体制特质和政治格局变动提供借鉴和参照，而回溯两晋宗室制度历史渊源及探讨两晋宗室制度政治影响，则对把握此一制度历史定位及了解晋代宗室阶层在政治变迁中的历史作用不无裨益。

中国历代统一战略是一笔丰富的战略文化资源，有必要认真地加以研究和总结。其实，古人在这方面早已有了清醒的认识。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就有总结宋代以前统一战略成败得失的强烈愿望，曾向学生表示过，他自己“尝欲写出萧何、韩信初见高祖时一段，邓禹初见光武时一段，武侯初见先主时一段，将这数段语及王朴《平边策》编为一卷”（《朱子语类》卷135）。今天，我们当然应该比朱熹有更高的境界从事这项工作，积极弘扬中华优秀的军事文化传统，深入全面总结历史经验，从中汲取有益的智慧与启迪，为完全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而提供宝贵的借鉴。从这个意义上说，黄朴民撰著《王者无外——中国古代国家统一战略研究》一书，以满足广大读者了解中国走向统一的历史并领略博大精深的东方兵学的深刻内涵，无疑是极具现实意义的。

东北讲武堂是我国近代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云南讲武堂、黄埔军校并列的四大军校之一，不仅在中国近代史上享有盛名，在世界军事教育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东北讲武堂》从清末我国军事教育概况、清末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的开设、民国初期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的续办、张作霖时期的东北讲武堂、张学良时期的东北讲武堂、东北讲武堂中的日籍教官、抗日战争中的东北讲武堂毕业生等七个方面对东北讲武堂进行了考察，厘清了以往相关研究中尚未形成统一意见的一些问题，在该研究领域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