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格党式的历史阐释”（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这一成语是由英国史学家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首先创用的，它从分析辉格史学出发，指出19世纪初期属于辉格党的一些历史学家从辉格党利益出发，用历史作为工具来论证辉格党的政见，依照现在来解释过去和历史。《西学 源流：辉格党式的历史阐释》要讨论的是许多历史学家的倾向性问题，即他们站在新教徒与辉格党的立场上写作，只要是成功的革命就去赞扬，强调过去的某些进步原则，以及编造出一个修正当今的叙述（如果不是歌颂当今的话）。实质上，巴特菲尔德所提出的问题已不仅仅限于狭义的辉格史学所涉及的英国政治史的范围，而是涉及历史学研究中更为一般和更具有普遍性的倾向，涉及历史作为一种研究而带有的局限。《西学 源流：辉格党式的历史阐释》对后来的所谓“剑桥学派”的历史研究取向影响颇大。为方便中文读书界参考，《西学 源流：辉格党式的历史阐释》另附一篇巴特菲尔德就任剑桥大学现代史钦定讲座教授的就职演讲“历史学研究的现状”。

《陆游与汉中》包含有关陆游、汉中的学术论文50篇，内容丰富，除了对陆游思想、诗文的研究外，对陆游的诗文之外著作、书法艺术、家庭诗教、弈棋饮宴、宦游遗迹及其后人在绍兴的分布生存等都有探讨。这些论文多是围绕陆游在汉中的经历及创作而展开的。

《国民党结构史论（1905-1949）（套装上下册）》从结构史角度切入，分段观察20世纪前半期国民党的政治生态，涵盖党治理念、权力分合、派系竞争、党务活动、党政军关系、党员成分、党务经费等各个方面，力图使国民党的政治与社会机体得到更加完备的呈现，以期对国民党在这一时期的作为与进路作出较为客观的评析。

《我们这一代读书人》通过集中收录季羡林对陈寅恪、郑振铎、胡适、冯友兰等师友的回忆文章，勾绘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群像，揭示他们各自或张扬或内敛、或率性或周正、或持正坚守或隐忍委曲……的人生性格及因此遭际的不同命运。《我们这一代读书人》中每一个学者身影的背后便是一段20世纪中国文化变迁的历史。这些百年中国栋梁之才，与季老一道构成了20世纪中国学术和文化的风景线。那一篇篇温馨感人的文字向我们揭示了季老的识人之术与交友之道，并为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国老一代读书人的家国情怀和兼济理想提供了一份最真实的知识分子心路档案。

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其文化绵延不绝直至当代的唯独中国。中国不仅在数千年前就已经创立起自己独特的文化，而且在当代中国人身上，还能明显地看到数千年前就已经确立的文化元素的影响。当代的中国学子，还在饱览着数千年前就已成书的经典作品，当代的中国人，也还仍然在遵循和弘扬着传承千年的礼仪之道。因此，要想了解当代中国，就必须从解读古代中国入手。《多元一体：当代中国的历史解说》以朝代为线索，从远古到现代。对中国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的解说。

胡适是一位历史感极强的学者，在他论述中，“历史的态度”、“历史的看法”、“历史的进化”、“历史的方法”、“历史的眼光”等等词眼俯拾即是，不论是对中国哲学的研究，还是在文学、历史研究，都可以看到胡适对于考据和史料研究的热衷。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所谓“史癖”。胡适对自己的学术定位是最感兴趣于史学。他晚年曾说：“有时我自称为历史家；有时又称为思想史家。但我从未自称我是哲学家，或其他各行的什么专家。”这种表述也许只是胡适兴之所至的随口一说，但至少证明，对于一个在传统文化氛围中成长出来的知识分子，史学研究可以说是他的本色当行。所以，《胡适谈史学》收录的文章显得格外从容和熟悉。“史学通论”部分收录的文章，是胡适对于中国历史的基本认识。《说史》所述是中国人历史观的经典描述，虽无新意，也算是开宗明义。《中国历史的一个看法》和《中国的再生时期》从不同的侧面为中国历史作了一个说书式的梳理，看似浅薄，但其中已包括了胡适的历史态度。胡适早年批判传统文化时曾严词厉色，然而对于西方世界诋毁中国文化的攻讦，他却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尊。《中国近一千年是停滞不进步吗》《中国的传统与将来》就很好地体现了胡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未来的信心和期望。胡适一生不断地宣传倡导。他说：“我的唯一的目的，是要提倡一种新的思想方法，要提倡一种注重事实，服从验证的思想方法。”“治学方法”部分就收录了胡适关于“科学方法”的一系列重要文字，它们集中反映了胡适所提倡的治学精神和态度。所以这些方法，不仅运用于胡适的史学研究，也是他整个学术研究所贯彻始终的宗旨。章学诚和崔述是胡适十分推崇的两位清代史学家。读过《科学的古史家崔述》，就可以明白胡适的用心所在了。“史学研究”部分收录的是胡适的专题研究，其中《两汉人临文不讳考》《注汉书的薛瓒》都是他熟练运用考据的最好体现。论王莽和曹操的文章，已显出胡适做翻案文章的本领，读来颇有趣味。胡适晚年对于《水经注》倾注了大量的关心，说来起因很简单，就是为戴震洗刷冤屈。而之所以要为戴震鸣冤，就是因为胡适视戴震为清代考据学的主帅和旗帜。《水经注考》就是胡适晚年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可惜尽管胡适费尽心力，但他为戴震辩白的努力似乎并不太成功，关于《水经注》的悬案至今依然扑朔迷离。中国历代的学者似乎都喜欢用“笔记”这种文体记录自己的学术成果。胡适作为一位在传统文化中浸润很深的知识分子，自然也脱不了这样的习惯。虽然他没有刻意收录一些短文小札，但在他大量的著述中，还是有很多这样短小精悍的文字，读来颇有兴味。我们把它编入“读史随笔”，借此展示一下胡适作为新文化先驱不被注意的一面：一个书生，一个骨子里面充溢着儒家文化的中国知识分子。

《民国学术文化名著：史学要论》是李大钊系统地阐述其史学思想的一部精粹之作。全书分六章，结构严谨，言简意赅，将理论的深刻与实践的激情相融合。书中反映了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信念，对史学的性质与任务的分析，对史学之影响到社会、人生的关注等，今天读来，仍使人感觉到它的巨大力量。

《南京大学史学丛书：近代转型与史学反思》将目光聚焦于处在中国历史转折点上的清末民初时期，探讨该时期的学术精神、江南民变、孙中山思想与传统伦理的关系、基尔特社会主义思潮等问题；同时以近现代中国史学研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为中心，通过一系列相互矛盾的概念、范畴，如传统与现代、实证与理论、本土性与外来性等，重新对中国史学研究的路向作出思考。

近人甘厚慈编辑的《北洋公牍类纂正续编（套装共4册）》正续编，是一部记录20世纪初清廷“新政”在北洋贯彻执行状况的史料汇编，肉容翔实、具体，较为真实地反映了袁世凯主政北洋期间实施“新政”的方方面面。

《实践智慧的概念史研究》是首部全面系统地研究西方实践智慧思想发展史的专著。实践智慧是实践理性的德性，是古代伦理体系中的核心德性之一。在亚里士多德的界定中，实践智慧的基本含义是指能够使人在具体的实践事务中做出合理思考、践履良好行为，并最终实现幸福的那种理智品质。经过他的阐释，这个概念成为西方实践哲学传统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更在当代西方实践哲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当代实践哲学中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思潮，力图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政治哲学中寻求理论资源，批判和反思现代社会的某些问题，尤其是人们的实践生活被科学技术思维所主宰而造成的诸般恶果。实践智慧植根于生活世界，把握但不刻意改造生活实践的千姿百态，始终以造福人类生活为旨归。它无疑为现代社会所亟需。尽管当代西方学界对实践智慧概念做过诸多解释和阐发性的研究，但至今未有全面考察它在哲学史上之整体发展脉络的专著。汉语学界更是如此。《实践智慧的概念史研究》无疑是一部开创之作。本书一则重点诠释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思想，再则以“概念史”的研究方法梳理和阐述此概念在西方哲学史上的不同样态，以点线结合的方式呈现出它在不同时代背景和理论体系下的复杂意义，并以此从一个侧面来深入理解西方实践哲学传统中的某些根本问题。比如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伦理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等。像大多数西方哲学概念一样，实践智慧概念同样来自古希腊。古希腊哲学家将这个概念从文学和日常用语中抽绎出来，使其具备了模糊的哲学内涵。本书首先探讨了实践智慧思想起源时的“诗与哲学之争”，即它在荷马史诗和赫拉克利特哲学中的对立形式，由此彰显了此概念的内在张力。第二章考察它如何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哲学中演变为一个意义丰富甚至充满歧义的哲学概念。接下来便是《实践智慧的概念史研究》的重点——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思想。本书用两章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详尽地阐述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思想，因为正是亚里士多德为实践智慧赋予了其作为实践理智之德性的确切涵义。第四章说明，在亚里士多德之后，这个概念的意义在希腊化时代和中世纪发生了分化，进而在古典时代结束之际发生变异，渐渐远离了德性的范畴。第五章主要考察，近代的理性主义狂潮如何几乎彻底剥夺实践智慧在哲学中的地位，尽管其中有诸如维柯和柏克这样的抗争者。最后以评述实践智慧的当代复兴结束这个概念史的研究历程。综上所述，本书在结构上将这个发展变化历程概括为实践智慧的“创生-建构-变异-否定-复兴”几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