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世纪初，南朝南齐帝国亡于兵变。南梁帝国代之而起，又被内忧外患所迫，萎缩成为北朝的附庸。陈帝国又代之而起，割据局面遂到尾声。北朝北魏帝国在民变中凋谢，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不久，东帝国被北齐篡夺，西帝国被北周篡夺。而北齐又被北周并吞，北周帝国接着又被它的皇亲国舅杨坚篡夺，改称隋帝国。

清末民初及至民国前期的中国学术，如果抛开汉学宋学之争及新旧学之争的成见，仅就留誉于中国学术史而有大师之称的学者而言，那么，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等首当其冲；如果分别学科而言，那么，在哲学、史学、文学等领域内，可谓大家辈出，名垂青史。而学思独运、称为“一世之雄”的天才学者刘咸炘，则以其学术遗产之丰厚，识见之高远，“堪称20世纪中国卓立不苟的国学大师”。刘咸炘先生（1896－1932），字鉴泉，四川双流人，自幼聪颖好学，弱冠即有著述，青年而为塾师，与友人蒙文通先生等在成都共创敬业学院，任哲学系主任，后聘成都大学、四川大学教授，终生不离教席，而潜心于国学研究，登堂入室，达到国学研究的极高境地。刘咸炘先生的学术来源大致有三：一曰槐轩（刘沅），一曰实斋（章学诚），一曰西学（要在西方哲学思想），而以国学为内核，以西学为参较，纵横发挥，相得益彰。其治学方法论，则独创新宗，曰：执两用中，故以“多算一筹”〔②〕，而“持论每出人意表，为治汉学者所不及”。〔③〕其治学对象，“一言以蔽之，曰史”。其所谓“史学”，其旨趣在于：“此学以明事理为的，观事理必于史，此史是广义，非仅指纪传编年，经亦在内。子之言理，乃从史出，周秦诸子，无非史学而已。横说则谓之‘社会科学’，纵说则谓之‘史学’，质说、括说则谓之‘人事学’可也”。〔④〕由史学而入“社会科学”、“人事学”（即今人文学），足见刘咸炘先生所涉学术领域之广博，几乎遍及哲学、史学、诸子学、文献学、文艺学、文化学、方志学、校雠目录学、书学等领域。所著《推十书》，乃其平生论著的总集，都231种，合475卷，计600余万言，鸿篇巨制，时所罕见。此著深入中国学术根柢，融通西方学术思想，生发文化自觉，执两用中，推十合一，创新学术，不特为民国群贤所难企及，且可谓登峰造极，一人而已。为弘扬中华文化优秀遗产，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和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组织重点力量，积5年之功，精心整理《推十书（增补全本）》，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科研项目之一种。全书20册于2009年1月由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引起海内外学术界和知识界的高度重视。为了进一步推动对《推十书》的研究，深入发掘“推十学”这座无尽宝藏，我们特将《推十书（增补全本）》析为数种，以类相从，相聚成编，合为类聚丛刊，以供各界研习之需。应知识界朋友的约请，我们首先选编了《道教征略》，并编辑了《〈推十书〉导读》，作为《〈推十书〉类聚丛刊》的首批出版书目。《道教征略》是刘咸炘先生研究道教流派和传承，系统整理道教经书目录的重要著作，是当代道教研究不可或缺的必读书。《〈推十书〉导读》收录了学术界研究《推十书》的主要成果，作为各界研究《推十书》的重要参考。《导读》作者中，蒙文通、萧蓵父、庞朴等先生，均为当代学术大家，名响学界；其他各位作者，亦大抵卓然成家，各篇并属力作。相信《道教征略》和《导读》诸篇，可以为各界朋友提供《推十书》研究的重要参考和启示。

《历史的观念》被誉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哲学著作之一。此书为柯林武德遗作，最初于1946年由诺克斯编辑成书，极受学界关注。1998年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由杜森编辑的《历史的观念》（增补版），澄清了诺克斯版编纂过程中的问题，并且增收了柯林武德在1926－1928年间所做的历史哲学讲演稿。篇幅增加三分之一，有助于读者了解柯林武德思想的原貌。这部理论性的学术著作，之所以能够成为畅销书，几十年来一直受到读者重视，原因大概有这么几点：一，它要言不烦地梳理了西方人的历史观念的演变，从古希腊到现代，各阶段的特征一目了然；二，作者兼有历史学和哲学两方面的思维训练，所论问题切中历史学的核心，不给人隔膜之感；三，作者思路明晰，语言简练，将深刻的哲学思想用平白晓畅的语言娓娓道来。

《中国历史研究法》原是梁启超于1921年秋在天津南开大学的讲演稿，是他二十多年史学研究的积累。这部中国近代史学名著的许多治史经验，至今仍具有指引历史研究门径、启迪后学的价值。《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一章 《史之意义及其范围》，主要论述史学的对象、范围、任务和目的。第二章 《过去之中国史学界》，追溯了中国史学的起源，论述了史书的主要体裁（纪传、编年、纪事本末、政书）的源流优劣。第三章 《史之改造》，提出今日史学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通史。“分途以赴，而合力以成。”第四章 《说史料》，提出史料分文字以外的史料和文字记录的史料等。第五章 《史料之搜集与鉴别》，详细而具体地论述了史料搜集和鉴别的途径及方法。第六章 《史迹之论次》，论述自然科学与历史的区别，时势与英雄的关系，治史者研究因果之态度及其程序等。

《宋朝制置使制度研究》以宋朝制置使这一具体职官为研究主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分清两类制置使的区别、论述制置使的发展过程、探讨制度的外延层面三个方面人手对其进行讨论，通过对制置使内涵的考述，以及对与之相关的若干问题的阐释，来说明宋朝职官制度的特点，勾勒出宋代政治文化环境下文官主导的战时体制的历史轮廓。

《走向现实的社会历史哲学：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旨在通过对马克思社会历史哲学有关理论的具体阐释，对当代社会发展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作出新的回应与思考。为此，《走向现实的社会历史哲学：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主要从当代中国与世界发展的现实出发，对马克思的相关思想资源进行开掘，力求使马克思社会历史哲学具有当代性和现实针对性。全书共分为三篇：上篇讨论马克思社会历史哲学的一些基本理论与方法；中篇讨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及其当代意义；下篇讨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

《考据学论稿》约七十余万言，洋洋洒洒，於考据学之名义、内涵、方法，论述精审，举证翔实，极富可读性。把考据学作为一个学科体系来论述，探讨它的学科属性和基本方法，这样的成果还不多见。考据学是一门传统的学问。它历史悠久。发生于两汉，发展於唐宋，至清朝而达到顶峰。它考校文字，诠释名物典章制度，从而有助於前代文献之阅读、器物之监识，以期了解古代社会生活、思想文化，是治文史学科不可或缺的手段。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工具，欲了解古人之生活，通古人之心志，必自文字始。透过文字，了解它记录的语言，也就是读懂古书，是传统考据学的重要方法。“考文自知音始”，启明从传统的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诸方面入手，阐述了考据学的学术思想和方法，把考据学的理论和实践植根於坚实的基础上，时有新的见解。

桂思卓教授是西方汉学家中的新锐，现任教于美国康涅狄格学院历史系。她曾在卫斯理女子学院获得学士学位，随后又在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她长期研究早期中国史、儒道的神性和哲学维度及当代东亚世界中的儒学。这种学术经历和专业取向使她的研究常常表现出文化比较的视野和历史纵深感。在《编年史》一书中，桂思卓教授的研究特点获得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她一方面指出：“董仲舒既是一名学者，又是一位官僚。对其理论体系的解读应当与他所遵循的诠释性传统——包含着诸种理想和伦理观——联系起来，也应当与某种政治人格和政治策略（这种政治人格和政治策略界定了他意欲影响的政治世界）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又说：“在另一种意义上说，董仲舒构建经典的努力超越了他所生活的时代。他试图清晰地表述《春秋》的权威性和神性维度，这使其伟大的诠释活动与其它宗教传统并行不悖。”这表明桂思卓教授既希望进入董仲舒置身其间的学术和政治氛围中研究他的经典诠释学，又试图跨出中国文化圈寻找儒家的普世性意义。如果我们将前者称为历史真相的还原，那么后者就可命之以历史价值的显现。

泱泱大中国，上下五千年。伟大的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从茹毛饮血的远古时代，到封建文明繁盛一时的明清时代，中华民族创造了无数的辉煌与成就，也经历了无数的苦难与挫折。数不清的英雄豪杰、文人志士在历史的漫漫长路上留下自己的足迹。《不忍细看的历史》向我们讲述了一些特殊的历史人物和故事。

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主要特点上发现和恢复了我们成文历史的这种史前的基础，并且在北美印第安的血族团体中找到了一把古代希腊、罗马和德意志历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