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主要特点上发现和恢复了我们成文历史的这种史前的基础，并且在北美印第安的血族团体中找到了一把古代希腊、罗马和德意志历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

面向历史文化学界、面向社会知识大众定期出版的杂志书。它不是纯学术的杂志，也非单一地介绍历史文化知识的书刊。它既继承了图书的专业性强、有深度的优点，也具有杂志的文章短小精悍、生动活泼的优点。本书试图从思想和历史文化知识的结合中，探寻一条可读性强的办历史学的Mook（杂志书，Magazine加Book）的路径，为专家学者与社会知识大众搭建一个平衡的支点，贴近知识大众，服务知识大众，活跃历史文化学界，拓宽历史文化学界生存、发展的空间。

本书共分三部分来论述中国10-13世纪期间史学的发展历史过程，它们是：官修史书制度的演变与史学的发展；历史编纂的推进与历史观的演变；文化认同在史学领域里的建树。 本书作者施建雄，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族重新组合时期历史学发展途径研究”。

陶澍（1779-1839），字子霖、号云汀，晚年自号“髹樵”、“桃花渔者”。湖南省安化县人。嘉庆七年（1802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纂修、四川乡试副考官、监察御史、户科给事中、川东兵备道；道光年间，历任山西省按察使、安徽省布政使、安徽巡抚、江苏巡抚，官至两江总督，兼理两淮盐政。道光十九年（1839年）病逝于官邸，晋赠太子太保，谥“文毅”。一、陶澍的历史地位陶澍是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杰出的政治家与经济改革家，在中国古代与近代之交发挥了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他是传统经世学派在政治领域的代表，又是古代经世学派转变为近代洋务派的关键人物，他还是湖南由产生个别杰出人才到产生人才群体的先导。（一）陶澍是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经世学派在政治领域的代表。经世学派又称实学派，其特点是主张“通经致用”，即发扬儒家学说的精华，用以解决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反对空谈，反对只把学问作为猎取个人功名利禄的狭隘工具。

《林超民文集：第3卷》作者在教学与行政工作中，对大学教育有些思考，写过一些札记、随笔，从中选出23篇收入本文集。2006年2月，作者在网上开设自己的博客。先后有“补拙斋漫话”、“师友茶座”、“菜海子部落”、“民族史部落”、“老补的BLOG”等博客。写随笔两百多篇。从中选取21篇收入本文集。文集中有6篇文章，是作者对外婆、父亲、母亲、岳父、岳母的追思、忆念、感怀，是不孝子孙的“寸草心”。这是作者近两三年的一些杂感与随想。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作者在中国民族史和地方史学术研究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收在这本书里的一些文章都是近十年来写成的。有的发表过，有的没有发表。这都是些极肤浅的东西，本来是不敢拿出来“灾梨祸枣”的；但是中国有一句老话“聊胜于无”，我就是本着这种精神拿出来的。我希望，这些东西能供中国和印度研究中印文化交流的学者们参考；我也希望得到他们的指教。

《考据学论稿》约七十余万言，洋洋洒洒，於考据学之名义、内涵、方法，论述精审，举证翔实，极富可读性。把考据学作为一个学科体系来论述，探讨它的学科属性和基本方法，这样的成果还不多见。考据学是一门传统的学问。它历史悠久。发生于两汉，发展於唐宋，至清朝而达到顶峰。它考校文字，诠释名物典章制度，从而有助於前代文献之阅读、器物之监识，以期了解古代社会生活、思想文化，是治文史学科不可或缺的手段。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工具，欲了解古人之生活，通古人之心志，必自文字始。透过文字，了解它记录的语言，也就是读懂古书，是传统考据学的重要方法。“考文自知音始”，启明从传统的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诸方面入手，阐述了考据学的学术思想和方法，把考据学的理论和实践植根於坚实的基础上，时有新的见解。

本卷收1946年至1995年作者撰写的有关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的论文70余篇，其中大部分论文曾在报刊上发表。《在优化选择中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一文，系作者与赵宝煦、罗荣渠两位先生一起参加《光明日报》社组织的“每月谈”的座谈记录，考虑到如果单独抽出作者的发言，将会影响文章的连贯性，所以将赵、罗两位先生的谈话也一并收入。本卷中有两篇文章附有英译文：《列子与佛典》一篇系周汝昌先生翻译的，本次收入商得了周先生的同意；《从历史上看中国伊拉克两国的文化关系》一篇系作者参加访伊代表团访问伊拉克时，由代表团组织翻译的，译者不详。

贺昌群先生（一九○三-一九七三年），四川省马边彝族自治县人，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学史家、教育家。先生自幼家境贫窘，早年靠母亲养蚕喂猪和亲友资助求学。一九二一年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抱着满腔的爱国热忱奔赴上海，进入沪江大学攻读英语，后因经济困难辍学，考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在商务期间，先生刻苦勤奋、连昏接晨地书不释手，在书海中耳濡目染地接触了大量学术的前沿动态，开始了他的译著生涯。一九三。年先生东渡日本，潜心阅读了“东洋文库”的丰富藏书。同时对日本学术界的汉学研究状况做了深入的考察研究。回国后，他对西北考古、中西交通史、简牍学、敦煌学及汉唐间的政治文化史产生了极大兴趣。从此潜精积思地走上了终身治史的学术道路。一九三一年先生北上至北平图书馆任编纂委员会委员。期间与马衡先生等对西北出土运抵北图的一批汉简做了部分考释。这批珍藏了半个多世纪的十六册手稿，二○○四年已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问题进行了研究，阐述了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三个选择”使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使中华民族走上了伟大的复兴之路。《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观点新、结构合理、领域宽、叙议结合、资料翔实、可读性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