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蒙元史：学术研讨会暨方龄贵教授九十华诞庆祝会文集》2007年8月6日至7日，中国蒙元史学术研讨会暨方龄贵教授九十华诞庆祝会在昆明市云南师范大学开幕。会议庆祝方龄贵教授九十华诞，并进行热烈的学术讨论，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详见《中国蒙元史：学术研讨会暨方龄贵教授九十华诞庆祝会文集》会议述评）。会议堪称一次难得的学术盛会。与会代表既有国内外著名的元史、蒙古史专家，也有年富力强的中年学者，以及崭露头角的青年才俊，显示出元史学界与蒙古史学界人才济济，后继有人。方龄贵教授是广受元史学界、蒙古史学界敬重的学术前辈。他在元史与蒙古史研究领域辛勤耕耘60余年，近年仍笔耕不止。他对真理孜孜不倦的追求，所表现出来严谨求实的学风，以及取得的丰硕成果，受到同行的普遍赞誉。中国元史学会、中国蒙古史学会与方龄贵教授退休前工作的云南师范大学，联合举办庆祝方龄贵教授九十华诞暨学术研讨会，表现了社会对学术前辈的推重与尊敬，倡导了现代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学术传统的文明之风。

历史有一种天然的厚重，不论是出于何种目的，重重包裹的历史不由得人不产生敬畏之情。由“敬”到“畏”再到敬而远之，渐渐演变成了事实上现在与过去的隔膜。在传统的知识学习方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的经验说曾经是历史立身的根本，据说有了这个前车之鉴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即所谓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可是在实践中人们却发现，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不仅没有完全一样的前事供你参考，甚至连类似的情形都难得遇上，经验说看起来是越来越不大灵光。最明显的例子是晚清以来当面临强悍而又完全不讲道理的强盗时，我们才发现历史经验完全无济于事；而在今天，很多人认为我不知道三皇五帝、不清楚秦皇汉武、不明白孔子庄子又有什么关系呢？——于是它的作用变得有些虚无缥缈，有兴趣爱好的人把它当职业，前卫时髦的人对它不屑一顾，更多的人把它当作可有可无的故事。然而，追忆似乎是人的本能，且不说人年龄大了以后常常会情不自禁地说“当年……”，就是小孩子也会时不时地说出“以前……”，而这种个体的本能汇聚起来就变成了民族文化心理的组成部分，没有人能够超越于它之上。历史之所以存在，并不是因为某几个人对讲述过去的事情感兴趣到了不可遏制的地步，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现实需要。不论过去的事情对今天是否有直接的价值或帮助，它都在实际中影响着人们的言行，它的间接作用从来都没有消失。尽管语言方式发生了改变，但传统智慧可以说是从来没有离开过人们的存在。

人事一词在古代有不同的含义，比如世上的人情事理，《史记·太史公自序》：“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又如人际的交往应酬，《后汉书·黄琬传》：“时权富子弟，多以人事得举。”以及人为的努力、男女间情欲等。而我们今天所说的人事，是指用人治事的意思，是指对国家机关、团体企事业内部工作人员的选拔、录用、培养、调配、考核、奖惩、晋升、工资、福利、退休、退职等管理工作。人事制度则是指人事管理工作中的办事规程和行动准则。

《辑校万历起居注（套装共6册）》一书，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在大学学习史学史课程之时.那时已从谢国桢先生的名著《晚明史籍考》、陶元珍先生刊载于《文史杂志》第四卷第七、八期合刊（一九四四年出版）的《万历起居注》一文，以及其它有关史学史著作，得知中国自很早的时候起，就已经开始为帝王记注起居，而现在仍旧存在的大部头的帝王起居注，乃是以《辑校万历起居注（套装共6册）》为最早，它为研究近五十年之长的万历一朝的历史，提供了数量很大的宝贵资料。

第六世纪初，南朝南齐帝国亡于兵变。南梁帝国代之而起，又被内忧外患所迫，萎缩成为北朝的附庸。陈帝国又代之而起，割据局面遂到尾声。北朝北魏帝国在民变中凋谢，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不久，东帝国被北齐篡夺，西帝国被北周篡夺。而北齐又被北周并吞，北周帝国接着又被它的皇亲国舅杨坚篡夺，改称隋帝国。

20世纪80年代初，云南省政府决定编修地方志书。从1949年《新纂云南通志》刊印后，30多年间云南没有撰修过地方志书。参加撰修《新纂云南通志》的老一辈学者都已仙逝，30多年间，没有培养过方志学的专门人才。要编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云南省志及各地州市县地方志，急需培养方志人才。为此，1984年6月，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与云南大学历史系联合举办云南省首届方志主编培训班。

《林超民文集：第3卷》作者在教学与行政工作中，对大学教育有些思考，写过一些札记、随笔，从中选出23篇收入本文集。2006年2月，作者在网上开设自己的博客。先后有“补拙斋漫话”、“师友茶座”、“菜海子部落”、“民族史部落”、“老补的BLOG”等博客。写随笔两百多篇。从中选取21篇收入本文集。文集中有6篇文章，是作者对外婆、父亲、母亲、岳父、岳母的追思、忆念、感怀，是不孝子孙的“寸草心”。这是作者近两三年的一些杂感与随想。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作者在中国民族史和地方史学术研究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收在这本书里的一些文章都是近十年来写成的。有的发表过，有的没有发表。这都是些极肤浅的东西，本来是不敢拿出来“灾梨祸枣”的；但是中国有一句老话“聊胜于无”，我就是本着这种精神拿出来的。我希望，这些东西能供中国和印度研究中印文化交流的学者们参考；我也希望得到他们的指教。

本卷收1946年至1995年作者撰写的有关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的论文70余篇，其中大部分论文曾在报刊上发表。《在优化选择中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一文，系作者与赵宝煦、罗荣渠两位先生一起参加《光明日报》社组织的“每月谈”的座谈记录，考虑到如果单独抽出作者的发言，将会影响文章的连贯性，所以将赵、罗两位先生的谈话也一并收入。本卷中有两篇文章附有英译文：《列子与佛典》一篇系周汝昌先生翻译的，本次收入商得了周先生的同意；《从历史上看中国伊拉克两国的文化关系》一篇系作者参加访伊代表团访问伊拉克时，由代表团组织翻译的，译者不详。

贺昌群先生（一九○三-一九七三年），四川省马边彝族自治县人，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学史家、教育家。先生自幼家境贫窘，早年靠母亲养蚕喂猪和亲友资助求学。一九二一年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抱着满腔的爱国热忱奔赴上海，进入沪江大学攻读英语，后因经济困难辍学，考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在商务期间，先生刻苦勤奋、连昏接晨地书不释手，在书海中耳濡目染地接触了大量学术的前沿动态，开始了他的译著生涯。一九三。年先生东渡日本，潜心阅读了“东洋文库”的丰富藏书。同时对日本学术界的汉学研究状况做了深入的考察研究。回国后，他对西北考古、中西交通史、简牍学、敦煌学及汉唐间的政治文化史产生了极大兴趣。从此潜精积思地走上了终身治史的学术道路。一九三一年先生北上至北平图书馆任编纂委员会委员。期间与马衡先生等对西北出土运抵北图的一批汉简做了部分考释。这批珍藏了半个多世纪的十六册手稿，二○○四年已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