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札记》这本文集，是自己自20世纪80年代调到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简称“北京市社科联”）工作，直到退休至今写作的有关历史学方面的文章汇集。所汇集的文章包括书刊公开发表的、内部刊物登载过的以及未曾发表的三方面的文章。自1979年调到北京市社科联工作，长期分管有关历史学专业方面的学会工作，先是在1980年恢复重建了20世纪60年代吴晗时期的北京市历史学会，继而又筹备成立了北京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1981年，又协助北京市历史学会将该学会的北京史专业组改组成为北京史研究会。长期历史学专业的工作和参与多方面史学领域的学术活动，开阔了视野。因此文集的内容，涉及比较广泛。文集定名为《史学札记》，是为了把比较广泛的内容和不同类型的文章，便于归类，因而形成四个部分。第一、二部分“史海钩沉”分为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代史两部分；第三部分‘‘古今北京”，内容是有关北京历史方面的文章；第四部分“抚今追昔话圆明”，是由《人民日报》（海外版）约稿，为其撰写的15篇连载文章，名为“抚今追昔话圆明”的专栏。15篇文章在文集中只采用了几篇，又增加了几篇专栏以外的文章。该部分文章串．联起来，可以成为圆明园兴衰的简史。由于史学领域内容广泛，因此文集所涉．及的题材、内容是方方面面的问题，成为这一文集的特点。因为所写文章的时间不同，跨越二十余年，每篇文．章都有着不同的环境、条件及个人的思考，同时也受到写作时空及客观条件的局限，有的文章不免带有时代性的标记。在整理这些作品时，一般末作修改，除了个别错字，文章内容保持了原貌。

中国有悠久修史传统，撰史则有诸种形式，如纪事体、编年体、纪传体等，内容涵括制度变迁、城乡发展、军事沿革、商业沉浮、文化兴衰等。有些历史记载简短明晰，就事论事，另一则兼容并包，集为大成。这套《澳六编年史》当属后者。爱邀作序，于我心有戚焉。这是一部编年体巨著，由细小的历史片断甚或每日的历史事件，连缀而成宏观的历史叙事。

他，被世人誉为一代天骄，是公元后第二个千年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更是世界历史上版图最大帝国的缔造者。他，一个名副其实的实干家，一个几乎白手起家的卓越经营者，打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卓越的团队。他的经营管理成了国内外企业家参考的典范。他，缔造的蒙古帝国重新勾画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新世界、新时代的到来划定了新的秩序。他，兼容并蓄的革新者。打破了一个旧世界，开创了一个新的世界，在他的治下，各种文化求同存异，造就了当时世界文明的灿烂之花；政治、文化、科技等都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

《历史学与社会理论（第2版）》是英国著名史学家彼得。伯克的经典之作。《历史学与社会理论（第2版）》从各种角度追溯了历史学和社会科学许多领域的兴起过程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在近十年中的相互交融，重新梳理了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之间的关系，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分析具有深远的启迪作用，扩大了社会理论的概念。作者论述了当代史学领域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新成果、新方法、新术语与新概念（包括社会学家研究使用的术语与概念），评述了史学界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大师们的富有开创性的观点与理论，对中外史学界与社会学界均有重要影响。

《义理与考据：思想史研究中的价值关怀与实证方法》选收作者30年间学术论文23篇，分属简帛学、经学、理学、“实学”四个研究领域。论文所要解决的是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所采用的是义理与考据相结合而更偏重于考据的方法。作者指出，八十年来学者把写好哲学史（思想史）的期望过多地寄托在“方法论”的创新上，导致此类著作的写法与观点变来变去，因而在许多历史学者眼中，哲学史（思想史）最不像一种历史。作者从中国两千年积淀下来的考据学方法中汲取营养，强调“论莫定于有证”，以为文献考据方法不仅可以用来考证历史上的“事件”，也可以考证历史上的“思想”。相信《义理与考据：思想史研究中的价值关怀与实证方法》对什么是经学、理学、“实学”等问题的回答，对于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学科的建设定有裨益。

《国史要义》非一般意义上的“史学史”或“史学通论”。透过史学要义的诠释，归宗于中国人本主义的弘扬，是为《国史要义》的主旨。此书与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声气相求，互为奥援。著者透过经史互证的方法，突出史学精义体现的即是文化真义，把中国古典史学意境升华到“人学”的高度。

《中国蒙元史：学术研讨会暨方龄贵教授九十华诞庆祝会文集》2007年8月6日至7日，中国蒙元史学术研讨会暨方龄贵教授九十华诞庆祝会在昆明市云南师范大学开幕。会议庆祝方龄贵教授九十华诞，并进行热烈的学术讨论，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详见《中国蒙元史：学术研讨会暨方龄贵教授九十华诞庆祝会文集》会议述评）。会议堪称一次难得的学术盛会。与会代表既有国内外著名的元史、蒙古史专家，也有年富力强的中年学者，以及崭露头角的青年才俊，显示出元史学界与蒙古史学界人才济济，后继有人。方龄贵教授是广受元史学界、蒙古史学界敬重的学术前辈。他在元史与蒙古史研究领域辛勤耕耘60余年，近年仍笔耕不止。他对真理孜孜不倦的追求，所表现出来严谨求实的学风，以及取得的丰硕成果，受到同行的普遍赞誉。中国元史学会、中国蒙古史学会与方龄贵教授退休前工作的云南师范大学，联合举办庆祝方龄贵教授九十华诞暨学术研讨会，表现了社会对学术前辈的推重与尊敬，倡导了现代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学术传统的文明之风。

历史有一种天然的厚重，不论是出于何种目的，重重包裹的历史不由得人不产生敬畏之情。由“敬”到“畏”再到敬而远之，渐渐演变成了事实上现在与过去的隔膜。在传统的知识学习方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的经验说曾经是历史立身的根本，据说有了这个前车之鉴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即所谓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可是在实践中人们却发现，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不仅没有完全一样的前事供你参考，甚至连类似的情形都难得遇上，经验说看起来是越来越不大灵光。最明显的例子是晚清以来当面临强悍而又完全不讲道理的强盗时，我们才发现历史经验完全无济于事；而在今天，很多人认为我不知道三皇五帝、不清楚秦皇汉武、不明白孔子庄子又有什么关系呢？——于是它的作用变得有些虚无缥缈，有兴趣爱好的人把它当职业，前卫时髦的人对它不屑一顾，更多的人把它当作可有可无的故事。然而，追忆似乎是人的本能，且不说人年龄大了以后常常会情不自禁地说“当年……”，就是小孩子也会时不时地说出“以前……”，而这种个体的本能汇聚起来就变成了民族文化心理的组成部分，没有人能够超越于它之上。历史之所以存在，并不是因为某几个人对讲述过去的事情感兴趣到了不可遏制的地步，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现实需要。不论过去的事情对今天是否有直接的价值或帮助，它都在实际中影响着人们的言行，它的间接作用从来都没有消失。尽管语言方式发生了改变，但传统智慧可以说是从来没有离开过人们的存在。

人事一词在古代有不同的含义，比如世上的人情事理，《史记·太史公自序》：“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又如人际的交往应酬，《后汉书·黄琬传》：“时权富子弟，多以人事得举。”以及人为的努力、男女间情欲等。而我们今天所说的人事，是指用人治事的意思，是指对国家机关、团体企事业内部工作人员的选拔、录用、培养、调配、考核、奖惩、晋升、工资、福利、退休、退职等管理工作。人事制度则是指人事管理工作中的办事规程和行动准则。

《辑校万历起居注（套装共6册）》一书，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在大学学习史学史课程之时.那时已从谢国桢先生的名著《晚明史籍考》、陶元珍先生刊载于《文史杂志》第四卷第七、八期合刊（一九四四年出版）的《万历起居注》一文，以及其它有关史学史著作，得知中国自很早的时候起，就已经开始为帝王记注起居，而现在仍旧存在的大部头的帝王起居注，乃是以《辑校万历起居注（套装共6册）》为最早，它为研究近五十年之长的万历一朝的历史，提供了数量很大的宝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