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规律性这个概念本身，终究只是时至近代才产生的、传统自然科学的产物，它严重地依赖于简单性科学这种特殊的认识背景，其作为一种思维范式的历史性或暂时性，亦随着复杂性研究这种科学本身的新的历史形态的出现，而日益凸显出来。

第一卷明北京宫苑图考、第二卷明代建筑大事年表、第三卷清代建筑年表和第四卷史论丛编。

《从下往上看：英国农业革命》以马克思主义史学观“从下往上看”英国农业革命的历史过程，认为广大劳动人民是英国农业革命和现代化进程的基本力量，是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的历史创造者。书中的论述年代跨越600年，运用大量一手档案资料，将农业史研究与现代化研究相结合，分别论述了“过渡时期”英国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状况、工资劳动者的出现、土地所有权的变化和农业机械化带来的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为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证实了英国农民是构成农业革命的主体力量。

《全球史评论（第2辑）》是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主办的年刊性质的连续出版物，包括“全球史理论与方法”、“全球史专题研究”、“全球史／世界史教学”、“学人评介”、“书评”、“学术动态”等栏目。计划每年出版一辑，专门刊载国内外学者有关全球史研究的学术论文和相关学术信息。全球史是目前国际史学界新兴的、发展迅速并广为人们关注的研究领域。它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其实质是史学界对于日益深化的全球化的学术反思与回应。它批判“西欧中心论”，主张从全球视角考察和分析世界历史的进程，专注跨民族、跨国家和跨地区的文化或文明交往和联系，是一种新的学术视角和方法，在今天的世界史学界影响很大。国内全球史方面的研究刚刚起步，但同样受到学者的普遣关注，是一个发展迅速的新的学术增长点。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中心是该领域研究的探索先驱和主要推动者，在学界有广泛影响。

《北大史学14》内容包括了：新蔡楚简与楚都迁徙问题的新认识、睡虎地秦简《编年记》性质探测、晚渡北人与东晋中期的历史变化、关于六朝隋唐的“贵族政治”？关于契丹小字《耶律糺里墓志铭》的若干问题？《亡辽录》与《辽史·地理志》所载节镇州比较研究、冷战史中的“国家安全国家”问题、晚祷的清烟飘上纯净的天空、借贷制度与美国南部约曼自耕农经济的转型、新教徒眼中的罗马天主教等。

近年来，关于人际信任及政府信用的研究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但关于政府信任关系的系统化研究尚不多见。本书以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种社会历史形态为线索，探讨了政府信任关系在人类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形态，力图在中西方社会转型进程中把握政府信任关系的变动趋势，以期提出自觉建构新型政府信任关系的方案。不同社会形态中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是本文的基本分析框架和观察视角，对应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的“统治型”“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人类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政府信任关系的内容和性质分属于习俗型、契约型的不同类型，描画其转换轨迹、论证合作型政府信任关系的类型及建构路径是本书的主要内容。

我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纯属偶然。在中学读书时，我数学学得不错，原打算毕业后考理工科。不幸因为家庭发生变故，1946年高中二年级结业后不得不辍学。一年以后再以同等学力报考大学时，没有学过高三数学、物理等课程的我，只得选择了因爱看小说而比较感兴趣的中国文学系。同等学力的录取比例据说是百分之五，我自然对报考名牌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想也不敢想。大学考上了，自己并不满意。1948年春来到北平，由于特殊原因，先是在华北文法学院借读，秋后又转为正式生。1949年北平解放，不久我便走上了工作岗位，到过农村，下过部队。到这时为止，我对中国古代史还是很陌生的，有关知识也极浅薄（仅在大学裹学过一点点）。用“一穷二白”去形容，决不过分.然而命运却注定要把我与中国古代史拴在一起，拴一辈子。1954年，由于某种机遇，我被调到北大，先在法律系辅导、讲授中国政治、法律制度史，开始部分涉及中国古代史；后转历史系，从此便专门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研究工作，直到今天。

贺昌群先生（1903－1973年），四川省马边彝族自治县人，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学史家、教育家。先生自幼家境贫窘，早年靠母亲养蚕喂猪和亲友资助求学。1921年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抱着满腔的爱国热忱奔赴上海，进入沪江大学攻读英语，后因经济困难辍学，考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在商务期间，先生刻苦勤奋、连昏接晨地书不释手，在书海中耳濡目染地接触大量学术的前沿动态，开始了他的译着生涯。1930年先生东渡日本，潜心阅读了“东洋文库”的丰富藏书。

在中国古代学术体系中，“经”居于四库全书之首，地位重要，作用巨大。经学在古代学术研究中可谓“如日中天”的“显学”，历来高度重视。经学发展曾有“六变”的历史。①冯友兰把整个古代哲学分为“子学”与“经学”两部分，认为：“自孔子至淮南子为子学时代，自董仲舒至康有为为经学时代。在经学时代中，诸哲学家无论有无新见，皆须依傍古代即子学时代哲学家之名，大部分依傍经学之名，以发布其所见。其所见亦多以古代即子学时代之哲学中之术语表出之。此时诸哲学家所酿之酒，无论新旧，皆装于古代哲学，大部分为经学，之瓶内”。①可见，“经学”是自汉以来中国古代学者特别是儒家学者不可回避的学问。在“后经学时代”，曾一度出现这样的情况：经学传统受到质疑，经学思维受到批判，经学研究受到轻视，经学典籍受到冷漠。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化热”、“国学热”的兴起，中国传统文化、国学的研究又不断进入现代学者的研究视野。经学成为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国学不可回避的重要领地，自然也引起了学者的特别关注。在“后经学时代”，重估经学传统的当代价值，反思经学思维的合理内核，发掘经学元典的精神智慧，促进经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无疑有助于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国学研究，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并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创造。

《泰顺县人民代表大会志》坚持运用辩证唯物的观点，比较全面、客观、公正地反映了泰顺县人民代表大会在过渡、建立、曲折和恢复发展等各个阶段所走过的历程，力求史料翔实、详略有致、秉笔直书，期以利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坚持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