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文史通义》是清朝乾、嘉时代著名学者章学诚的著作。章学诚（一七三八——一八零一）字实齐，浙江会稽（今绍兴）人，是著名的史学家，曾经为和州永清县和亳州编写县志和州志，又编写《湖北通志》，著有《章氏遗书》，从中选出精要部分为《文史通义》，后附《校雠通义》。《文史通义》是一部开新学术风气的著作，书中主张借古通今，所论涉及史学、文学、校雠学等多种领域，创见颇多。

邓广铭（1907～1998），字恭三，山东临邑人。11956年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毕业后留校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和史学系助教。1945～1946年，任复旦大学史地系教授，撰写了《岳飞》一书。1950年起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在此期间，修订出版了《辛稼轩年谱》、《稼轩词编年笺注》，先后两次重写了《岳飞传》，并写成《辛弃疾（稼轩）传》、《王安石》等书。60年代初，执笔撰写了《中国史纲要》中宋辽金史部分，成为高校文科的首选教材之一。从1954年起，先后担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历史系主任等职。11980年当选为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和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1981年历任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以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成员、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林超民文集（全2卷）》是作者1978年9月师从方国瑜教授学习中国民族史与地方史以来的学术记录。第一卷为概论、文献、唐代民族史、云南史概论、先秦至宋代的云南史等专题。第二卷为元明清至民国的云南史、白族形成、汉族移民、交通、茶叶、纪念国瑜师等专题。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作者在中国民族史和地方史学术研究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史研究》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旅行，乃是记录美国明清史代表团四周时间内在中国旅行的见闻，重点介绍了在华北和华东地区所参观的博物馆、所游览的历史名胜古迹。第二部分，介绍相关的图书馆与档案馆，重点介绍馆藏的明清史资料，这是为美国学者以后来中国查阅明清史资料而准备的。对于当时中国各个大学里明清史的研究中心与相关的专家，也有所介绍。第三部分是综合在中国所举行的学术讨论会，归纳出有关的学术问题，并加以介绍。既介绍了中国的研究状况，同时略加评价。第四部分则是介绍中国即将出版的明清史著作及当下的研究取向。

精选一批有特色的选修课、专题课与有影响的演讲，以课堂录音为底本。整理成书时秉持实录精神，不避口语色彩，保留即兴发挥成分，力求原汁原味的现场氛围。希望借此促进校园与社会的互动，让课堂走出大学围墙，使普通读者也能感知并进而关注当代校园知识、思想与学术的进展动态和前沿问题。

《国史研究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研究述评：第七届国史学术年会论文集》的论文基本覆盖了国史研究中存在分歧与争论的主要领域，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国史重大问题的研究状况，比较深入地探讨了国史研究中的难点问题，分析和批驳了在国史重大问题上的错误观点，许多论文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读者阅后可对国史研究的前沿现状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也可为今后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提供一些便利。

中国历史可读耶？二十四史，两通鉴，九通，五纪事本末，乃至其他别史，杂史等，都计不下数万卷，幼童习焉，白首而不能殚，在昔犹苦之；况于百学待治之今日，学子精力能有几者？中国历史可不读耶？然则此数万卷者，以之覆瓿，以之当薪；举凡数千年来我祖宗活动之迹足征于文献者，认为一无价值，而永屏诸人类文化产物之圈外；非惟吾侪为人子孙者所不忍，抑亦全人类所不许也；既不可不读，而又不可读，其必有若而人焉，竭其心力以求善读之，然后出其所读者以供人之读。是故新史之作，可谓我学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也已。近今史学之进步有两特征。其一，为客观的资料之整理：——畴昔不认为史迹者，今则认之；畴昔认为史迹者，今或不认。举从前弃置散佚之迹，钩稽而比观之；其夙所因袭者，则重加鉴别，以估定其价值。如此则史学立于“真”的基础之上，而推论之功，乃不至枉施也。其二，为主观的观念之革新：——以史为人类活态之再现，而非其僵迹之展览；为全社会之业影，而非一人一家之谱录。如此，然后历史与吾侪生活相密接，读之能亲切有味；如此，然后能使读者领会团体生活之意义，以助成其为一国民为一世界人之资格也。

《后社会史初探》作者精细入微地阐发了这个名称的蕴意，认为它尝试突破对社会范畴的一些既定理解，后者明显表现于历史学领域，尤其是社会史，更可推广至各门社会科学。作者指出，这些思路远非沿袭过去的单纯遗产，而是依然强大有力。简言之，这类理解往往从静态的、机械的角度来领会社会（society），典型地体现为将社会视为某种框架或结构，不成问题、如其自然地被给定，作为“实在的”、自主的实体，将其独特的压力和影响，施加给被视为与它相分离的其他生活领域，其中主要的便是“文化”。《社会理论新视角—后社会史初探》还有助于我们认识到，在被称为“新文化史”（the new cultural history）的思潮中，也存在一种相当类似的趋向，只是“新文化史”认定文化与表征（representation）具有自主性，并顶礼膜拜。

张舜徽先生（1911-1992），湖南沅江人，著名历史学家、历史文献学家。生前曾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张舜徽先生一生勤奋治学，博涉四部，在传统学术的诸多领域造诣精深，留下大量论著。他在《八十自叙》中总结说：“余之治学，始慕干嘉诸诸儒之所为，潜研于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者有年。后乃进而治经，于郑氏一家之义，深入而不欲出。即以此小学、经学为基石，推而广之，以理苇书，由是博治子、史，积二十载。中年以后，各有所述。爰集录治小学所得者，为《说文解字约注》；集录治经学所得者，为《郑学丛着》；集录治周秦诸子所得者，为《周秦道论发微》、《周秦政论类要》；集录治文集笔记所得者，为《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笔记条辨》。而乎生精力所萃，尤在治史。匡正旧书，则于《史通》、《文史通义》皆有《平议》；创立新体，则晚年尝独撰《中华人民通史》，以诱启初学。至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平生致力于斯，所造亦广。若《广校雠略》、《中国文献学》、《汉书艺文志通释》、《汉书艺文志释例》、《四库提要叙讲疏》诸种，固已拥彗前驱，导夫先路。”此仅为就其平生著述中较费心力者而言，已足以彰显先生对学术界的重大贡献。他的这些成就，使他成为公认的国学大师，更是华中师范大学不可多得的代表性学者。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1880-1936年）是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他出生于德国哈茨山巴的布兰肯堡，曾就读于哈雷大学、慕尼黑大学和柏林大学。青年时代除了研究历史和艺术之外，他还对数学和博物学有浓厚的兴趣，所有这些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种奇特的风格。1904年，斯宾格勒在哈雷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成为了一名中学教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因健康原因未能被征召入伍。在这期间，他隐居在慕尼黑的一所贫民窟里，在烛光下完成了《西方的没落》一书。此书的出版给斯宾格勒带来了巨大的声誉，许多大学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邀请他执掌教席，可都被他拒绝。此后他一直过着一种近乎于隐居的生活，以历史研究和政论写作自适。1936年5月8日凌晨，斯宾格勒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他的妹妹们将其埋葬，但未举行任何的吊唁形式。斯宾格勒一生写下大量著作，其中重要的有：《普鲁士人民和社会主义》、《悲观主义》、《德国青年的政治义务》、《德国的重建》、《人和技术》等。《西方的没落》是斯宾格勒最重要的著作，全书分为两卷，第一卷出版于1918年，第二卷出版于1922年。此书，尤其是第二卷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普遍欢迎，也引起了读者和学术界的激烈争论。它激烈的言辞、精辟的理论和独特的方法，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一直是一般公众或有关学者争论的热点。在《西方的没落》中，斯宾格勒以生物生长过程的观念进行历史研究，把世界历史分成八个完全发展的文化，细致考察其各个时期的不同现象，揭示其共同具有的产生、发展、衰亡及其毁灭的过程。斯宾格勒对文化的研究方法进行了革新，他对每一种文化的现象采取“观相式”的直觉把握，以某些基本象征来揭示这种文化的全貌，他称之为“文化的形态学”。《西方的没落》一书的主要目的不是复述已经过去的历史事件，而是要掌握事实的真相，以便更好地应付将来。斯宾格勒说，大多数文化都经历了一个生命的周期，西方文化也不例外。西方已经走过了文化的创造阶段，正通过反省物质享受而迈向无可挽回的没落。历史学家不仅要重建过去，更重要的是预言，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西方历史尚未完结的各阶段的思想方式、时间长短、节奏、意义和结果”。正因为如此，《西方的没落》也被很多人称为一部未来之书，而斯宾格勒也被称为“西方历史的先知”。《西方的没落》具有很大有魅力，这一方面来源于它思想的独特和深刻，另一方面则来源于其行文的丰富多彩。斯宾格勒文笔栩栩如生，他善于取譬设喻，善于描绘历史人物的性格，并以此衬托出某个时代的突出特征。其叙事、议论，都收放自如，缓急适度，而节奏适宜，具有很高的文学性。读《西方的没落》，即使不同意斯宾格勒的思想，也不得不折服于他的文体。《西方的没落》是一部深刻、丰富的书，它不仅包含着对历史深刻的洞见，而且在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思想上也做出了非常卓越的贡献，在现代西方产生了复杂、广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