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是第一次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作系统的总结。全面论述了“五四”以来几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在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古史分期、中国历史规律探索、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和历史进程基本线索、民族问题、历史评价问题，以及关于文化遗产和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历史认识方法论问题、史学发展和史书编纂、史学社会功能、批判教条主义恶劣影响、坚持唯物史观和大力吸收西方新学理、多学科研究、探索中国史学的民族特色等方面所作的深入探讨及其理论价值。全书论述全面，史料翔实，立论公允，具有理论深度和时代特色，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和历史学的发展起到推进作用。并可作为高等学校历史学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材。

本书取名《中国皇帝》，但却不是按照历史学的规范为历代皇帝作评传，而是从政治学研究的角度观察皇帝现象，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从各个侧面，来探索中国皇帝的形态。笔者粗疏谫陋，不敢妄称有多少创造，然而，努力运用两个不同学科的知识，综合考察中国君主专制政治的方方面面，试图在营造独立的学术体系方面，却是颇为认真的。不过，“始生之物，其类必丑”，本书亦概莫能外。中国出皇帝，其数量之多，权力之大，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皇帝是封建国家的象征，标志着国家政体的类型。因此，不把皇帝作为历史人物去评说，而把他们当作一种政治现象去考察，应当说是可以的。这种研究方法孕育出来的或许是个“四不象”，但倘能引起方家先进的思考或诘难，那么，笔者的目的也就算达到了。学术研究，本来就不应当有一成不变的模式，路要靠自己去走。顾炎武说过“文须有益于天下”的话，很发人深省，对于学术研究者来说是应当遵循的。只有研究成果真能赢得社会承认，才能说做到了为社会上的广大人民服务。这正是笔者经年伏案所孜孜追求的。本书的内容宽泛，时间跨度大，从秦始皇到末代皇帝溥仪，历时两千一百多年；从社会政治形态、阶级结构到经济基础、思想文化，多所触及。然而，中国的文化典籍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即使穷毕生之精力，也是读不完的。因此，笔者在从事本课题的研究过程中，十分留意参考国内外前辈与同辈史学家的有关论著，注重吸收他们的优秀成果。如果说本书还有某些可取之处的话，那是因为其中凝聚了学术界师友们的劳动，而本书如有论证不当、史料失误、参考未备之处，则是笔者功力不足所致。对此，竭诚期待学术界的师友们批正！

《傅斯年讲史学》选取傅氏史学较有代表性的著述《史学方法导论》、《夷夏东西说》、《与顾颉刚论古史书》、《战国子家叙论》等重新辑为一册，以方便学者集中了解其史学思想，同时，也为普通历史爱好者了解历史提供帮助。傅斯年是我国近代著名历史学家，曾先后执教于山东大学和北京大学，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他曾提出“史学即史料学”这一著名观点，对近代历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近年来学术界对其史学思想重新重视起来。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国历史学研究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第一个阶段是1949—1965年，这是历史学研究的曲折发展时期，这一阶段学者们普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洗礼，自觉运用马列主义与唯物史观进行历史研究，围绕着古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农民战争问题、汉民族的形成问题等课题，学术界展开了长期的讨论，取得了不少成绩，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研究领域较为单一；受“左”倾和教条主义的影响，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简单化、公式化；以论带史的现象普遍；有时甚至混淆了学术与政治的界限。第二个阶段是1966—1976年，这一阶段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除了二十四史点校和《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等个别项目因受中央领导的支持得以继续进行外，大陆学者正常的历史研究工作几乎全部中断；影射史学泛滥成灾；许多学者在政治运动中受尽折磨，学术尊严遭受严重践踏；更为严重的是学术人才的培养工作完全中断，造成了学界难以弥补的学术断层现象。第三个阶段是1977年特别是1978年以后，随着“四人帮”的被粉碎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的历史研究开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研究队伍的壮大。老一辈学者在重新投入研究工作，发表大量高质量论著的同时，还积极进行人才的培养，一大批博士、硕士加入到了研究队伍中，这些“文革”结束后培养出来的年轻一代学者目前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中坚力量。第二是研究期刊和研究团体的纷纷涌现，为学者们发表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第三是研究方法的提高。学者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研究时，不再简单化、公式化地照搬照抄革命导师的经典论述，而是运用唯物史观辩证地进行学术研究；与此同时，学者们也努力借鉴海外的各种学术流派，如年鉴学派、计量史学、现代化史学等的研究方法，将之运用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中。第四是研究视野的拓宽。学者们的研究领域广泛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族及中外关系等各个领域；开始研究社会和经济生活、物质文明、文化及思想史、心态史、城市史等领域。第五是研究水平的迅速提高。随着观念的转变和视野的开阔，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看都有显著的提高。第六是对外学术交流的频繁。中外学者之间进行了及时而频繁的沟通，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对于双方研究的进步都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在这三十年中，许多重要的研究项目得以完成，如《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中国历史大辞典》、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夏商周断代工程”等，学术研究呈现出空前的繁荣。特别是对于历史理论和方法的探讨，考古发现和新史料的不断涌现，多学科结合的研究趋势等，将为历史学今后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历史学同其他许多学科一样，过去并未将注意力放在卑微、无势力或没有留下什么痕迹的人与事上。儿童，便是这群集体“空白”中的一部分。是知之残阙，无力可为；抑或是成年人的傲慢与偏见，掩蔽了研究者探索的眼光。事实上，传统中国瀚如烟海的史料里，提供了大量丰富多变、出人意料的有关儿童与童年经验的资料。作者试图借着对这许许多多中国历史例证的研究，能够挑动人们去发现隐藏于各个时空角落的童稚人生。在翻找挖掘的过程里，我们将不得不同意，每一首童谣稚语，每一个深埋尘土之下的玩具游戏，都是一颗可端出另一个世界的沙粒，可以透视宇宙一刹的永恒露滴。

本书的编纂，力图克服上述缺陷，注重理论性、系统性和前沿性。“史学概论”应该明确，它的研究对象是整个的历史学，它比史学内部备分支学科应高出一个层次，因而必须具有很高的理论性和概括性。而“史学概论”的内容结构，应紧紧围绕历史学本身的理论和方法而展开，既有对历史学的理论预设及方法论的反思和批判，又有对历史学全局的鸟瞰和描述，内外结合，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明代科举史事编年考证》是海内外学术界第一部以编年形式和考证方法全面探究明代科举史事的学术著作，在中国古代科举发展的宏观视野和明代社会的广阔背景之下，不仅向读者提供了系统的经过考证和确认的明代科举的基本史实，理清了其发展变化的基本脉络；而且通过分期概述和注释按语等形式，尽可能揭示了明代科举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原因、趋势和局限性；并努力挖掘其借鉴和启示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史研究》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旅行，乃是记录美国明清史代表团四周时间内在中国旅行的见闻，重点介绍了在华北和华东地区所参观的博物馆、所游览的历史名胜古迹。第二部分，介绍相关的图书馆与档案馆，重点介绍馆藏的明清史资料，这是为美国学者以后来中国查阅明清史资料而准备的。对于当时中国各个大学里明清史的研究中心与相关的专家，也有所介绍。第三部分是综合在中国所举行的学术讨论会，归纳出有关的学术问题，并加以介绍。既介绍了中国的研究状况，同时略加评价。第四部分则是介绍中国即将出版的明清史著作及当下的研究取向。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广大公众对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主要归功于“新史学”运动的成功。这一运动肇始于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以及他们在1929年创办的《年鉴》杂志。弗朗索瓦•多斯以大量资料和证据为基础，向我们讲述了“新史学”的历史。除了介绍费尔南•布罗代尔、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雅克•勒高夫等声名显赫的“新史学”的学者之外，多斯还对“历史的终结”、“人类的隐退”、“结构的作用”、“抛弃政治史”等年鉴学派所提出的众多观念和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并使我们看到，在年鉴学派的促进下，历史学在实现了奇异的复兴后，也呈现出四分五裂的状况。

《国史研究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研究述评：第七届国史学术年会论文集》的论文基本覆盖了国史研究中存在分歧与争论的主要领域，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国史重大问题的研究状况，比较深入地探讨了国史研究中的难点问题，分析和批驳了在国史重大问题上的错误观点，许多论文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读者阅后可对国史研究的前沿现状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也可为今后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提供一些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