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中国文化的生成作“长时段”辨析，不满足于对个别“文化英雄”天纵哲思的追慕，也未止步于对短暂历史事变的关心，而着眼考察地理环境—经济土壤—社会组织—政治制度合成的“结构”对文化的推动及制约作用。观照当下、兼顾中西、运思宏伟、新论迭出，以独特的形式，揭示出中国文化生成的深层动力机制。并对中华传统文化作出新时代的解读，显示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鲜活生命力。本书在诸多方面提升了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水平，开创了文化史研究的新范式。

本论集既以螺旋循环史观，辨彰日本中国学的沿革变迁。又以日本学术思想史的变革，陈述日本学术史是中国学术史的再生。对日本学术史的时代进行了划分，又介绍了内藤湖南、宫崎市定、武内义雄、狩野直喜、吉川幸次郎等日本著名中国学大家及其著名观点。

本辑主要内容包括：本书主要内容包括：重温陈得芝先生有关《萨剌姆东使记》通信与报告，续作伊德利希书所收《萨剌姆东使记》辑录与研究；“如探渊海”——陈得芝教授的学术贡献；贯云石生平仕履及其与中原各族士人交往史事新探索；元代地名变更刍议；从宫观创建看金元时期全真道的发展分期；金末元初东平学派的学术思想；宋元之际的嘉兴魏塘吴氏史事探赜——从吴静心本《定武兰亭十六跋》说起；宋元之际名将刘整反宋降蒙的原因探讨——以南宋政治生态为中心；东亚大陆游牧文化的产生；蒙藏文史籍所记林丹汗宗教信仰问题辨析；论辽朝的鸭绿江流域经略及其对东北亚地缘政治的影响；黎族地区的自然灾害及其防御方法——基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调查资料的研究；国王字典里的蒙元名物；伊利汗国时期南波斯（法尔斯）地区及其道路体系的变与不变略谈；论旗人家谱的功能——兼论满族的形成；《蒙古字韵总括变化之图》初探；临夏地区回族的亲属称谓研究；《臝虫录》明刻本两种合论；清前期新疆水稻研究三题；从胜境到圣域：东亚视域下的天童十境；汪大渊出洋史实与《岛夷志》的成书及初刊问题再研究；等等。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各个发展阶段，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两宋时期尤其如此。我们这一套“知宋”丛书，旨在为有一定文史基础并有兴趣进一步了解两宋历史的读者，提供一个方便学习的门径。文萃选编以两宋为中心，列出了政治制度、君臣、法律、科举、军事、城市与乡村、货币、交通、科技、儒学、文学、书画艺术、建筑等专题。《知宋·宋代之儒学》重点关注宋代儒学的发展，分上、下两编。上编依年齿选邓广铭、徐规、陈植锷先生与陈来、王瑞来教授共七篇文章。下编收入编者何俊教授近年分析宋学初兴时胡瑗湖学与宋学完型时朱子理学、象山心学、水心事功学等四篇文章。上、下两编互补，引导读者对宋代儒学获得一个兼具宏观与微观的认知。

本书由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组织编写，为国内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学术进步提供助力。本书意在提供一个跨学科的平台，让不同背景的学者在这个平台上演绎研究的成果；以基础研究为思想导向，面向世界重点国家、重点地区的人文、社会知识及经济、科学技术发展开展基础性、前瞻性的跨学科研究。推动形成中国特色、北大优势的区域与国别研究范式，为我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及国际学术交流与发展贡献力量。第7辑分为名家沙龙、专题研究、国别研究、区域研究、他山之石与书评版块。王铭铭探究了人类学与区域国别研究的关系，刘作奎分析了中国与中东欧合作的政策，杨体荣与翟崑探讨了如何建立中国区域国别学功能性知识生产体系。张忞煜总结了“政治印度教共和国”的建立，魏运高丽分析了英属德兰士瓦招募华工的成因，李威研究了疫情之下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等等。本书所选的学术研究文章，资料扎实，观点独到，逻辑清晰，体现了这些学者在该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本书通过分析北宋士大夫的弹劾奏议及弹劾行为， 真切、具体地呈现出北宋弹劾由粗疏到规范、由规范到异化、由异化到深度异化的动态演变过程。北宋时期的弹劾除了承担制衡权力、监督官员等监察职能外，还是不同政治力量进行博弈的工具。本书以弹劾为中心，考察皇帝与士大夫阶层之间、士大夫阶层内部不同政治集团之间、士大夫个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探讨北宋弹劾与政局的相互影响，从而 深入地认识北宋士大夫的政治生活、政治心态以及北宋的政治特征。

本书考察了关于历史和历史学性质的思想的深刻变化，以及自 19世纪专业历史学出现以来作为其基础的基本原则的发展，描述了二战以后新的社会科学如何改变历史学，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后现代主义思想对历史学的巨大挑战，并得出结论：当代的历史学正从经典的、宏观的形式走向微观史、文化史和日常生活史。本书是新版，增加了题为“21世纪初的回顾 ”的后记，考察了从后现代主义向新的社会科学方法的进展，特别注意文化因素和全球化问题。

本书是有关京津画派画学思想研究的一部专著。在当前画坛“回到传统”的背景之下，本书专注于有“国粹派”之称的京津画派的画学思想，对京津画派留下的大量画学著述进行了全面清理，对其中的核心概念和范畴进行了系统考证和辨析，对其画学思想体系、画史观念、教学思想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研究，对京津画派画学思想的理论意义和价值进行了重新认识，对其画学史地位及影响进行了再评估。认为京津画派的画学著述是以文献的方式形成了二十世纪初那场中国传统绘画“复兴”实践中的理论文本，也是当代中国画发展以及传统文化“复兴”实践中一个最近的理论案例和样本，具有“新传统”的性质。在当前复兴传统文化的时代背景之下，京津画派的艺术和思想都对中国绘画的创作和研究有着莫大的启示作用。

奴隶制是人类文明伊始就已存在的制度。奴隶制的本质是什么？作者用“社会死亡”作了意味深长的概括。何谓社会死亡？就是将人置于永久性的暴力支配之下，剥夺其尊严，使之虽生犹死。奴隶，从其产生到被奴役，是一个体系化地被奴隶主社会疏离与异化的过程。奴隶释免，则使其社会生命失而复得。然而，自由的获得，对于奴隶，是奴隶主给予的一份赠礼，奴隶需要以一定期限的无偿劳动或其他方式回礼。凡是奴隶，无论其表面上的社会地位有多高，例如恺撒的家奴、伊斯兰国家的古拉姆、拜占庭与中国宫廷中的宦官，事实上都已社会死亡；地位越高，越能体现奴隶制的实质。奴隶制，不仅令奴隶失去人身自由，不得不依附于奴隶主，也让奴隶主无可救药地依赖奴隶而生存，彼此之间，形成一种寄生关系，这就是奴隶制的辩证法。

关帝信仰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反映了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的格局下，中原汉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交融过程。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下，历史上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密切交往，各族群的迁徙及汉族移民的进入，是西南少数民族接受关帝信仰的条件。明清以来，西南各少数民族对关帝信仰的接受，已成为他们宗教生活、民俗文化的一部分，这促使了中华民族共同心理认同的形成，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和稳定。目前学界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关帝信仰还没有系统的研究，本创新性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当前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