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件文物里的中国故事》是一部由中国考古学家、历史学家通过国宝级文物讲述中国历史故事的大众读物。中国文物众多，类型丰富，它们凝结着中国历史的智慧，反映着中国历史的厚度，展现着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透过文物能够认识历史中国，能够感悟文明中国，同时也能够体会中国考古走过的峥嵘岁月。我们遴选了十件代表性文物，通过专家学者们娓娓道来的叙述，以通俗易懂的语言，逐一呈现文物的发现、文物的内涵，以及文物所蕴含的中国理念、中国精神、中国价值。我们力求使文物活起来，使中华文明更加立体地加以展示。本书图文并茂，装帧精良，语言朴实，集专业性和普及性为一体，是广大读者走近文物，打开认识中国历史的一扇窗口。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依靠勤劳的素质和智慧的力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从文学到艺术，从技艺到科学，创造出数不尽的文明成果。称谓一词，最初就是对人的称呼，与后世的含义相同。在古代文献中，”称谓”与“称呼”无多大区别，是近义词。官称谓有一定规矩可循，但各个朝代又不一样。正如今天的称谓一样，何谓“舅父”，何谓 “师傅”，确有一定之规，人人都懂，但却找不到任何制度条文。历史上还有动物，植物，自然现象等的不同称谓。囊括古今，泛揽百科，不仅有相当的学术资料含量，而且有吸引人的艺术创作风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作。

三国历史在中国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演绎了一曲曲悲壮山河的感人故事，其中定都成都的蜀汉政权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蜀汉是三国时国力最弱小的，也是最早灭亡的国家。关于蜀汉灭亡的原因有很多，例如刘禅昏庸、黄皓干政、人才匮乏、资源不足等，然而蜀汉占据益州天府之国，易守难攻，兵精粮足，却在魏国出兵仅两个月后迅速灭亡，这不寻常的事情，与蜀汉内部派系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有着密切关系。本选题正是分析论证蜀汉政治派系与蜀汉灭亡之间变动关系的著作。作者旨在通过大量史料，客观还原蜀汉政权中的派系关系，通过派系关系的变动揭示蜀汉政权灭亡的内在原因。

《司马迁与研究年鉴》（2017年卷），是编辑出版的《司马迁与研究年鉴》总第十四辑。《司马迁与研究年鉴》（2017年卷），基本保持了2016年卷的栏目框架。编辑《司马迁与研究年鉴》（2017年卷），得到了中国史记研究会、陕西司马迁研究会、韩城市司马迁研究会等组织的大力支持。

商代金文是指商人在铜器上铸刻或书写的文字，是研究商代语言文字和历史考古的重要资料。谢明文著《商代金文研究》首先在作者已收集的7129件商代（含“殷末或周初”）金文的基础上选取220件进行著录考释，以器类为纲，按铭文字数排列，包括“时代”“出土地”“收藏地”“尺寸/重量”“著录”“字数”“释文”“来源”“注释”等内容。体例完备，鉴选严谨，断代确切，释文精准，是目前学习商代金文的最佳图录选。其次，作者分“金文构形”“商代金文与西周金文常用字词关系对比” “部分族名的整理与研究” “商代金文单个字词考释” “部分铭文单篇考释”五个方面对商代金文作专题研究，颇多创见发明，纠正了以往不少错误，解决了相当多的疑难问题，充分发掘了商代金文在文字学、历史学等多方面的价值。

《明清徽州优良家风研究》是以明清徽州珍稀家谱为基本史料，对明清徽州家风载体进行了细致、全面的梳理，在此基础上对明清徽州家风中的修身、持家、齐族、儒商之风进行了深入分析，进而对基于明清徽州家庭治理知识体系、家外因素及代际传承影响下明清徽州优良家风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此外，《明清徽州优良家风研究》还对明清徽州优良家风与徽州社会诸风气之间的互动关系、明清徽州优良家风的主要特质进行了探析，借此更好理解明清徽州优良家风的历史价值与实践意义。

本书呈现了宋元明清时期武陵山区腹地酉水流域土家族、苗族、客籍的基层社会及该地区800年间的社会变迁史。采用“自下而上”的观察视角，综合运用历史学、地理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多角度探讨了作为“边缘”区域西水流域趋向于“中心化”或曰国家化进程的真实面相，展现了酉水流域少数民族社会从自身民族认同逐渐上升到王朝认同的过程，对我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设具有较好的政策借鉴价值。

本书为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关于法治人物、历史事件的汇编，从跨度千年的历史中，撷取深具影响力的法治人物、重要历史事件、重点法治领域，阐述先贤的法理观念，论及法治进程，展现区域法治文化。全书延续前两部风格，仍以一人一事一案为主线，以时间为序，收罗江南区域法治史上的要人、要事，围绕“熙宁变法”“明清重案”“漕运管理”“辛亥风云”四大主题汇集成文三十余篇。见微知著，对法制文化史中的点滴记录，作者深入挖掘并引证大量历史资料，结合世人研究成果及个人思考，串联起地域法制的历史记忆，建构起法治文化的发展脉络，这既为研究区域法治资源提供了参考，对于今天的法治现代化建设也有一定的参照意义。

李梦阳（1473-1530），一位文官和文人，在十六世纪发起了一场旨在恢复中国古代散文和诗歌风格的复古运动。以这一特殊人物为关注中心，作者注意到了与其生活时代相关的诸多重要议题，包括明代科举取士的名额，南北人官僚特色，北宋古文运动的原委，南宋道学及其诘难者和竞争学派的学说，等等。因此，该书从多方面叙述和解释了明代三次复古运动的原委始末，而重点关注所及，包括了明代（尤其中叶）的政治、思想、文化、文学上大议题、大事情以及文化传承上的重要人物，整体上反映了“士人”对于“文”“道”关系的不同观念与论辩要项。　在这本书中，作者全面审视了李梦阳的知识结构，并将他对“士人之学”的重新定义置于宋代以来知识转型的大背景下，得出乃是他构建完美社会秩序的一种方式的结论。书中考察了李梦阳所处的独特历史关头，当时中国的文人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分野。作者认为，这种地域分野现象以及明代文人划分学派的方式，对于理解李梦阳乃至有明一代士人的思想及其遗产至关重要。

改变以“巡狩礼典”为中心进行单一礼仪研究的格局，将唐代皇帝行幸礼仪分成卜日礼、驾行太庙告享礼、驾行问起居仪、驾行迎谒仪、銮驾出宫仪、銮驾还宫仪等若干单元进行逐一探讨，既还原礼仪形态又研究其实际运作。同时，运用史料推演法探求潜在制度以及不成文规则条文中唐代皇帝行幸礼仪得以顺利进行的制度保障及其运作机制，即对请行幸制度、行幸决定制度、驾行问起居制度、驾行迎谒制度、驾行太庙告祭制度、驾行夜警晨严制度、驾行警跸制度、驾行仪卫制度、驾行扈从制度、驾行献食制度、驾行供置制度等内容进行细致考究。两者结合即实现了唐代皇帝行幸礼仪制度在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的系统考察，在此基础上将其置于隋唐五代国家与社会背景中予以审视，梳理其历史地位，并揭示其在国家意识形态领域传输中的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