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稿分“论书知人”“序跋前言”“发言致辞”“片鳞只爪”“读书感悟”“忆想思念”“教学相长”几个部分。“忆想思念”有怀念学界先辈忆故之作，有对著名学者如程应镠、王家范等的研究、怀念，“论书知人”有对学界新书、新出重要论文及其史学研究著作的书评，“片鳞只爪”是作者近年发表的知识性和学术性相结合的文章，主要内容为江南历史和抗疫历史；这些文字结集出版，反映了作者广泛的学术兴趣和治学轨迹，也是作者对以往学术研究的阶段性总结。

《历史主义的兴起（汉译名著本19）》是德国有名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的代表作之一。迈内克将历史主义的兴起看作西方思想中的极其重要的伟大精神革命，是用个体化的观察来代替对历史的普遍化观察的过程。在书中，迈内克追踪了历史主义的缘起，考察了沙夫茨伯里、莱布尼茨、维柯、伏尔泰、孟德斯鸠、洛克、柏克、罗伯逊、温克尔曼、默泽尔、赫尔德、歌德等一系列早前思想家的历史思想，明确描绘了历史主义滥觞和发展的过程。在迈内克看来，后三位德意志思想家对历史主义的形成至关重要，而兰克的出现则标志着历史主义的绽放。

《春秋》和《左传》本是两本不同的编年体史书，西晋杜预把它们合在一起，称为《春秋经传集解》，共三十卷，是儒家的基本经典，也是一部基本的历史典籍。杜预集解本是对《春秋左传》的最权威的解释本，也是现存最早的关于《春秋左氏传》的注解。其记叙范围起自鲁隐公元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在编排上沿袭马融、郑玄“分传附经”的先例，使原来分别成书的《春秋》《左传》合为一书。本书采用繁体竖排，标有专名线，点校所用底本是《四部丛刊》影印的宋刻本《春秋经传集解》。原书无目次，爲便于读者查检，按照鲁国十二个国君的纪年次序编目，《春秋二十国年表》原在卷首，其中有的地方与史实有出入。因系原书所附，将它移放在卷末，供读者参考。另外编有《春秋经传人名索引》，作为附录，供读者参考。

拜占庭帝国，是世界上存在时间非常长的国家实体，地跨欧亚非三洲，从公元330年定都君士坦丁堡起，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入奥斯曼帝国之手，长达1123年。这1300多年（包括亡国后200余年）的拜占庭文学，就是完整的中世纪文学典型。拜占庭文学，创造了除影视文学以外的一切文学体裁。上承古希腊和罗马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段典型；下启文艺复兴文学，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极其深远。《拜占庭文学史》以时间为序，纵横交织，点面结合，介绍了拜占庭文学的全貌，探讨了其本质特点、发展规律，梳理了它的几个发展阶段，介绍了数十位代表作家和作品。《拜占庭文学史》，是文学史，亦是经典作品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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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是司马光记述如何处理纷繁复杂的史料，通过考订鉴别史实，从而纂成信史的一部专书。《考异》是《通鉴》的辅翼之作，也是《通鉴》的直接副产品之一。它的编纂，是与《通鉴》同时间、同步骤进行的，不仅可以了解《通鉴》在编写各朝各代历史时史料的主要来源和基本依据，还能知晓《通鉴》在记述某一具体史事时根据的是哪些文献资料，还是研究司马光及其助手的考史方法和治史态度的最好依据。对研究中国传统史学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对史源学和文献学史，也都具有他书无法取代的作用。

了解过去的中国社会，对我们今天的普通人来说，重要吗？ 当然重要。我们今天的文化、传统、习俗、审美等诸多方面，仍然深受过去长期形成的社会行为和文化传统影响。了解过去，我们才能更自在地活好当下。而通常，我们了解的历史，多是王侯将相、知识精英、英雄豪杰，少了普通人的生活。本书则聚焦微历史，以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方法，从一个个普通人和家庭的故事，逐步延伸至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从而展现人口的变迁、衣食住行、农村和城市的形成、秘密社会、风俗习惯、文人与教育、宗教信仰、法律与社会、宗族与家庭等等，让大家看到更细节的中国。本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人、日常和文化”聚焦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文化。人们为什么会“以貌取人”，服饰是如何反映阶层和社会变迁的？厨房里的必需品与人们的环境和生活习惯有什么样的关系？古代的轿子、车、船有什么独特发展历程？从集市到城镇，这种流通与集散的网络是如何形成的？真实的“勾栏”“瓦舍”是我们以为的勾栏、瓦舍吗？古人为什么喜欢翻老黄历？“十里不同俗”，传统社区的人们是靠什么凝聚起来的？古代真的无“礼”寸步难行吗？下卷“家、群体和法律”，则讲述家族、群体和法律。家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石，宗族力量不容小觑，那宗族是一个使钱生钱的公司吗？在传统的儒家社会，法律的制定是从哪里出发的？传统社会的那些酷刑与刑具，是怎么发明出来的？除了庙堂，江湖上的三教九流、黑帮会社靠什么来管理？中国传统社会有“小升初、中考和高考”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文人们真的都“书画琴棋诗酒花”，诗意地栖居？看历史就像看电影，我们会看到全景、中景，但更真实的情景可能来自近景与细节。我们只有把历史放在显微镜下，倾听普通人的声音，才能看到更鲜活、更有血有肉的历史，感受中国社会的烟火与温度。

本书以专题个案的方式，对元代江南知识人群体进行了全面而综合性的剖析，着眼于知识人群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突出了他们在特定历史环境中多层次的复杂性特征。其创新之处在于一是指出江南知识人群体有着积极适应新王朝统治的主动性，并且这一主动性与统治阶层是否为汉民族政权其实并无直接关系。二是以较长时段审视宋元交替的真正意义所在，突破传统研究对知识人群体所谓“隐逸”“忠义”“贰臣”的简单区分，从更为广泛的视角展示了宋元交替之际江南知识人群体以及江南社会复杂的历史特征。

本书通过社会史研究方法，以独特视角对文明与疾病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本书探讨了黑死病、麻风病、肺结核等历史上使人类饱受困扰的疾病对人类社会日常生活造成的影响，也关注人类社会在面对疾病袭扰时的对策与反应。在理清疾病发展的历史脉络的过程中，作者触及了诸多有趣话题，例如，人类文明在历次面临疾病时所付出的成本与代价，巫术医学、宗教医学与理性医学的分庭抗礼以及医学科学的发展对人类文明的前景提出的新要求。在全球抗疫的大背景下，这本书同我们分享的人类对抗疾病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显得弥足珍贵。

本书为“葛兆光讲义系列”之一，是作者2011年后为博士生开设“亚洲史的研究方法”课程的讲稿，经过十年以上的讲述，并反复修订增补后成书。 全书分为四单元十三讲，从亚洲史研究的可能性，东西方有关亚洲史的学术史，重点讲到近世东部亚洲海域史的研究，并且详细介绍近世环东部亚洲海域历史的相关文献。本书的重点，是通过案例讨论亚洲史研究的途径，也讨论如何既把中国史放在亚洲史的大背景中，又从中国角度观察周边，进一步通过中国、东部亚洲海域、整个亚洲，理解历史的交错、联系和融汇。每个单元都以“问题”开始，讨论亚洲史研究的必要性，以“讨论”结尾，作为进一步研究的起点，最后给出建议阅读的论著目录。可以说，这不仅仅是一门针对研究生的历史课，而且是有关区域史研究的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