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韬作为我国近代著名的早期维新派思想家，对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社会如何解决当时的危局，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如何看待中西方在思想文化、制度、发展路径等方面的差异及关系问题做了深入且细致的思考，形成了一套颇为系统的政治变革方案。他从对中国道器观的反思与扬弃出发，给出了“渐变”的思想主张及理由，并以此作为政治变革思想的理论基础，提出了“民权”、“君民共治”、新型的教育观、选才观等内政变革思想，以及认识并尊重华夷异俗、多向度的外交观和通权达变的驭外主张等外交思想。王韬的这些认知与见解是中国近代变革时期不可忽视的思想资源，其内容具有重要的启蒙价值。

本书以张居正改革群体为研究对象，将张居正改革置于明代中后期历史演进的时代背景下，通过考察张居正改革群体及其演变，揭示张居正改革群体与张居正、张居正改革、晚明政治格局及晚明社会变迁的复杂关系。本书贯彻实证研究，在充分研读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系统搜集和整理明清以来有关张居正改革群体的文献资料，包括正史、地方志、档案、文集、笔记、家谱、碑刻、口述史料等，注重新史料尤其是地方文献的挖掘，从文献中发现历史的多面相。突出社会史群体研究的视角，通过宏观的阶段把握和微观的个案分析，考察张居正改革群体的特征、价值倾向及互动等，注重政治史研究与社会变迁、文化变迁相结合。通过梳理张居正改革群体与国家政治运作、社会生活变迁、利益关系平衡等重要问题，深刻阐述张居正改革群体在明代中后期社会演进中的重要作用和历史影响，为我国在新时代深入推进改革事业提供历史借鉴。

东城区作为北京城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保存了无数珍贵的历史遗迹，传承了极为丰厚的文化内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城市风貌。本书用“历史沿革”“坛庙文化”“教育文化”“科技文化”“商业与手工业文化”“民俗文化”等七章的篇幅，对从元代到新中国成立后这段历史时期内的东城文化进行了考证研究，全面具体地展现了东城地域文化中的显著特色，从侧面反映了北京作为五朝古都的历史沿革和文化脉络，对完善北京历史文化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战国时代，周天子已经完全成了摆设，各诸侯国逐渐形成了战国七雄割据的局面。 其中，先天基础最弱的韩国夹缝求生，韩昭侯任用申不害变法，使韩国成为当时的小霸。燕昭王接手了一个烂摊子，筑起黄金台，不惜重金招揽人才，用二十多年的努力，几乎吞并了与其有血海深仇的齐国，为燕国赢得了一个战国列强席位。 此外，这个战乱时代还造就了一批能人志士：有赵国的廉颇和蔺相如；有以养士著称的四位社会活动家：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赵国的平原君，他们并称为战国四公子；还有一批文学之士，如被儒家尊为亚圣的孟子、战国学术文化集大成者荀子，以及学无所主的淳于髡等。

汉武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在文景之治的基础上，励精图治，建立了卓越的文治武功，一生充满传奇。在政治上， 他有效加强了中央集权，一纸推恩令的贯彻，基本消除了诸侯王尾大不掉的隐患；在思想上，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外儒内法的封建统治思想基本定型；在军事上，他征伐四方，开疆拓土，奠定了汉地的基本范围；在经济上，通过改革币制、盐铁官营等，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保障了汉王朝强盛的局面，使之成为当时世界上大的国家。

柯林武德被誉为20世纪著名的历史哲学家之一，其遗作《历史的观念》为其赢得了无限声誉。而《史学原理》是柯林武德生前计划作为《历史的观念》的姊妹篇共同出版的另一卷历史哲学著作，并对其寄予厚望，甚至视为毕生之作。遗憾的是，柯林武德去世前只完成了大约三分之一的写作计划，且手稿始终未被后人发现。1995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宣布发现《史学原理》手稿，本书即根据这份手稿编辑而成，同时还增补了八篇柯林武德在20世纪30年代写作的未发表的手稿和笔记。在这些手稿中，柯林武德进一步阐发了他关于历史学的性质、对象、方法和价值等问题的思考。德雷和杜森两位编者为本书撰写了长篇导言，对手稿的内容、编辑始末和所涉及的柯氏历史哲学思想之问题做了深入介绍。此次中文版的面世，将有助于中文读者更加全面地理解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思想，对于学界的相关研究亦具有重要价值。

《中国画学史》是郑午昌先生研究中国画史画论的代表著作，全书将自上古到清末的中国绘画历史，分作实用时期、礼教时期、宗教化时期、文学化时期；而仍不打破其朝代分界，除先秦时期外，每一个朝代再按照概况、画迹、画家、画论四个小节分述，条理清晰地展现了中国绘画学的演进过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以画分东西二源的立论为中国国画在世界美术史上争取了地位。

《现代国家的起源》精彩刻画了自欧洲中世纪起现代国家的兴起和发展轨迹，特别集中分析了当代英国和法国国家起源的历史过程。作者认为那些一直持续到当代的批欧洲国家制度，例如司法制度、金融制度和外交制度等，是在1100-1600年间的法国和英国形成的。正是这些制度的发展，才使得欧洲国家能够拥有用于组织、控制大规模人群的强有力的国家机器，而欧洲其他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都强烈地受到这些先行国家的影响。

本书立足于版本目录学，在调查并阅读数百种元刻本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出版学、传播学、书籍史、古典文学等多学科的视角和理论方法，对于元代编选和刊刻《诗经》《楚辞》、汉魏六朝别集、唐人诗集、宋人别集、元人诗文集、历代诗文评著作、元代通俗文学典籍等书籍的情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梳理，动态地考察了这些书籍的印刷、流通、阅读、接受、传播的各个环节，探讨这些书籍的出版印刷与元代文学传统的建构、元代文学特色的形成、元代文学传播的之间的关联与互动，由此对于元代印刷出版文化的整体面貌、历史地位进行了全新的审视和定位。

从一系列社会和文化现象来看，“国家记忆”已经慢慢地变成了国人日常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高频词和焦点词。作为记忆的主体，国家是集体性的主体，是象征性的主体，是功能性的主体。集体性在于记忆的结构和框架，象征性在于记忆的精神和意识形态意义，功能性在于承载形塑和传承记忆的职能。在数字时代，国家记忆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它面临的危机或问题同样彰明较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