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滋养着灿烂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支撑着中华民族代代相传、自强不息，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燃烧的火炬。而要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就需要做好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阐释工作。本书通过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补天、西王母掌瘟疫、燧人钻木取火等十个神话，分析阐释中华文化天人合一的哲学思考、勇于探索的科技观念、敬畏生命的价值关键、发明创造的文化传统等十个特有精神，从而展现神话如何形塑中华文明的历史逻辑。

因为二叔的一通电话，“我”被迫从马戏团返回乡下老家——半边坡。出人预料的是，半生困顿的二叔，竟在山上挖出一头状似人形、长逾人身的巨型何首乌。这片土地上的贫穷、嫉妒和贪婪，引爆了一场二叔家与村民抢夺乌人的大混战。千钧一发之际，何首乌竟不翼而飞，种种嫌疑却指向了“我”。机缘巧合下，“我”结识了一对年龄、形貌和身材十分相仿的姊妹——明姜与明黄，而分辨两人的唯一不同处在于气味……诡谲复杂的人性、扑朔迷离的转折、暗流汹涌的暴力，搅动着每人心中的欲望。这一切，全部暴露在明暗不定的月光下，在疑似乌人化身的小男孩眼里。 冉正万凭借对现实的细微观察和深度体验，糅合非虚构的笔法，融创超现实的情节，成就了一种摆荡于理想和现实之间、富有古典写实风格与当代先锋气质的文学景观。在繁复迂回的叙述之中，作者经由一个“乌人”背后的重重疑云，勘探人心深处的欲望，思索生存本身的困境，以纯然的文字触碰复杂的世界，让失落的灵魂寻唤人性的光辉，重现了一部耐人寻味的现代寓言。

麦积山文书总目·索引（第一卷），为麦积山石窟于50年代从寺院僧人处接收保管的1500余件古文书编号前0989，时代最早为唐代，继有元、明、清的刻本、写本。主要以佛经、论疏为主，也有一部分道书、经史子集和杂类文书（社会文书、医药、音乐、教育、佛教美术作品等），这批文书中不乏古善、孤本，也有部分为《大藏经》以外的藏外佛教典籍。此批古文书，一直不被外界所知，编辑出版《麦积山古文书总目》意义重大，它在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如何进行鉴别、分类、编目、检索乃至整理学科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历史和现实的重要意义；在古籍整理学中，对目録学、版本学、校勘学、典藏学等基础研究方面，也有着自己不可忽视的地位；由于又是与麦积山石窟有关千丝万缕的关系，更是麦积山石窟研究中密不可分的宝贵资料之一；与之相关的社会、民族、宗教等学科的横向联系，也有着深远而广泛的深度与广度。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文化的建设，麦积山石窟艺术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等重大现实和历史所赋予的责任，其紧迫性不言而喻。《麦积山古文书总目》上册，为整理的麦0989号之前文书，其余部分待整理后再行出版。新编号以“麦”字打头以示区别，“麦”即麦积山文书。一件文书编一号，残片亦编一号。内容分佛教文书、道教文书、儒家经典、杂类文书四大项。文书目录分为：书号、书名、著者、时代、版本、现状、题记、每纸、杂项、说明等十项记录。有的大项分若干子项。如题记项，指题名与序跋杂记两部分。

章学诚《文史通义》是中国传统史学的集大成之作。章学诚先生生前寥寥，著作由友人王宗炎代为编次，传世版本编次、篇数相差巨大。仓修良先生积三十年之力打捞章氏遗文，编成《文史通义新编新注》，较之目前流布的叶瑛本《文史通义》，多出了176篇，堪称章氏功臣。本书章节上共分为内篇五、外篇六，收入文章近三百篇，在充分吸收胡适、钱穆等先贤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详细考订了《文史通义》所收篇目的成书年代，为我们深入了解章学诚学术思想的演进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本书以 2017 年天津与布鲁塞尔市合作举办的“中国与 比利时 120 年共享历史文化交流展览”为基础，介绍中国与比利时的友好关系及近代天津的比利时历史文化遗存，旨在促进“一带一路”框架下中欧经济文化、增进中国与比利时人民的友好往来。本书为中英双语，向对中比友好往来感兴趣的各国人士介绍这段历史。本书作者充分搜集了比利时外交部档案馆、伊泊尔市法兰德斯一战战地博物馆、巴黎银行档案馆、鲁汶大学档案馆、近代天津博物馆的馆藏史料，多年来采访了多位近代来华比利时侨民的后代，对其家族史进行了 专业细致的口述史研究，因此本书具有翔实的史料价值。 此外，本书还搜集了大量的历史图片、老照片，图文并茂，生动形象，亦可为旅游者和读者穿越古今中外的想象提供丰富依据。

《年代背景主旨新考》利用新的出土文献与研究成果，重新审视考定了《秦风》《石鼓诗》的年代背景主旨。在对《秦风》分类与判断起始的基础上，作者利用清华简《系年》与新的研究成果，重新确定《秦风》的年代背景主旨，结论崭新而可靠，大大改善了战国汉代以来学者的认识。关于《石鼓诗》的年代，作者的思路与视角既有对以往研究合理因素的吸收，更是依据新的出土文献重新作出判定，提出以内容为主、文字与出土地为辅助的准则。《石鼓诗》出土于汧渭之会，乃秦早期都城秦文公所都汧渭之会（陈仓故城一带）、平阳、雍之所在；内容描绘的是周平王五十一年至周桓王元年（秦文公八至九年，前720—前719年）秦文公在汧渭之会田猎、迎天子的史实；字体包含早期、晚期成分，证明其书写出于书法家之手，选择了不同时代的字体，乃秦文公后世子孙追慕先祖所制，刻于秦共公至秦哀公间。《石鼓诗》作于秦文公时，刻于秦共公至秦哀公间。

本书为“浙江文化研究工程”之《浙江地方史料丛刊》之一种。《浙江地方史料丛刊》为浙江文化研究工程“今、古、人、文”之文献板块，是浙江文献集成除大家全集之外，有关浙江地域文献的有规划、有系统的整理。本书汇辑了《敕修两浙海塘通志》。全书共三十卷，分《疆域》《图说》《课额》《引目》《场竈》《帑地》《掣验》《奏议》《律例》《条约》《成式》《优恤》《沿革》《职官》《商籍》《艺文》十六门，卷首有《诏旨》二篇，后附李卫《旧序》与阮元、延丰《后序》。本书以同治十三年本为底本，以嘉庆七年本为参校。

本书是仓修良文集的第5卷，包括《章学诚和〈文史通义〉》和《章学诚评传》（与仓晓梅合著）两部分。《章学诚和〈文史通义》主要论述了章学城编著《文史通义》的背景、目的、内容、版本、史学思想等，重点论述了其史学思想。尽管其代表作《文史通义》在去世前未能修完，但“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却实现了。在《文史通义》中，他提出史学理论上一系列的杰出见解，诸如史书编修必须重视“史义”、优秀历史学家必须具备“史德”、系统阐发“六经皆史”说、扩大史料范围，等等，都做到了发前人所未发；虽有丰富的史学理论，却无处实践，因而肆力于方志的编纂，用以检验自己的史学理论。章学诚强调，修志当中要实地调查，重视乡邦文献，要求内容详近略远，反对形式主义。在总结前人修志得失前提下，结合自己的修志经验的升华，提出了系统的修志义例和理论，建立起方志学。《章学诚评传》（与仓晓梅合著）主要叙述了章学城从童年到终老山林的一生，重点论述了《文史通义》的史学思想。

历史研究是历史学者的心智活动，所凭借者虽是“实”的史料，研究过程却不能没有“虚”的功夫。“历史”并非有了史料便可“不证自明”，主观的认识因素须参与其间。历史学者应在研究中明确基本学术思想，详尽而又严谨地展开论证过程，有立论， 有驳论，有推理，有臆断，有演绎，有归纳，有想象，有虚构，有假设，有创制，有关联性思考，有研究性结论，有时甚至需要陈寅恪所说的“神游冥想”和“心通意会”。历史研究中的虚实关系有如范缜在《神灭论》中阐释的形神关系，两相附丽，缺一不可。……从方法论立场看，所谓“虚证”不是捕风捉影，不是凭空捏造，不是添字解经，而是梁启超笔下与“实验”对应的“冥证”，是指历史研究中复杂的运思与抽象证明过程。

本书梳理了齐鲁古典戏曲和近现代地方戏曲文献资料，挖掘其美学特点，艺术价值和文化意义，对齐鲁戏曲如何体现齐鲁文化精神，进行了文化解读，开辟了齐鲁文化深入研究的新路径，为齐鲁戏曲的振兴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