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市领导和市委宣传部领导的直接关心和推动下，上海的民族、民俗、民间文化（简称三民文化）建设正在向纵深发展。作为汇聚全国及港澳地区三民文化艺术精品的上海民族民俗民间文化博览会，同时举办了多届由国内外专家、学者、艺术家参加的“上海文化论坛”。本书就是历届上海文化论坛的结晶，它凝聚了国内外专家、学者、艺术家的智慧与见解，很有价值，可供文化事业工作者、决策者参考。

The story of an ordinary Beijing senior resident who was born and raised in a Siheyuan-a typical Beijing courtyard house， and the witnessed the massiv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to the city of beijing over the past 60 years.

尧坝在川南百千个场坝中本来是个不起眼的小街，尽管历史上他曾作为重要的军事堡砦，作为商贸栈口红火一时，但官方始终没有真正地重视过、关注过它，以致当我们需要了解它的过去时，官方《四川通志》、《合江县志》等文献的记载多只是片言只语，因此要了解尧坝，只有走向民间采访调研的路。2005年做完尧坝老街保护规划后，2006年春天我再次来到尧坝，走进了乡民之中。很长一段日子里，我就像守候在一位老者的身边，倾听他对往事的回忆。由于采用了大量口述历史为依据，尧坝的写作显得十分细碎，多是最普通人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和喜怒哀乐，对它的研究，不像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历史那么宏观，旋律那么鲜明，但乡土性的东西好就好在他有许多细节，真实生动，不拘一格。在江西调研时，一个烧窑工跟我说，“如果经常烧观赏性的窑器，人很容易慢慢变得小器了，单薄了，最后会走向怪癖。所以经常要烧一些日用的产品，比如平常吃饭的碗、喝茶的茶杯及盛水的大缸。烧日用的产品能平衡烧艺术品的小器。”这里面蕴含着非常深的哲理，如同我们所研究的乡土建筑，建筑本身有很多概念化、程序化的不变东西，但是，日常的生活会在建筑中演绎，会生出许许多多的故事来，这些非常日常化的细节里恰恰包含了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不同地域里面非常有意义的东西，生活形成了文化和历史，建筑和建筑群也就有了个性和魅力。当前面对正在迅速消失的乡土建筑及乡土生活，我们的态度应是积极地去发现，更多地去抢救，踏踏实实地去做每一件事，将一个个有特色、有个性的乡土村落尽可能地永远地保护下来，即使不能够完全保留下来，我们也要以最大限度地收集这些历史、文化和建筑的信息，传给后人，让他们知道简单平凡的东西是最真实、最伟大的。

《河南文化发展报告2009》是第二本河南文化蓝皮书。2008年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复杂环境中，河南全省围绕文化强省建设目标，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不断繁荣文化事业，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文化强省建设总体态势良好，成效显著。文化建设正在成为世界金融危机阴霾下河南参与新一轮区域竞争的新亮点。当前河南文化强省建设正处于进一步破除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全面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提升文化产业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的关键阶段。《河南文化发展报告2009》分为“总报告”、“行业篇”、“区域篇”、“专题篇”、“案例篇”，并附有“河南文化发展大事记”，不仅为全省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了更多的理论支持，还记录了河南文化强省建设发展的轨迹。

民俗文化是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衣食住行、人生礼仪、岁时节令、信仰习俗、社会风尚、休闲娱乐等民间风俗习惯的总和。上海民俗中新俗与旧俗、土俗与洋俗的并存，促进了多元民俗文化的互渗与交融，这里既有上海本地的民俗，也有异地色彩的民俗，甚至还有异国情调的洋俗，上海民俗文化所呈现的是海纳百川、活力充沛、日新月异的“海派”精神与风格。

《民族精神集粹》分七编介绍民族精神，即：爱国主义的伟大精神；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改革创新的前进之路；团结和谐的社会风气；激奋高昂的民族气节；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盐城史上的知名人士。在每一编里，既对民族精神有关内容作了简要提示和阐述，又精选了部分自古以来最能体现民族精神的典型的人和事。通过这些典型的人和事，使民族精神能够具体化、形象化，增强感染力、说服力、影响力。

先秦时期，广西属百越之地。公元前214年，秦统一岭南，设置桂林、南海、象郡，广西大部分地区属桂林郡。广西称“桂”由此而来。“八桂”是指“桂”的八个方位，即桂东、桂西、桂南、桂北、桂东南、桂东北、桂西南、桂西北。八桂文化是以广西民族文化为主要内容，以内涵丰富、久远神奇为特色，以本土性和兼容性和谐统一为表征，以鲜明的南方山水品格为个性的地域性较强、影响力较大的优秀传统文化。

《曹氏文学家族研究》由六章组成，第一章是对曹氏文学家族的概括性介绍，不但对曹氏文学家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在发展过程中显示的一些特点、其内部的制约机制等问题进行了考察，而且对其家族成员的著述情况、文集流传情况和诗歌、辞赋的创作等进行了考察。第二章专门对曹氏文学家族创作的诗歌进行探讨。第三章认为，曹氏文学家族的创作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从“本色”到“非本色”的过渡。第四章主要从形式的开拓和内容的扩大两个方面考察曹氏文学家族对于中国文学批评的巨大贡献。第五章是从文体的角度探讨曹氏文学家族对于文学的革新意义。第六章认为，一方面，从创作的角度说，曹氏文学家族开创的文学传统，比如重视创作和作品的编集、强调创新等，促进了南朝文学的大发展；另一方面，从作者的角度看，后世帝王对文学的高度重视，帝王文学家族的大发展，帝王与文人唱和成为风气，门阀士族中出现了较多的文学家族等，都是南朝文学发展的重要特点，而这些特点的形成，都可以看到曹氏文学家族曾经具有的那些特点，也反映出曹氏文学家族的影响是何等的深入！

《周易》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人类社会的重大变动，往往孕育着重大的文化演变；重大的文化演变，也往往预示着人类社会的重要变化。百多年来，中华民族经历了五千年所未有之巨变。巨变带来了苦难甚至屈辱，但同时也带来了民族精神的崛起和民族振兴的契机。尤其改革开放这30年来的变化，仿佛是破云而出的霞光。巨变的时代，造就巨变的文化；伟大的时代，必将孕育伟大的文化。每一个具有文化敏感的人，都会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因为我们正处在这个时代，我们亲身经历，我们亲眼目睹。我们有必要及时观察和记录这个时代的文化足迹。今天一个个看上去平常的文化事件，或许正成为缔造历史的合力。见微知著，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看到。

当今世界是一个文化多元共存的世界，在不同文化群体中存在着多样化的教育策略，这些策略不仅在文化群体内部促进着自身的文化传承，更在全球范围内促进着人类社会文化多样性的保持。在我国，回族是一个具有较强文化认同的民族，这与回族所选择的教育策略息息相关。本研究旨在探讨为了本民族的群体生存和文化传递，回族人是如何选择和创造适切的教育策略的。本研究以呼和浩特回族社区为个案，借鉴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方式，运用访谈、参与观察、问卷等方法，深入呼和浩特回民社区，获得丰富的资料，并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主客位研究，从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角度去观察和分析被研究者的行为和思想，对呼和浩特回族文化认同和文化传承机制进行了描述和解释，希望能够借此揭示不同文化的教育策略对于该群体及其文化生存发展的重大意义，并希望能够在教育学研究中进行方法上的创新。借助对呼和浩特回族社区的民族志描述，本研究归纳了呼和浩特回族社区文化传统与回族教育的密切关系，梳理了呼和浩特回族社区的公共教育体系与次公共教育体系形成的历史。发现了二者之间和谐并存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