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国家。俄罗斯美术对几代中国艺术家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或许这是几代中国人所特有的情结，或许这是具有深厚现实主义传统和充满人文情怀的俄罗斯艺术所富有的魅力。俄罗斯绘画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享有人民艺术家称号的现代俄罗斯著名艺术大师梅尔尼科夫和萨拉霍夫是俄罗斯艺术院资深的院士，他们的作品为莫斯科特列恰科夫美术馆和圣彼得堡俄罗斯美术馆以及外国的一些重要博物馆收藏。本次展出的120件作品，是两位艺术家近50年来的“新作”。作品的画面除保留了以往俄罗斯绘画代表性的广袤原野、深厚的历史情怀外，更多地反映了当今俄罗斯人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倾向。

陈来，1952年生于北京。1981年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1990年起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任北京大学儒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哲学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国际中国哲学学会副执行长，并任首都师范大学讲座教授、香港科技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等校兼职教授。曾任哈佛大学等校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朱子哲学研究》、《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宋明理学》、《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新理学与新心学》、《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诠释与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等。内容简介：本书是作者论述其文化观的代表作，其主要内容是围绕儒学价值传统在现代社会的意义，对近代以来有关的文化讨论和社会科学研究进行的一种深度反思。作者在揭示“反传统主义和反—反传统主义”的对立中，谋求化解近代以来传统与现代的紧张，肯定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学价值传统在现代社会仍有其意义，对全盘反传统的文化观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和批判。

《维多利亚时代的奥林匹斯山》是英国著名艺术史论家威廉•冈特“维多利亚时代的艺术潮流”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作品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笔法，评述了这个时期英国画坛众多艺术家的生平及创作，描绘了一类个性鲜明的人物肖像——新古典主义的山神，展示了当时英国艺术界学院派与民粹派的理念之争与盛衰沉浮。《维多利亚时代的奥林匹斯山》评述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坛学院派是非功过。这个画派以古典主义为理念，以英国皇家美术学院院长雷顿为主要代表，包括阿尔伯特•摩尔、阿尔马-泰德玛、瓦茨和波因特等画家，其影响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达到顶峰，在绘画、雕塑和建筑等领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迎合并主宰了19世纪后半期英国公众的审美趣味。《维多利亚时代的奥林匹斯山》这部专著依然读如小说，充满了戏剧性的情节和时代生活场景，涉及大量的历史文化和社会风俗的知识，文笔典雅含蓄，但也不乏幽默之笔，使人想起《美的历险》的犀利。

《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以1699—1722年间在华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傅圣泽的生平为线索，介绍了耶稣会士中以钻研中国古代典籍并探索其与《旧约》之联系为己任的索隐派的基本情况，勾勒出影响了17—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重大事件——中国礼仪之争、传教区各种势力的争夺，以及康熙朝廷与罗马教廷往来的史实。同时还通过傅圣泽返回欧洲后的活动，描绘了萌芽中的法国——欧洲汉学，以及与欧洲汉学和近代早期欧洲思想史有密切关系的中国古代编年史之争和18世纪欧洲中文图书的状况。《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还提出了一些深具思想史意义的问题，比如因被目为异端而长期遭忽略的索隐派思想的文化史意义和比较文化学意义；礼仪之争中争议和权力之争的相互影响；耶稣会士向中国传播欧洲科学知识的动机和实践是否如李约瑟所评价的那样消极，等等。《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英文本1982年首次出版，是一部较早专论索隐派问题的著作，其开创性价值至今不衰。作者为撰写本书广泛阅读傅圣泽的著作和书信：其中多数是未刊手稿，并将这些文献详细罗列，书读者开列出一份内容广泛、数量庞大、语种丰富的参考文献目录，使它还具备实用的工具书价值。

文化资本居于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之间，文化资本的显性作用可以直接通过教育、出版、销售转化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的隐性作用可以通过知识和培训转化成社会资本，建构以信任、规范、网络互动为基础的良好的投资环境。可以断言，地方和区域战略后10年的任务是找到一种可以把文化产业与更广泛的制造业部门联系起来的方式，创造性、风险、创新和信息、知识与文化在全球经济中将具有核心作用。　本书为“高等学校文化管理类专业系列教材”之一，也是国内目前第一本较全面地介绍世界文化产业发展状况的专业教材和书籍。本书是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一个世界文化产业视野中的参照背景。要发展中国的文化产业，我们首先不能对世界文化产业的发展历史、现状和特点有一个比较充分的认识和了解，因为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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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是宙斯和迈亚的儿子，奥林波斯神们的信使，道路与边界之神，睡眠与梦想之神，死者的向导，演说者、商人、小偷、旅者和牧人的保护神——解释学（Hermeneutic）一词便来自赫耳墨斯（Hermes）之笔。 敬畏是从一个伟大的心灵所写下的伟大作品中学到教益的必备条件，推进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发展，使哲学重新成为生活方式的事情，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总之，上古时代的智慧要么伟大要么幸运。创作人若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且创作的目的在于掩饰，那么就伟大；他们若漫无目的，只是无意碰到了某种素材，激发了这些卓越的思想，那么就幸运。我想，自己的辛劳若有助于他们，也将会集中在某一方面：要么揭示古代，要么揭示自然。 古人小心谨慎……创作所用的方法不会合乎所有人的口味和能力，而是要挑选自己的读者。这种谨慎不能丢掉，既是为了不伤害排除在外的人，也是为了能够增强选中之人的天性。

斯拉夫主义是俄国思想史上重要而富有特色的流派，形成于19世纪中期“俄国与西方”问题的历史性大争论，它强调俄国相对于西方的独特历史文化定位。斯拉夫主义哲学思想的突出之处是以精神整体性反对西方的唯理主义、以东正教聚合性对抗西方的个人主义；社会政治理想是保持村社和地方会议的君主制社会的和谐有机发展；经济观点表现为既赞同自由劳动，又维护村社土地占有制的矛盾的经济思想。斯拉夫主义对后来俄罗斯思想的发展影响巨大。

特瑞·伊格尔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的理论家之一。鉴于“文化”是英语中两三个最为复杂的单词之一，他在自己的新著《文化的观念》中对文化的不同意义做出了区分，旨在以此将一般的读者引入当代有关文化的论争。在这本著作中，作者用一种敏锐的相关性对后现代的“文化主义”进行了批判，认为文化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一种更为复杂的关系，试图从非自然主义的角度重新揭示诸如人性之类的概念的重要性。本书不仅坚决反对文化研究领域的某种时髦的民粹主义，而且提醒人们注意文化精英主义的种种不足。另外，本书还对文化在我们的时代如此举足轻重的原因进行了根本性的追问，极具煸动性地提出，在承认文化的重要性的同时，现在是将它放回原位的时候了。

3.愚忠与服从 先说一个笑话：一家美国公司在报纸上登广告，准备购进一个机器人，要求绝对服从，永不说不，坚固耐用，好维修。结果前来应聘的是一个日本男子，他还附加了一个优惠条件：不需要使用电池和机油。 服从指令，服从权威，不说“不”，这是机器民族的一大特色。服从意识，可以从多方面来理解，既表示服从领袖和领导，也表示服从权威和上级，还可以表现于服从于组织和思想。 日本人的服从意识在全世界都是最突出的。早在19世纪初，中国学者就注意到了日本民族听话、服从这一鲜明特色。谢晋青在《日本民族性之研究》一书中指出：子女须从父命，妇女须从夫命的制度，较诸中国的纲常，尤为严格……就是教育普及的现代日本，其女子教育的惟一宗旨，也还只是“ 贤妻良母”四个大字。 中国人一向被认为是一个保守的顺从的民族，但中国改朝换代是很正常的事情，即使用“三纲五常”学说使用一切办法鼓吹“君为臣纲”和“愚忠 ”思想，也无济于事。而日本人就不同，自从大和朝廷建立后，日本从来没有闹过改朝换代的事情，天皇家族一直坐庄，他人无法染指。这一点，也使谢晋青先生感到震惊：中国人在君主时代，个个都有身为帝王的资格，人民见了帝王，多数都有一种“取而代之”的思想。但在日本就绝对不然了。在日本历史上只有人民拿着自己的生命供帝王藩主们任意牺牲…… 日本人民不仅从来没有过称王称帝的想法，就连起义、造反和向上司进言的举动也少之又少。有人做了统计，自16世纪初至20世纪初的400年间，日本平民迫于生计，有过十几次有组织的暴动和示威，这个次数不能说多，而且暴动和反抗之对象或为地主、或为奸商，其原因，或为饥荒，或为垄断居奇。日本人对于政府长官、社会领袖或者将军藩主、武士名流之类，从来就没有过丝毫的忤逆。日本人服从秩序的传统之顽固，由此可见一斑。 潘光旦先生分析说，日本民族的服从意识异常发达，与其异常发达的封建制度有关。由于日本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和等级制度的社会，使得日本人长期被牢牢禁锢于一个“铁桶般”的体制当中，叛逆意识和自主意识被消磨殆尽。 此论可谓精当，但尚需稍加说明。要说明日本社会的禁锢性为何异常发达？首先要说明日本民族生存的特殊地理环境。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岛国，国内大大小小的岛屿有上万个，但这些岛屿的共同特点是离大陆比较遥远，古代日本人要逃离本土来到中国或者朝鲜，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就意味着古代日本人不得不终身生活在本土，无法脱离。这就决定个人的命运先天性地与领主和部落锁定在一起，一旦不服从集体，就只有死路一条。 P1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