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是一位古旧图书爱好者、收藏者，更是一位从事历史学、文献学研究的学者，因而在古旧书籍的甄别上独具慧眼，收藏上别具特色。书中所收二十四篇文章，记录了作者近年来在国内外书肆搜求各种古旧书籍的经历，反映了作者从版本目录学以及历史、文化等的角度对所经见、所购藏的古旧图书加以考察研究的成果，可读性、知识性、学术性兼备，既可供从事文献学研究和教学的人员参考，也可给喜欢读书、购书及藏书的读者带来阅读的快乐，提供有用的信息。[前言]我是一个从故纸堆中讨生计的人。不是转贩旧书，而是在古人写下书籍的字缝里找文章做。既然读书，就需要买书。近十几年，因为买旧书的缘由，时常会接触到一些藏书家。在藏书家的眼里，我多半算得上是个专业的“学者”，买的书也只是学者必需的“用功”的书籍，与藏书存在着根本的差别。可在一些学者看来，像我这样胡乱买旧书，又似乎是与学术毫不相干的事情。礼貌一些，会说这是在收藏书籍；不客气地讲，就是“玩物丧志”那句现成话。非驴非马，被每一条正道上的人，都视同蝙蝠。可见，虽然同样是以书为侣，但是在读书与藏书之间，似乎存在着很大的间隔。我祖居东胡故地，借用西汉时东胡人的话来说，也可以将这一中间地带，称之为“瓯脱外弃地”[1]。然而，若要对读书与藏书，分别给出确切的界定，却并不容易。譬如，你可以说，读书者买书只为方便阅读，不需要考虑诸如品相、版本等书籍外在形式上的差异。但是，并排放上两部内容和印制形式完全相同的书籍，一部油污水渍，蓬头垢面，另一部则触手如新，墨香袭人，恐怕天下所有“读书”者，都要选择后一部。又譬如许多自命为“读书”的人，会以为藏书者类皆束书不观，纯粹是把书籍当作古董和艺术品来装点门面。可是，其实从来就没有根本不读书的藏书家。藏书家对书籍的内容，大多各有不同的偏好，就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只不过你有你的读法，他有他的读法，他可能只是茶余饭后，把玩赏鉴，同时悉心品味书籍蕴涵的文化内容与其形式之美，并不像以读书为职业的那些人，一定要通过看书来写东西、谋衣食而已。如此说来，在读书与藏书这两大界域中间，应当还存在着一个很宽泛的过渡地带。不仅是我，其实很多需要常年读书的人，都是处在这一地带的不同位置之上。近年济南齐鲁书社办了一个讲藏书的刊物，名为《藏书家》，实际上在上面写稿子的人，多半是既读且藏，或者说是因读而藏，读而后藏，真正称得上藏书家的作者，只占其中很少很少一小部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当藏书家，以后更不会有这种念头。严格地说，买书只是为了读书，为了更方便地读书，更多地读书，也为使读书变得更有趣味，更多一分惬意。上学受教育，老辈的说法叫念书；书面化一些的词汇，便是读书。小学和中学，应当好好启蒙打基础的时候，正赶上了所谓“十年动乱”，在学校，非但不能像现在一样“正规”上课受教育，反倒是时常要代替家里有事的老师给同学“讲课”，于是，就养成了我自己读书的习惯。自己阅读，随心所欲，找想看的书，这样，自然而然地也很早就滋生了跑书店买书的嗜好。当然，像那个时代大多数孩子一样，手头儿能够省下来的零花钱有限，能买到的书，自然也极为有限。少年时代购得的书籍，历经数度移徙搬迁之后，都早已不见踪影，只记得读的最多的是李瑛的几本革命诗集。虽同样是用分行的句子，来图解那个时代的政治意象，但李瑛的诗似乎很讲究节奏和韵律。直到现在，我读新诗，还是很看重这一点。另一部印象深刻的书籍，倒是古代文献，名为《何典》。印象深刻，是因为书名奇特，好记，至于这部书的内容，直至今天，也没有好好读过。这反映出，我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显露了聚而不读的“藏书”倾向。1977年考上大学以后，开始有明确目标地搜罗专业所需要的书籍。高考时本来报考文科，却阴差阳错地被录取到理科。既要满足读文史书籍的欲望，又要适应念理科的需要，欲求者甚广，而从生活费中节省下来的购书款项却依然有限，故所得而求之者甚寡，在书店里还是翻看的时间很长，买下的书籍很少。不过，外界条件的抑制，反而愈加强化了内心购书的奢望。在大学本科时期，值得一提的是，似乎有了一点儿贴近藏书家的购书路数。这就是不问喜好与否，以及是否都用得上，成龙配套地购买某一系列的书籍。其中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就是现在藏书者通常称之为“网格版”的那一种绿底黄色网格封面的版本，我是见一本，收一本，基本收齐了当时已经出版的所有品种。又如旧期刊，一本一本地配齐了自创刊号以来的《地理知识》和《地理》。《地理知识》发行量大，配齐并不太困难，但《地理》是20世纪50年代发行时间很短的地理学中级刊物，介于高端的《地理学报》与普及的《地理知识》之间，上下不靠，存世无多，为配齐它，耗费了我很多个周末。不过大学毕业以后，由于购买必需专业书籍的巨大吸引力，再也没有这样刻意按照出版的系列来购置书籍，从而也就在这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环节上，脱离了通往“藏书家”的路途。不过，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我逐渐体味到在购书过程中寻寻觅觅的乐趣。觅书的乐趣，本来主要体现在搜寻旧书、旧期刊的特殊体验之中。但在那个新书发行渠道还很不通畅的年代里，除了周末常去旧书摊儿寻觅需要的书刊之外，我还有另外一种觅书的途径，这就是通过征订书目，找寻即将出版的新书，向书店预约定购。回想起来，至今我仍然对当时哈尔滨市南岗新华书店负责预定图书的那一位女士，心存敬重和感激。数年之间，这位店员为我定购了许多书籍，其中包括现在还一直使用的《中国自然地理》系列丛书。特别令我感动的是，其中有一些书，整个哈尔滨市，因为只有我一个人预定，所以，书店竟为满足我一个人的需求，特地从出版社订进了唯一的一本。例如由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天气气候研究所编辑的《全国气候变化学术讨论会文集（1978年）》，就是这样，在《科技新书目》上看到出版消息后，由这家书店代为订购，买到手中的。像这样专门的书籍，除了北京、上海，当时在其他地方，是很难买到的。等到我读了研究生，专门学习历史地理学之后，直至今日，一直为能够拥有这本论文集而颇感得意。后来徜徉于南北各地旧书摊肆，却始终没有遇见过这本文集，也就更为感激专门为我预定书籍的这位店员。各个专业，都需要读书，但从事历史这一专业，似乎需要比其他专业读更多的书。当然，更准确地说是浏览更多的书。这一方面是因为历史专业所读的书，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读法有些特别，并不是逐字逐句的阅读，只是走马观花，了解一下大概内容，日后做专门研究需要时，再仔细阅读，或是查找一些有用的资料；另一方面，是因为从事历史专业，不管学术进展到什么地步，出现多少新知识，得出多少新结论，对每一个具体问题的研究，依然需要立足于原始资料，一切从头做起，去读很多代以前学者早已读过的书籍，而不像其他很多学科，新知识随时淘汰老知识，有了新著述，就可以扔掉老书不用。历史学研究用书这两个特点，决定了干这一行的人，往往需要在书斋里储备很多很多的书籍。大学毕业以后，接着读研究生，由理科转入文科，进入历史学领域。因为有了比较具体的专业，读书的范围，也变得非常具体，而购书的数量，则基于专业的需求，开始大幅度增加。当时买书，几乎纯粹是为了实用，丝毫没有考虑过兼顾阅读与赏玩。不是没有这样的意愿，而是尚且无力顾及于此。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业师黄永年先生从北京琉璃厂古籍书店，为单位购买了一批古籍，其中有明末刻本钟惺、谭元春评点《水经注》，价格80元。这是古代地理学名著，因我学习历史地理专业，先生特地指点说，此书价格不贵，书店另存有同样一部，可以考虑买下。但我当时正处于贪婪地扩充存书数量的阶段，根本没去考虑。现在，这样一部书的售价，至少要在5，000元以上，结果同样还是不会考虑将其收入书囊。当时为集中力量，购买专业文史典籍，竟毫不吝惜地让出了几乎全部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书籍，从此以后，便不再购买这一类“闲书”。……

遵循社会学学科重建的方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实事求是的精神，密切联系和结合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实际重大问题，积极以学术研究成果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在过去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中，我们努力迈出了第一步。现在全国人民都为在21世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我国的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又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的腾飞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上涌现出了大量的新现象需要我们去研究，出现了大量的新问题需要我们去分析，同时因学科一度中断，有许多社会学研究的基础工作也需要越来越宽广，社会学人类学者的责任也将越来越沉重。任重而道远，只有奋发努力，再接再厉，才能使我们的学科建设适应中国改革发展新形势的要求，并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为了学习和发扬以费孝通教授为代表的老一代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的学术思想和踏踏实实的学风，也为了交流年轻一代学者的学术成果，我们汇集了自我所承担“八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以来的部分成果，编辑成《社会学人类学论丛》出版，自1996年至2004年共出版40余卷。本丛书将主要包括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密切相关的调查报告、区域发展研究、专题研究成果等等。也主要结合社会学与人类的学科建设，从相关的学术理论、研究方法、重要专题研究等方面介绍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经典理论和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

我们如何理解艺术和设计？理解视觉文化的最好方法是什么？当我们看一部电影、解释一幅绘画或阅读一部连环画时，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总是在控制着我们的理解过程吗？《理解视觉文化的方法》介绍了被用来理解艺术和设计的主要方法，如风格和形式的方法、表现主义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女性主义的方法、图像学的方法和符号学的方法。作者从欧美视觉文化（包括电影、广告、建筑、绘画、时装、机动车、印刷、室内和家具设计）中选用了丰富多样的例证，以此介绍了这些方法的主要倡导者和支持者，并分析和解释了关于这些方法的最重要的观点、争论和成就。

本书共分五章，每一章讨论一个大问题，其中又包含着若干小问题。每一章的内容都是独立的，章与章之间，前后不存在必然的逻辑关系。即使如此，笔者以为把“博物馆与市场经济”放在第一章是必要的，因为很多问题都是凡经济体制的改变所引起的（有些虽与体制关系不大，但须在新的经济体制环境下加以解决）。本书第一章中分析了博物馆走向市场的原因，从理论层面上阐述了博物馆走向市场的原因和依据，博物馆市场的基本特征和运行机制和特点，进而研究博物馆业与文化产业的关系。本书第二章讨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研究了传统博物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法和手段，尤其对新的博物馆类型——生态博物馆及其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特点做了较为全面的阐述，还就我国贵州、广西地区几座生态博物馆的实践与未来发展进行了评析。本书第三章讨论博物馆与旅游业。本书第四章研究博物馆与社区建设。本书第五章讨论博物馆的信息化建设。本书在撰写过程中，曾参阅读了许多文章，吸收了同行的研究成果，其中引证的观点都在文中注明了出处。

《中国儿童文化（第2辑）》由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儿童文学系、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携手合作，共同推出。期待着以此为文化研究和思想创造的学术平台，为中国儿童文化研究的学术建设添砖加瓦。儿童文化是整个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儿童文化的发展水平和被重视程度，已经成为一个社会及其文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开辟儿童文化的研究园地，推动儿童文化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理所当然地也应该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及其制度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1964年中法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后，中国政府首次向法国派出了七十多名留学生，1965年下半年又派出了更大规模的留学生，两批合计两百多人。在中法两国最初启动的友好交流活动中，留学生的交流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近年来，作者将四十年前留学时的情况进行回顾、整理、编写，将当年非常丰富的动人故事展现给大家。为读者奉献上内容精彩、史料详实、文笔流畅、故事生动，兼具史学性和艺术性的留法篇章。

本书选择的对象俄罗斯，它是苏联的继承国，这个国家从2000年3月普京上台以来，政局日趋稳定，经济开始回升，目前虽然尚未走出困境，但它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故乡，不管现在和将来，它仍然是欧洲地区的重要大国，是一个有经济和军事潜力的国家。至于东欧，这是冷战时期的一个政治概念，指的是二战后与苏联一起形成“东方”阵劳的8个国家。1989年剧变后，民主德国并入联邦德国，余下的7个国家，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南斯拉夫一分为五，因此，本书所写的东欧国家，是指冷战后在东中欧和巴尔干地区的12个国家，即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联盟、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和马斯顿。本书是写这13个边有政党政治组织的变化，一般是从80年代末写到20世纪结束，也即这些国家剧变后近10年政坛风云。

本书不局限于单个宗教或文化的传统。无论读者是基督徒、印度教徒、佛教徒还是完全世俗的人，都可理解。为了对当前的人类处境有个整体的探讨，科学、人文学和宗教的研究都是需要的，而且必须合作。本书以一种属人的、易懂的方式综合展示雷蒙·潘尼卡自身漫长、非凡而多产的毕业工作。宇宙－神－人共融的经验，是潘尼卡的多宗教历险的成熟果实，也是他在“历史终结”之际所提供的整体实在的尝试，有着极其丰富的时代蕴涵。

这本书的立意很好。它以非常开阔的视野，勾画了世界范围内当代国际文化经济和文化贸易发展的前沿动态。全书分为“各国动态”、“行业报告”、“政策解读”、“运作与管理”、“个案剖析”、“文化经济与城市发展”、“域外视点”和“走出去”8个部分，基本上涵盖了文化经济和文化贸易的主要方面。书中所收录的文章，有从整体上进行把握的宏观描述，也有对个案的深度剖析，一爪一鳞，归集起来，基本上反映了世界范围内文化经济和文化贸易发展的整体态势。本书的撰稿人主体是驻外使领馆文化处组的同志。这支队伍具有明显的特点和优势：有从事对外文化工作的丰富经验，对国外文化经济的发展状况有较多的了解和研究，掌握很多第一手资料，这就为本书的编写工作提供了比较扎实的实践基础。本书具有知识性、前瞻性、实用性和可读性，对于文化工作者了解国际市场规律、借鉴别国的先进经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其他广大读者了解外部世界、积累文化知识、开阔视野、启发思路，也是一本很好的读物。

这是我国蒙文古籍首次得到全面、科学的整理。此书除汉译外，附以全面研究的导论，详赡的注释，经过校定的原文拉丁转写，丰富的参考文献目录，以及便于读者检阅的专名索引，它的出版在学术上的意义不可低估：首先，《蒙古源流》有了一个可以信赖的定本和译本；其次，它的出版对我国蒙文古籍以至其他民族古籍的研究将发挥示范性的作用，必将推进我国整理民族古文献的科学水平；第三，将民族文献的研究与国际惯例接轨，可以预期，它将在国际蒙古学界产生一定的影响。